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上旬的安徽池州市民掀翻市长轿车事件（以下简称“掀车事件”）本不足怪，因为这种现象在中国大地已经普遍化。比方说，同在安徽，今年六月中旬，马鞍山市旅游局长驾车蹭人后施暴，车被愤怒的群众围砸。尽管人们只是用西瓜、矿泉水瓶之类的东西表达愤怒情绪而未掀翻轿车，但是类似的局长在打人时还叫嚣“我是领导”的行为及社会后果都可广义化地称为“掀车事件”。
“掀车事件”正因社会矛盾的激化进入高峰期。在池州新闻二十天之后，湖北武汉市江岸区受暴力执法侵害的商贩群体对抗城管队伍，掀翻两部城管车辆.而相较之下，池州的“掀车事件”之所以有分析意义，是因为媒体为市长狂话掩饰在先，后又继之“和谐徵地”宣传以欺骗公众。
史盲集团不懂廉耻
安徽池州官方的做法是成语“文过饰非”最好的诠释。具有道德批判含义的该成语源自《论语》，经盛唐时期大历史学家刘知几发挥，遂成一项历史文化资产.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云：“岂与夫庸儒末学，文过饰非，使夫问者缄辞杜口，怀疑不展，若斯而已哉？”
中共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具体表现毛的暴政）失败后，迅速向民族主义退守。但是，民族主义成立的必要条件是对历史文化资产的继承，尤其是以反省历史、避免历史之耻重复为核心。中共作为一个史盲集团的所作所为，恰恰说明了他们的文化本质是反历史和反民族的。既然是伪民族主义集团，其作为“唯物”信仰集团，全面贪腐是必然逻辑。因此，他们反对普世价值也就没有什么难理解了！
池州市长“不做市长，也要在二十天内把梅龙镇铲平”的说法，本不需要当地为之掩饰而言以“像他这样水平的市长，怎么可能讲那样的话”之辞，因为官权狂霸与屡发“掀车事件”正是史盲治国导致的结果。一些民间学者在讨论此类问题时曾经对体制内的人士建议，希望胡锦涛能将“八荣八耻”（有人戏称之为“二八儿”）政治道德观念修改为“九荣九耻”，即添上一项“以镜鉴历史为荣，以文过饰非为耻”。中央党校一位在○六年曾参与策划“八荣八耻”口号宣传方略的教授，半认真半自嘲地回应了这样建议：“你们这是在讽刺共产党不懂历史嘛！”
第五代的道德不自觉
据中共政法系统一位高层人士无意间透露的信息看，广州亚运会所推行的“禁刀令”──市民购买菜刀需登记身份信息，而且限制购买数量，是奥运会的一大安保发明。一句话：这是政法系统推进安保与维稳的重大政绩。历史上，蒙元末代皇帝曾下诏公佈过类似禁令，其曰：“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
元顺帝的这项荒唐禁令是中国民间故事“月饼的来历”（即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一个历史依据。民间传说：元顺帝时期，任何村庄只允许用一把菜刀，一年四季村民切菜剁肉都要到村中指定水井边排队使用菜刀；后来，人们发明了不用刀就可做成的空心饼，并利用此饼传递反元信息，最终约定在八月十五共同起事，云云。其实，比这个民间故事更可靠的是秦始皇时代销毁民间兵器的政策，《史记》记曰：“削锋镝，铸以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从奥运会到世博会及亚运会，“禁刀令”确实重複了从秦始皇到元顺帝的无知与暴虐，而中共如秦、元那样暴起暴亡无疑也是必然的。如此判断并非仇恨之言，而是曾被认为大有希望的中共第五代改革人物无一例外地陷入史盲状态.正如北京一位资深媒体人评价亚运会也採用“禁刀令”模式时所说：“你要说北京的刘淇、上海的俞正声搞『禁刀令』，没什么可在乎的。他们是『四○后』，对未来没多大影响。但是，汪洋在广东搞这个东西就很成问题了！”
过去两年来，汪洋虽然因倡言政改而受到了左派的大力指斥，但是，他从刘淇与俞正声那里拿来“禁刀令”，则令看好他的知识精英大跌眼镜.汪洋的作为从一个侧面上说明了中共第五代的道德不自觉状况.在第五代中年龄偏大的薄熙来其人望在民间也跌到了新低，原因是他指使重庆政法力量向媒体挑战，以所谓的双起方法对付媒体与记者。而依中国古代亢直忠亮的士风所倡来衡量，薄的作为就是欲钳天下之口。
汪薄两位风向标人物的作为，令老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共第五代全面失望。正如不愿披露具体专业的社科院老专家叶先生所云：“不要寄希望於第五代，他们不过是一群『文革分子』而已。为权力而不断变换政治腔调，是他们的本质.”
