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在奥斯陆举行
近期德国两家主流报纸发表文章称，当很多人为中国政府关押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并且全力抵制颁奖典礼感到愤怒的同时，德国的汉学界却只传来零落的批评之声。相关人士就此展开论战。
“为什么我应该生气？那篇文章里的指责根本没有根据，”哥廷根大学汉学教授施耐德（AxelSchneider）语气平静地说，“其实有很多汉学家都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发表了意见和看法。”
“那篇文章”指的是12月10日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的“沉默的中国通”。文章批评说，在全世界关注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特别是这位获奖者在中国因言获罪，目前正被关押在东北的一所监狱，而德国的汉学界却选择沉默。
为什么选择沉默？
文章的作者马凯（KaiStrittmatter）曾担任过8年驻华记者。“很多汉学家都表态了吗？那我只能说，在大众传媒上我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全德国范围内也只有一个由汉学家组织的公开的研讨会，在波鸿，”马凯接着说，“当然，不是非得有人出来表态，这都是个体自己的决定。”“如果有些人是研究甲骨文的，他当然可以说，我跟当代中国问题没什么关系。但是最近15年间很多汉学家或者中国问题研究者开始专注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我当然也尊重每个个体陈述的理由。有些人不愿意陷入海外民运人士的争斗之中，有的说大学行政方面的事多到已经无心顾及其它，还有人说没有媒体采访他们。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很奇怪，这么多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有关诺贝尔和平奖的事从他们当中差不多没听到什么。所以人们问这是为什么？”
“沉默的中国通”这篇文章在回答这个“为什么”的时候引用了中国作家戴晴的话：“中国的影响在迅速增加，中国有的是钱。不讨这个政权嫌的德国学者可以过上好日子。研究经费和荣誉博士头衔，这里多的是。”
文章中提到，哥廷根大学东亚学院去年利用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提供的经费新添了两个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教职。“如果我们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钱，在德国大学为教授们付工资，而这些教授又是负责为我们讲解中国的，这些教授本身可能人格高尚，对此我毫不怀疑，但这种做法必然会导致体制性的依赖。如果面对一种情况教授们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教授们当然会变得更为谨慎，因为他们当然不能让出资人受惊。”
哥廷根大学汉学教授施耐德承认东亚学院的确部分通过中国汉办提供的经费增添了两个教职。但是他认为，《南德意志报》的作者对德国大学使用第三方提供的经费增添教职的制度缺乏基本的了解：“一个由第三方出资的教职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拿了钱，事先跟出资方谈好这笔钱用来做什么。如果出资方干涉具体的运作，干涉你的决定，那是不行的，德国哪一个大学都不会接受的。”
具体涉及到哥廷根大学东亚学院的情况，施耐德教授表示，学院方面只需要和中国汉办协商在哪些研究领域增添教职，至于聘用谁做教授，具体研究什么内容，被聘用者对中国政府持什么样的态度观点，“汉办不管也不能管”。
“与中国合作是走钢丝”
《南德意志报》记者马凯在文章中写道：“与中国合作是一种走钢丝的行为，很容易就会从钢丝绳上掉下去。”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沉默的思想者”一文的鲁道夫（JörgRudolph）认为，“谁和中国的官方机构组织合作，谁就失去了研究的独立性”，对中国政府态度不逊的“就会失去合作的机会”。
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叶翰（HansvanEss）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说过，他有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北京方面认为“海外的汉学家们理所当然都应该是朋友”。北京方面做出的这种判断恐怕并非是错误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汉学系学生说，他觉得大部分汉学家都热衷于强调“中国的国情和其它国家不一样”，“应该给中国更多的时间”，“应该对中国有更多的耐心”……
《南德意志报》记者马凯说：“说这种什么‘中国人和别人不一样’，所谓‘不要让中国政府感到丢脸’的话都是很愚蠢的想法。”“我在中国呆了8年，还很少能遇到像中国政治家们这样不给别人面子的情况，即便是商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应该有权利更自信一些。”
“中国通”的任务
马凯说，许多汉学家说，“我们要去理解中国”，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要去理解中国政府”。而这样做就刚好“落入了中国政府预设的陷阱”。“中国政府向整个世界宣布，我们代表的就是中国。我们所说的一切都代表中国。别人说什么，都不是中国。如果对中国政府充满同情，那么也就忘了那些被中国政府嫌恶的人。中国政府如此之强大，经济如此强大，我们没有必要去同情它。你当然可以试着去理解它，但是总试着或者经常试着去原谅它，那我觉得这种做法就完全错了。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忘记了大多数的中国人。”
哥廷根大学施耐德教授说，理解中国是汉学家们的任务。“理解一个政府的行为不代表我就赞同它的做法”，“理解”是去了解这个政府的考虑、受到的限制以及内部斗争等诸多方面，去了解这个政府为什么会这样行事，但是最终做出的价值评价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不要只是拿自己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很可笑的冷战式的两极化的意识形态，黑白好坏这样的思维对事物进行评判。完全可以用平衡一点的心态看待中国政府的一些决定，最后你当然还是可以说这些决定不对。我觉得，冷战结束20年了，我们不再需要简单的黑白两极化的思维模式评论中国，现在的情况复杂多了。”
“沉默的思想者”一文的作者鲁道夫则表示，汉学家们喜欢把现在的中国和30年前的中国相比较。但如果将70年代的德国和40年代的德国作比较，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应该把现在的中国和一个公民社会的要求相比较，和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自由或者相对自由的社会进行比较。但是汉学家们不这样做。他们说我非黑即白，他们保持科学研究的距离。其实这些都是所谓‘相对化地看问题’，而我反对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