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在1998年冲天而起，在如铁桶一样控制民间政治力量的中国不啻是向平静的湖面丢下一块巨石，许多人也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知道中国还有一批人不畏艰难在冲击似乎如顽石一样坚固的一党体制。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几年前贵州的一批志士在更加艰难的情况下已经吃了这只“螃蟹”！1995年，贵州的陈西、廖双元、黄燕明等人经过思考和磋商毅然建立了“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当然等待他们的不出意外，向来不容卧榻之侧有其他人酣睡的中共也绝没有羞羞答答，最后陈西等人因此被当局判处重刑。
在1998年组党前夕，首义的浙江朋友们在商讨以什么名字作为旗帜时，吴义龙提到了贵州朋友们的壮举，最后大家一直同意采用“中国民主党”这个简单而又响亮的名字，其中自然暗含着对贵州朋友们前期探索的承认和继续。感谢贵州的朋友们，感谢他们以自己的勇气表明了中国民运组党结社的决心，感谢他们第一次亮出了中国民主党的旗帜。虽然贵州地处中国西南之角，社会经济比许多省份都显得落后，但若说到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贡献，贵州却位居前列，它是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一个重镇。
我第一次听说贵州的朋友是在1995年，那时我刚认识廖亦武，在有次谈话中他向我提到贵州的诗人黄翔，说他是民刊时期贵州启蒙社的主要人物，当时已经流亡海外，好像在主编什么刊物。后来廖亦武又介绍我认识了覃礼尚，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来自贵州的民运朋友。“八九”民运时覃礼尚正在重庆读书，因积极参与民主运动最后被当局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与廖亦武、杨伟他们一起在川东监狱服刑。覃礼尚是贵州遵义人，家庭条件很艰苦，出狱后就到成都找到以前的难友，最后就跟着杨伟卖啤酒谋生。1995年底我认识重庆的邓焕武、王明等朋友后，他们又在我面前经常提到贵州的一些民运朋友，特别提到了廖双元、吴玉琴夫妇，说早在民刊时期贵州的朋友们就表现得特别活跃，并且与重庆的民运朋友常有来往。当时我正致力于西南民运的横向联系工作，自然期待着早日认识和结交贵州的这些老运动员。
大概在1996年初，我终于在王明的陪同下满怀希望地来到了贵阳，首先找到了杨在行，他与王明关系很熟，当时正在经营一家炼油厂。但杨在行当时的情绪特别低落，一方面是因为生意不好做，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贵州的陈西、廖双元他们刚因为组党而受到严厉打击。杨在行说他虽然没有参与组党的具体活动，但仍然受到当地国保人员的经常骚扰和恐吓。杨在行还说贵州民运圈内比较活跃的朋友们基本上都进去了，没有进去的现在也比较谨慎胆小。听了杨在行所说的情况，我感到有些沮丧。后来王明带我又见了几个朋友，果然他们这时对民运已没有多大的热情，看来贵州朋友们的这次组党确实使贵州民运力量元气大伤。这时我又想到王丹曾在我面前谈到过袁红兵当时好像正在贵州师大教书，我早就知道袁红兵曾经是北大法律系的老师，因从事民主运动尤其是参与《和平宪章》运动而受到当局的迫害，被发配到偏僻的老家贵州。我便对他们说我想见袁红兵一面，他们说袁红兵现在也比较低调，一直表示不愿见民运朋友。我有些不甘心，不希望毫无所获，谈不了什么见面也可以呀，于是跟袁红兵打了电话，事实证明朋友们的推测是有道理的。所以，我的第一次贵阳之行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得到了一本王希哲的自传《走向黑暗》的复印件。
我第二次到贵阳是在1996年下半年，这一次我差点在贵阳出事。1996年，王希哲和刘晓波共同发表了《双十宣言》，不久刘晓波就被当局予以三年劳教，王希哲则侥幸地逃到了海外。在此之前不久，我在北京曾拜见过刘晓波，刚回到四川就听说他出事了，于是我立即起草了一份《公民言论自由宣言》，对刘晓波、王丹等因言获罪的朋友进行声援。写成之后我拿给成都和重庆的朋友审议，邓焕武认为这个事情应该做，但是又有风险，说不适合以我的名义发表。这时王明主动提出以他的名义发表，我们权衡再三就听从了王明的意见，最后就以王明的名义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当时王明还将这一情况向王希哲作了通报。为了躲避可能来临的风险，我与王明马上就来到了贵阳，准备在贵阳呆上一段时间。我们首先找到了李伟，并在李伟家里碰到了一个叫彭方中的人。听王明说，彭方中和李伟都是贵阳民刊时期的积极分子。彭方中见到我们后很高兴，当听说我们发表了《公民言论自由宣言》后，就十分仔细地打听我们发表的经过，甚至连我们在哪家打字店打印文件这种细节都不放过，而且他在询问的过程中还不停地在一张纸上进行记录。他这种反常的举动引起了我的怀疑，我立即以出去买菜为由与王明一起离开了李伟家。出来之后我就把我的感觉告诉了王明，并决定让王明一个人继续留在贵阳，继续观察彭方中的表现，我则马上回到四川。后来王明在贵阳并没有出事，直到十多天后他才在成都被捕，并被当局处以劳教三年，我估计他在离开贵阳时就已经被盯上了。王明出事后，我也被遂宁国保关押了两天，其间他们曾告诉我，说我在贵阳如果走得不及时，当天晚上就会在贵阳出事。由此我终于确定彭方中是一个“特务”。