另外两盲也很可怕
不少经历过“文革”冲击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对於习近平几乎不抱任何好的预期。一方面，认为他学养差，不足以应对未来十年的社会高危之状；另一方面，也忧惧以他为首的第五代上台后会发动“变相文革”即整肃知识界的自由力量。公平而言，学养缺乏绝不是第五代所独有的特徵，第四代的法盲与哲盲状况无形之中也影响着他们。
“禁刀令”不仅表现了第四代的史盲也缺乏廉耻观，而且更多地表现出了他们缺乏法学素养与法治意识.以奥运会的安保为标志，第四代把反法治思维推向了极致。对於宪法，他们也视之为虚无之物，尽管面对社会危机，现在又来强调“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云云。现在，农村社会之所以屡有暴力徵地与强行拆村诸行为，源於农村土地宪法地位悬空，修宪确定农民私有权利才能消弭危机.但是，可靠消息表明胡德平等开明人士靠政协、人大建言机制来表达的农地私有化意见，遭到贾庆林与吴邦国的严肃批评，称之为“动摇党的领导的不负责任言论”。
宪法法盲之形成源自意识形态缺乏哲学营养.据民间一位资深学者讲：“前苏联不是亡在『党内异议』人士之手，而早在列宁建国时，革命哲学的霸道导致了意识形态营养的贫乏。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政治家几乎没有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概念。”此为一家之言，亦有待学术论证.但是，中共从江泽民的“三讲”到胡锦涛的“二八儿”，从前者的“三个代表”到后者的“科学发展观”，都是哲盲的表现.
江时代的“三讲”被老百姓讥为“就是少了一个『讲道理』”；本文此前已提到有民间要改“二八儿”为“九荣九耻”的建议，更证明了民间与官方在哲学观念上的巨大差异。由“三讲”蜕变而来的“三个代表”、由“二八儿”蜕化来的“科学发展观”，完全陷入了逻辑混乱与哲学悖论。
以哲盲为本质的法盲与史盲治国逻辑，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中共日前重提“建立学习型政党”的口号。但是，不管这个口号在党内高层权争的意义上，是回归“三讲”里的一讲还是为“科学发展观”添些无所谓的新内容，都说明三盲治国正把中国引向灾难的深渊.
意识形态重申刚性
中共每临社会危机和民主思潮冲击，都要本能地强化意识形态刚性。面对全民政治改革诉求，再明批普世价值就显得不合时宜，因此，目前一方面重新包装“西方阴谋论”；另一方面又“缩小打击范围”，专门以个案形式整肃媒体.比如，湖南的《潇湘晨报》因纪念辛亥革命、警示腐败亡国之教训，遭到了地方党权的整肃；再比如，靠军内开明元老支持而创办的《炎黄春秋》杂志，因倡党内民主而遭到了中宣部明火执仗的打压。
此外，一些知名自由知识分子的表达渠道也被逼窄，如着名的网易博客“专栏作家”当红栏目，在广东宣传部传达北京指令后，限制了数位作者文章的“首页推荐”，其中三名系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中宣部长刘云山说，“给独立中文笔会的反动人物言论空间，就意味着我们缴械投降。”他还说：“为了从技术上做到位，不能关他们的博客，但要尽最大努力限制其访问量，让他们试图以『博出位』的方式进行煽动的阴谋无法得逞！”据一些知情人士讲，中宣部整顿《炎黄春秋》杂志的一个内控指标是：该杂志执行主编吴思“系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并且接受过前任会长（或主席）刘晓波颁发的年度『自由表达』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