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说老实话，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曾经他坚硬、执拗、锋芒毕露、具备死磕精神、还带点精英傲慢。如今他愈加偏爱北大光华楼下那瘦小的老子塑像。
黢黑健硕的蒙古壮汉一丝不挂，向脚下鱼贯出入的人群炫耀野性的美感。对面的老子瘦小干枯，侧身吐舌瞪眼，似是讥讽壮汉的滑稽。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新楼门前的这两尊雕塑，是院长张维迎拍的板。北大人斯文，见到如此先锋的作品难免惊讶。一个光着屁股，一个挤眉弄眼，什么意思？这不是丑化光华吗？很多人在心里嘀咕。
“院长，要不要弄走？”有人问。张维迎说，不急，先放一段时间，不接受再说。两年后，怪异的雕塑已是光华最受欢迎的拍照地点。时间终教人们习以为常。
不久前，张维迎新书《市场的逻辑》上市。为市场奔走呼喊近三十年，张维迎已是庞眉皓首。他希望有一天，曾被视作洪水猛兽的市场经济，终以自己的逻辑通行于世。
金刚到菩萨
去年是张维迎的天命之年。年龄愈大，他愈加偏爱楼下那个瘦小的老子。传说中，老子五十岁那年骑青牛过函谷关，留下《道德经》五千字西去不还。“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经》里的语句，张维迎信口拈来。
三四年前，张维迎开始精读中国古典。“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大家都觉得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这些东西都是西方的。”他希望在祖先的智慧里找到自由主义的根源,“在对政府干预的批评上，至今还没人比老庄说得更透彻更到位。”
那是张维迎经历人生剧烈振荡，亦是他引发诸多争议的时间。2006年9月，当了八年“第一副院长”的张维迎接班。他推行强力改革，两位教授受到处理，他们在网络上奚落张维迎是“著名的陕北农民”，称他“挟私报复”。早些时候，他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文章，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让他一夜间变身“人民公敌”。
针对张的批评甚嚣尘上，甚至“连累”了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他们被视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一些批判者甚至没来得及看完张维迎的全文，即封张维迎是“黑了心的主流经济学家”。
“我算什么主流经济学家，政府都不待见的。”张维迎跟学生自嘲。今年7月，他面对媒体坦诚，在政府只担任“一些纯技术性的咨询工作”。
这是一种巨大的尴尬。张维迎因诸多惊人言论收获了空前的名声，虽然很大程度上是骂名。在另一个层面，他始终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呐喊者，对政府管制的批评贯穿于他近30年学术生涯。“一般而言，责难体制的人天然会得到大众的认同。张维迎也很想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大众，和大众共鸣，但骂他最多的也是大众。”一位接近张的光华人士说，体现在张维迎身上的却是两边都怎么不讨好。
对于张维迎的遭遇，茅于轼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深有感慨地写道：可惜的是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社会的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才是真正可悲的！
但如今媒体前的张维迎对此显得并不太在意，老庄之道似乎让他有所了悟。他承认，重读经典的另一个目的是“维持内心的安稳”，他甚至说要“大慈大悲”，“社会很复杂，有些力量一定要靠你自身战胜自己。手不要伸得太长，你不能什么东西都太在乎。心中要有定力，要禁得起。”这种菩萨低眉的姿态多少让人有些不太习惯，毕竟他曾经是坚硬、执拗、锋芒毕露、具备死磕精神、还带点精英傲慢的那么一个张维迎。
土与洋的结合
“大众是什么？全世界67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张维迎笑笑，几年前的金刚怒目已然不见踪迹。“说影响大众，那是你把自己看得太伟大了。”
话虽如此，但他听说自己7月推出的新书《市场的逻辑》普通人读来并无障碍，脸上便有了不少欣喜。得知北大边上的小书摊，此书竟有了盗版，他大感意外。“这是一本学术性的著作，虽然比较通俗。当然，我希望更多的人读到它。”
他有一种传教士般的热情，谈话者表现出对市场经济的一点点好奇与善意，就会激发他的灌输冲动。他忘情而投入，滔滔不绝，他总是试图用最简单的例子阐述自由市场理论。他不厌其烦地重申那条在各种场合被阐释过成百上千遍的市场逻辑—一个人想得到幸福，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
《市场的逻辑》的飘口作者像上，张维迎手抚下颌，一脸深沉，像是在沉思改革攻坚的核心问题。
这张照片上的张维迎看起来太严肃了，其实他是个善用比喻和开玩笑的人。在国内学者里，他仍然算是个说话风趣的家伙。