自从公开从事民主运动以来，我一直对所有朋友坦诚相见，从来没有主动怀疑过某个人是“特务’，也从来没有散布过类似的怀疑，因为我认为如果没有根据就对别人妄下结论，这会对别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同时也会对中国民运造成严重的损害。我一向认为，在后极权时代的中国，我们所从事的民主运动应当主要是一种公开的公民运动，我们不会去追求政权的更替，而只会坚持不懈地行使我们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因此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本身就是可以见阳光的，即使有“特务”打进我们内部，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对我们造成多大的伤害，他们最多能够提前破坏我们的有些活动。我们每次走进监狱，不是因为当局掌握了我们的“罪证”，而是因为他们那种偏执狭隘的专制心态对我们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公民不能够容忍，他们指控我们“颠覆国家政权”实在是“莫须有”的构陷，我们受到打压迫害主要取决于这个政权的本质，“特务”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我还认为，在这种后极权时代，我们能够做的最有效的事情就是像一个真正的人和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去生活和战斗，这首先要求我们打破对专制强权的恐惧，包括对所谓的“特务”的恐惧和对可能受到打压迫害的恐惧，即使外部环境很凶险，我们也应当首先让我们的心灵获得自由。所以在从事民主运动中，我们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促进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事业上，而不应当整日里到处抓“特务”，制造紧张空气和伤害朋友。老实说我从事民主运动二十年来认识的民运朋友不下一百人，但我唯一能够确定的“特务”就只有彭方中一人。后来听贵州朋友说他现在已经当上了贵州某县的公安局长，可见我并没有冤枉他。
好了，让我结束“特务”这个话题来继续介绍贵州的民运朋友吧。由于贵州民运在1995年蒙受了巨大的打击，因此在九十年代的中后期贵州一直显得比较沉寂。直到1998年组党浪潮到来后，曾宁才代表贵州民运界发出了声音。曾宁也曾经参与了1995年的组党，而且也遭到了当局的判刑关押，只是他判得较轻，出来之后刚好赶上了1998年的公开组党运动。浙江朋友组党后，曾宁曾与我进行过交流，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共同决定在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同时开始组党行动。所以在1998年10月15日我们成立“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之后，曾宁就立即到贵州省民政厅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贵州筹委会”，紧接着河南、陕西、湖南等地的朋友们也开始参与公开组党活动，我们一起掀起了“九八组党”运动的第三波高潮。应当说，当贵州大部分朋友还在监狱里时，曾宁刚从监狱里出来就代表贵州民运界参与组党，他的这种勇气确实让人佩服。后来曾宁又参与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并参与了对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的救援活动，为“中国民主党”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贵州的民运力量在1995年不受到沉重打击，如果陈西、廖双元、黄燕明等贵州民运的骨干力量还在外面，我估计他们一定会在“九八组党”运动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果然，在2008年11月我出狱的当天，欧阳懿在向我介绍国内民运状况时首先就对贵州朋友的杰出表现赞不绝口，说“贵州人权研讨会”是我们西南民运乃至全国民运的一面旗帜。那天我还接到了曾宁、陈西的电话，他们对我刑满释放表示了衷心的祝贺。后来我学会上网之后，我从网上看到了大量关于“贵州人权研讨会”和贵州朋友的内容，得知他们每个星期都要在一个公园里公开地举办人权研讨活动，这让我深受鼓舞，我觉得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后极权时代政治反对派的斗争策略，他们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层次。我从网上还看见了他们的许多照片，在听说他们的名字十多年后，我终于目睹了这帮贵州同仁的雄姿英发，我期待着早日到贵州向他们逐一拜见。
今年春节期间，重庆邓焕武老先生过生日，我因故没有去成，但贵州的陈西、徐国庆却到重庆看望了老邓，随后又顺便到遂宁来看望了我，我们一起在“凌江阁”茶楼愉快地相处了一个下午。出狱之后，我从网上和朋友那里了解到，陈西是贵州民运圈内的一个核心人物，他是“魏京生人权斗士奖”第二届的得主，是贵州民主党的主要领袖。然而闻名不如见面，当陈西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时，我很快就感觉到他是目前国内少见的非常成熟的民运战士。由于我刚从监狱出来，所掌握的信心很少，思维也不是很清晰，因此那天下午基本上是陈西在讲。他首先对我在九十年代关心贵州民运表示感谢，然后谈了他的个人经历，原来在“八九”民运中他是一个大学教师，因参与“八九”民运而受到当局的迫害，从此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抗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他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但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多少，显得年轻而有风度。