阅读刘晓波共四讲，今天是第三讲，题目是：民运的策略与原则。
在异议群体中，刘晓波常常被归为温和派。比方说，由他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就是一份很温和的文件。不过你要是阅读刘晓波的有些文章，你又分明感到它们是那样尖锐、透彻。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自己写文章是一回事，组织一次集体行动是另一回事。组织集体行动，你必须寻求最大公约数，尽量降低不必要的风险，力争让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对于非暴力集体行动而言，没有数量就没有力量。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一种诉求具有温和的形式或外貌，未必就不具有对专制统治的致命杀伤力。言论自由该是很温和的了吧。
晓波说：“无论于官于民，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可是只要有了言论自由，专制统治就随之瓦解，“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专制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
不久前，中共官方刊物《求是》发表文章，称“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由此可见，刘晓波提出民间维权应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是完全正确的，那种以空泛的高调贬低这套维权策略的观点则是十分肤浅的。
综观晓波多年的时评，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时局的判断不但很敏锐，而且很清醒。
他密切追踪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民间力量的成长和公共空间的拓展都有很深刻的观察与阐述。
与此同时，他又不曾陷入盲目的乐观或焦躁。晓波从未一厢情愿地幻想上层会自动地推行政改，也从未预言中国马上就要崩溃或者是民间力量一夜之间就掀起风潮冲垮专制。
事实上，不少异议人士之所以采取更激进的策略，那往往是出于他们对当时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
晓波赞成经济改革，但是他不认为经济改革会自动地引起政治改革。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否则流弊无穷。
以产权改革为例。晓波指出，在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民主化的情况下推行产权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权贵私有化，这就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时至今日，权贵们已经把属于全民的国家资产和集体资产瓜分殆尽。中国的贫富悬殊并非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权贵们抢劫人民财产的结果。
因此，在中国，要实现社会公正，就不能只靠强化税收，增加社会保障，而是必须要对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进行清算。
晓波正确地指出：在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所谓经济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的实质区别，在于如何面对权贵私有化的既成现实。主流经济学家反对清算，主张对不义之财实行既往不咎的一刀切式的无条件赦免。
晓波对此做出了有力的反驳。
他强调实行清算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途径之一。清算应该主要针对国家公职人员，要以法治的手段进行清算，不要搞运动式的清算。
不错，权贵者们恐惧清算。但晓波认为，权贵者们的恐惧，其效果也有两面性，它既可能使权贵者们顽抗到底，也可能使权贵者们顺从民意——只要民间要求社会公正的道义压力足够大，设计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为底线。
尽管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实行清算的现实可行性相当渺茫，但是自由主义者也决不能放弃批判，向不义现实投降。
晓波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认清今日中国的问题以及应对未来的转型，都是很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