近20年的农村生活背景让他受益，至少他能举出一些富有田园野味的例子来。2010年夏天的光华毕业典礼致辞上，他以老家门前那棵老杏树为例，教导毕业生们等待成材应如摘杏一样，“不要急于求成”。当过生产队会计的他，擅长用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道理。金融危机发生后，很多体制内的人觉得中国没出问题很万幸。他就说：这好比我们坐在一辆牛车上，突然看见一架飞机失事掉了下来，牛车上的人会惊呼：哎，你们看，还是我们的牛车安全嘛。
早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那场关于价格改革的讨论中，25岁的张维迎就凭自己出色的表达能力，在100多位中青年经济学者中脱颖而出，引起学界和决策层的注意。1993年，张维迎原创了一个“斑马村寓言”总结中国改革。“无论价格改革还是国企改革，都是把马变成假斑马，再换成真斑马的过程。”
那个带有一点农业学大寨色彩的故事，后来受到很多国内改革研究者的欢迎。人们喜欢这个比喻，因为它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兼具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的改革进程。
但如果依此认为张维迎的幽默感仅仅是一个陕北农民的天赋发挥，那就大错特错。今年6月，王石和黄怒波等人登完珠峰，在北大办了一场“巅峰对话”。王石说，人为什么要登山，因为人有一种特有的冒险精神，需要去征服未知世界。张维迎作为嘉宾随后上台点评说，动物可能也有冒险精神，也会探索未知。“不过，”他顿了顿说，“动物冒完险，应该是不会搞一个巅峰对话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式幽默。在牛津的留学经历给张维迎留下了一些印迹：爱穿温莎领，谈话保持距离，偶尔也会摊摊手耸下肩。但言语间他很少聊到“兄弟在英国的时候”，倒是不时提及他的农村生活。
“他那种陕西农民的质朴，我觉得还在。”光华工作人员岑科说，张维迎从不回避自己的农民出身。在光华的聚会上，张维迎的保留节目便是深情演唱陕北信天游。唱之前，他会先把歌词念一遍，一般都是情爱之类。岑科的印象里，张维迎是个很好打交道的人，生活中没什么架子。有一次EMBA新年晚会，开场有个羊倌背对观众，身着小棉袄，头系羊白肚头巾，咚咚咚咚敲着大鼓。“鼓声戛然而止，羊倌转身，追光灯一打，居然就是他！”
“一根筋”损害了影响力
张维迎的陕西老乡张艺谋曾说，陕西人性格执著，比较“一根筋”。无论是打官司的秋菊，还是追求爱情的招娣，都是犟脾气认死理，一条道走到黑。
在生活之外的领域，他远没那么随意。多位熟悉他的人都提到，张维迎有点“一根筋”。不过，张维迎自己不这样认为。他说，他是相信自己的逻辑能力。这种相信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些近乎于迷恋。作决定时，如果逻辑推演上他认为没有错的，必定不依不饶。
“比如说有一个峡谷，所有的人都说，过不去，那里是万丈深渊，如果逻辑推论出那里应该有一座桥，我就会走过去。”在《大学的逻辑》里，他这样写道。
他喜欢以逻辑来命名自己的著作。《大学的逻辑》是《市场的逻辑》之前的一本著作。2002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助理，作为北大师资人事体制改革工作小组组长，提出“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教改措施，人称“癸未变法”。一公布即引发风暴。是年底，党委换届选举，张维迎得票倒数第一。经过长时间修改，方案被“打折”实施。在《大学的逻辑》里，他坚持自己的改革理念，“没有深思熟虑，绝不轻言改革！”
2006年，北大给光华学院3个评正教授、6个副教授名额，但最终学院只提了1个副教授。光华前任院长厉以宁曾这样评价张维迎，“维迎做院长，我很满意。我们应该鼓励他。”厉同时指出，张维迎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办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不足，应该多听取老教授的意见，二是光华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处理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
“如果他是个投机取巧的人，从校长助理做到副校长，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光华人士感叹，张维迎的“一根筋”损害了他在某些人眼中的的形象。“他现在的影响力是打了一些折扣的。”
他在决策层的影响力有限，“人家也不会找他去开会”。张维迎有时说话不太给人面子，包括他爱人，当然也包括官员。他会当着爱人的面，毫无保留地夸赞爱人的女友漂亮；他也会当着国有资产管理局官员的面说，国有企业是搞不好的，国有资产管理是没用的。2009年的亚布力年会上，张维迎和中投公司（正部级单位）总裁高西庆为外汇储备的事情争论起来。张维迎情绪激动，他说中国人说话的可信度跟出席的人数成反比。人越少话越真，人越多话越假。“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大多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
但“一根筋”的张维迎在亚布力是受欢迎的，他是这个中国企业家年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的市场经济等于自由价格加企业家理论，为他天然地赢得了这个圈子的赞赏。张维迎与很多企业家交情不错，潘石屹与夫人张欣就是他撮合的一对；万通董事长冯仑与他是大学同学，在张维迎去英国留学的几年里，冯仑就借住在他的北京公寓。