我追问其中缘由，原来他早就皈依了主耶稣，难怪他会表现得如此平和、淡定和宽容。他说他以前也是一个目中无人、自以为是、棱角分明的人，是主耶稣改变了他的整个生命。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感觉他思路特别清楚，对于从事民主运动抱着坚定且理性的态度，既明确反对中国的专制制度，又对中共及曾经迫害过他的国保人员非常宽容，力主实现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他说，他们在搞“人权研讨会”时每次都要向当地国保提前进行通知，而且欢迎这些国保人员到场旁听，这样既显示出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又对这些国保人员进行了启蒙。用陈西的话来说，他们这么做就是要“驯兽”，就是要教育国保人员懂得尊重人权和依法办事，就是要把“权力”这只老虎关进笼子里。这些主张和行为方式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我认为“贵州人权研讨会”这种抗争模式值得在全国各地推广，这可以保证中国民运持续健康地稳步发展。虽然我希望多听一些贵州朋友的介绍，让我那长期缺乏营养的大脑饱餐一顿，但由于陈西他们还要急着赶回贵州，因此我们合影之后就做了道别。
今年六月，陈西又带着黄燕明再一次来到了四川，在我与陈卫的一再挽留下，他们终于在四川盘桓了数日。以前欧阳懿和许多朋友都在我面前提到过黄燕明，说他也是贵州民主党的重要领袖。黄燕明长得非常英俊，看起来年纪与我差不多，但实际上他却比我大十岁，我再一次感叹贵州这方水土的神奇。黄燕明是一曾经是一个优秀的青年画家，他那俊朗的外表上有一丝不和谐的因素，他的一只眼睛凹着。原来是在监狱里因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被警察打瞎了的。陈西他们在贵州监狱里也都受到过这种酷刑，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我对陈西、黄燕明等的尊敬油然而生。相比之下我的遭遇又算得了什么。黄燕明现在也是一个基督徒，在参加“贵州人权研讨会”各种活动的同时，也经常与陈西一起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在今年“六四”期间，贵州朋友在一个公园里举行了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活动，由于参加的人很多，当局竟然调动了上千警察来阻挠活动的正常进行。黄燕明写有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后来，我又带陈西、黄燕明到成都见了冉云飞、陈云飞、王怡、刘正有、张先痴夫妇和成都读书会的朋友，我们一起喝茶聊天，把酒言欢，抒怀明志，其乐融融，很有几分“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味道。其间，陈西、黄燕明又再一次向我们四川朋友介绍了“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情况，让我们四川朋友大受裨益。
经过这两次见面，我对贵州的民运同仁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我感到，与贵州民运目前的发展水平相比，我们四川民运这几年确实已经落后了，我深深地感到了肩头责任的重大。前不久欧阳懿给我提到他以前写过一篇《民运如棋》的文章，我听了之后很受启发。我认为我们每一个民运人士都是民运这个大棋局中的一颗棋子，而每个省份的民运力量都是这个大棋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都能充分发挥每一颗棋子的效率，把自己这块地盘做活，慢慢地积累力量和优势，那么我们最后自然就可以赢得全局的胜利。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国内民运，我觉得贵州、浙江、西安、北京等几个地方现在已经基本上做活了，因为他们已经能够维持长时期的良性运转，当局很难能够把这几块棋杀死，但其他地方包括我们四川都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对于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民运力量来说，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做活自己的那块棋，少走缺少效率的“俗手”，不走“过分手”和自杀性的“恶手”，多走“本手”，尽量走出像“贵州人权研讨会”那样的漂亮“手筋”。在中国民主运动这个大棋局中，我们没有敌人，只有对手，我们不会吃掉对方所有的棋子，但我们却要始终追求全局的胜利。
贵州的朋友给了我许多启迪，他们在寒冷的冬天开出艳丽的花朵，我相信贵州的朋友必将为中国民主事业春天的到来发出更多的光合热！也许民主事业就是一部分人率先坚持良知和不畏恐惧而发轫的吧。
写于2009年11月24日四川遂宁“百盛家园”
编者注：这篇文章写于刘贤斌被捕前半年，目前尚不清楚这篇文章没有发表的原因，经刘贤斌的亲友校对后，我们发出这篇文章，使其与刘贤斌该系列《浙江群英》、《湖南群雄》交相辉映，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这对研究中国民主党的历史显然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