在光华院长的位置上，学院领导、师生、校友、官员、企业家等等，三教九流的人都得接触，“一根筋”的张维迎却也算应付自如。“但往往一根筋的人能应付的场面更多。”光华智库总编辑傅小永说，“一根筋的人给人稳定的预期，大家合作起来比较简单。”张维迎对此曾有个比方：人跟恒星一样，只要你分量够重，别人就围绕你转。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官方网站对张维迎的介绍中写道：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引文索引》统计，他的论著被引用率连续多年名列第一。
2006年，一位记者曾问张维迎：你为什么不讲点策略，把话说得漂亮些，让大众更容易接受？张答道：讲策略是政治家的事，学者怎么认为就应该怎么说。如果给学者施加过多的负担，学者都像政治家那样，学术就没有了。
四年院长当下来，张维迎变得圆熟而豁达。访谈中，他尽可能用平缓的语调，寻找一些中性而温和的表达。他说“人不能老唱高调”，并表达自己对于他人的理解。他仍旧强调逻辑的力量，但他承认“生活太复杂，逻辑会打架”。
书本上学的东西，不是智慧，智慧要从生活中来。在近来一些公开活动上，他频频发出如上感慨。“孔子那么伟大的人，也要经历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而不是一开始就从心所欲不逾矩的。”
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
1984年12月，张维迎将研究生毕业时间提前了一个月。原因是为了赶早到国家体改委工作，“我是1984年12月29日报到的。虽然提前上班几天，但是工龄可以早算一年。”从这件事多少能看出，张维迎并非总是“一根筋”。
体改委的五年是张维迎人生中“激动人心的年代”。一般而言，社会转轨初期是官僚系统对经济知识需求大量增加的时期。体改委里汇集了很多如张维迎一样初出茅庐的知识分子。如今当道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可以在体改委里找到他们年轻的影子。
那是经济学在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满足感。年轻的研究员们今天聊的一个经济学术语，十天之后就会出现在总理的政府报告里。张维迎回忆说，作为年轻经济学者，有幸见证和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发表的绝大部分观点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一些观点甚至到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他深感自豪。
“我没有做童话里那个没有穿衣服的皇帝身边的弄臣。”张维迎说，“但说老实话，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
在经济学圈内，一个时常被拿出来与张维迎作比较的人物是周其仁。周比张年长9岁，但两人经历大体相同。上世纪80年代，张效力于国家体改委，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各自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二十年后，两人在体制内的影响却大有差别。周其仁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张维迎却只有一些“纯技术性”的顾问头衔。
一位与张周都有密切交往的人士将二人的差别概括为“陕西人”和“上海人”的区别。“两人在学术上的洞见能力都很强，为什么老张的影响力相对较小？我觉得是地域差距带来的性格差异。张不大会去修饰他的言辞，不讲场面话。周很少绝对化的看问题。”因为言辞温和，观点也并不激进，周被称为“中国挨骂最少的经济学家”。
尽管二人在一些学理问题上会有不同见解，但他们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仍基本一致：相信市场，反对政府的调控干预。“10个经济学家有11个看法。几乎所有人都挨过骂，他们自己也都在争吵。但如果把茅于轼、厉以宁、张五常、张维迎、许小年、周其仁、陈志武、樊纲、林毅夫他们凑在一起，写出中国改革最重要的五个问题，并且排序，你会发现结果可能会出奇的一致。”傅小永说。
在傅小永眼里，作为“挨骂最多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却是在金融危机到来时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很多人产生了动摇，开始论证自由市场的弊病。在我看来这是很可悲的，中国救市那么强烈，缺的应该是反对调控的声音。但张维迎坚守住了阵地，在去年发表《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他也为20多年的坚持引以为豪。”
社科院学者徐友渔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认为，张维迎“有点走火入魔”，“他认为只要能够达到市场化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中国最美好的一天就到了。在过分强调市场化这一点上，我认为可以称他们为‘市场拜物教’。”但徐友渔也承认张维迎的独到之处，“他觉得大家只看到国有产权改革中发生的腐败，但是很多人都没看到，‘一堆山芋烂在这里’问题更大，却谁也不吱声，对这一点他表达了很深刻的见解，大家未见得能够理解这个思想。”?
张维迎似乎已对自己的理论获得承认寄予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预期。访谈中他多次强调，“好多伟大的东西诞生的时候是不被人关注的。历史上看，有时候它死了之后才火起来。”他说要像庄子那样，“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责难者对张维迎的批评似乎形成了定势：几年来网上积攒下来的骂声还在不断被转载；每个新版“叫兽语录”总是不忘收入他的若干言论。张维迎感到蹊跷的是，临近光华新一届院长选举，他频频遭遇各种“丑闻”：学历造假门、艳照门……他在博客上贴出了一份三千字的声明，澄清学历相关问题。对于后者，他没有回应。网上流传那张图片里的画中人，实在太不像他了。
张维迎对媒体比过去更加谨慎，有关私人的问题多被他以礼貌的微笑回避，他甚至不愿确认自己是天蝎座。但他仍不忘揶揄下网络：网络公司靠假新闻吸引点击量，跟商家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是完全一样的吧。卖假货的出了问题他会紧张，为什么登假新闻的网站就没人紧张呢？
但他仍然有些随意。一位女记者问他，如果遇到诱惑你怎么办？他说：我没遇到过那么大的诱惑。假如有人要给我10亿元让我写一本反市场的书，我不知道能不能经受这个诱惑，也许我能经受，也许我经受不了。
这句话被一些人解读成“10亿元可以出卖信仰”。几天后，果然另一位女记者来问，给你10亿元你是不是可以写本反市场的书？他只好改口：我现在说，你给我一万亿元，都不会改变我的信仰。
对话
人生就像市场，别想着精心设计
南都周刊：你今年五十一岁，现在知天命了么？
张维迎：只能说这几年比原来明白更多吧。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思考、经历多了，会更从容一点吧。但你很难说自己没有急躁甚至浮躁，聪明的人只是学着不断提醒自己。
南都周刊：你现在还会受到诱惑吗？
张维迎：如果一个人不受到诱惑，那他就是神仙啦！只是我能做到在任何的诱惑面前思考，值得不值得，因为任何东西你都要付出代价。接受记者的采访，我是在传播我相信的理念，但你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曲解。
南都周刊：你鄙视禁不起诱惑没风骨的知识分子么？
张维迎：你可以用这个词，当然我们还是柔和一点吧，有时候对没风骨的人你也应该有一种慈悲之心去理解他。你到那个境地说不定还不如人家呢。佛教讲的，你得有大慈大悲。慈悲来自人的理解，因为他事出有因。
南都周刊：这些年你承担了不少骂声，觉得委屈吗？
张维迎：我觉得现在的人某种意义上有好多的冤假错案，但不能说我是“受委屈的人”，如果我也算受委屈的话，那委屈的人就太多了。人要换位思考，才能释然。
南都周刊：你的世界是一个逻辑世界吗？
张维迎：理论的世界一定是逻辑世界。生活的世界要复杂得多，有时候逻辑打架太厉害，你会有人格分裂。但是如果有一个逻辑主导的话，那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还是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南都周刊：你生活的逻辑是什么？
张维迎：还没有归纳，但我想跟我的市场逻辑没什么区别。人生在世，你需要给别人带来快乐。
南都周刊：你身上吴堡的印记更多，还是牛津的更多些？
张维迎：每个人的成长好多事情都是偶然的，然后才造就了你现在的状态。所以人生就像市场，不要想着怎么精心设计。好多人精心设计，最后就坐牢去了。
南都周刊：你如何看待当前改革现状？
张维迎：现在利益多元化，大家自己玩自己的，我觉得叫空转。我们现在是不挂档，只踩油门，听起来轰轰轰，但没挂档它不往前走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状态。
我呼吁重建体改委，就是说需要一个专注领导改革的机构。发改委现在是分配资源，它就选择在发展，而不是改革上。发展意味着分钱，意味着项目，这当然舒服嘛。改革老是要跟人吵架要动既得利益，当然没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