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4日，“共军利用截获我商民的羊毛皮筏，在靖远县中泉子强渡黄河”；11月8日，因国民党大兵压境和苏俄把中共接运军火的地点改在新疆，中共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类似“长征”的《作战新计划》：河东红军准备大范围转移，已经过河的四方面军主力5、9、30军负责“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11日，中央、军委命令2.18万人的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不可思议的是，中央改变计划竟未通知西路军，徐向前过了半个世纪才知道《作战新计划》的存在。
中共急需军援，但如果是给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尚未倒台的情况下，张闻天、毛泽东宁可不要。不将《作战新计划》通知陈、徐，就是怕他们在建立根据地无望的情况下，“直接打通远方”到新疆取得苏俄的军援，本就强大的（四方面军4万多人，一、二方面军1万多人）张国焘势必再次演绎张闻天所说的“枪杆子高于一切，要当书记、要当总政委”的争权大戏。
用西路军转移、分散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压力，进而用西路军的失败来削弱、嫁祸张国焘，才是张闻天、毛泽东酝酿已久的新计划！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陈昌浩被完全剥夺了紧急处置权，中央、军委象是在坐过山车，下达的任务朝令夕改，无理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打不赢就跑”的原则变成了希望西路军“奋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冷血。
西渡黄河是个分水岭：渡河虽然是执行莫斯科批准的中央宁夏战役计划，但多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的名义发布命令，为栽赃张国焘打下伏笔；渡河之后的作战行动，指令均来自中央、军委，为清算张国焘提供口实。
国民党的各色人马，中共对青海马步芳骑兵的评价最高：作风迅猛大胆，擅长正面强突和两翼包抄，作战意志与日军等同。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认为“不满八千之战斗部队”、“战斗部队中还有人没有枪，是西路军战斗中及组织中最大弱点”。
“求生存、保家乡、维护教门”，剽悍强忍的马家骑兵不顾伤亡、前赴后继地发起冲锋，很快让西路军陷入“有耗无补，无日不战”的困境：11月3日军委电令西路军“占领永登、古浪”，10日9军进入古浪地区，连日血战；17日西路军致电中央，意欲西进，中央回电“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19日共产国际代表、红军总部电令陈昌浩就地建立根据地。
在飙疾如风的马家骑兵的缠绕攻击下，西路军这支孤军深入的饥疲之师毫无休整、动员民众、获得弹药补充的机会，怎么建立根据地？四方面军战力最强的9军在古浪鏖战7天，“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
11月24日，徐向前向中央汇报困难处境：“敌大部以乘马（为主），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即无生还。九军现有千百支步枪，每枪弹两排不足，现全人数四千六百；五军人四千不足，枪弹更少；三十军人数近六千，步枪二千余，每枪弹有二、三排。”中央若无其事地命令西路军东移策应河东红军和张学良！3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到陕北保安与中央、军委会合。
12月7日，中共将西北军委改组扩大为中革军委，毛泽东出任军委主席，军委通信局局长由其亲信王诤（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队的创建者）担任，张国焘失去军权，中央对西路军那种商量、谦卑的语气（“你们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一去不返。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5日毛泽东给陈昌浩下达了一个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命令：“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18日命令伤兵满营的西路军继续西进，22日改为向东策应张学良，27日又变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仍应西进”！来回瞎折腾的西路军，“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气候，长夜行军，艰苦至极”。
怪不得毛主席高瞻远瞩，1936年12月的大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已预见到了西路军1937年的失败：“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从来就不相信什么神话。有了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且绝对不允许陈昌浩同志像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那样根据形势临机决断，肩负“建立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策应河东红军”、“策应东北军”、“统战”等重任的西路军，不可能创造出打败18万马家军的奇迹。批判张国焘的逃跑主义，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坏事也就变成了好事。西路军为张国焘同志背了黑锅，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让张国焘同志背更大的黑锅，都是张国焘路线惹的祸！
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路线，西路军像是一只无头的苍蝇，时西时东，明确西进，又奉命建立根据地！1937年1月5日，毛泽东电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7日、8日要求西路军“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16日继续发布东拉西扯、令人精神错乱、必然招致聚歼的命令：西路军应当“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急于立功赎罪、与错误路线划清界限的张国焘，也要求西路军服从军委“一贯正确”的命令。来自中央、军委、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的指示，让陈昌浩神经高度紧张，惟恐再犯路线错误。
借刀杀人
马家军参谋张时之回忆：“对红军被俘战士和伤员的惨杀，尤其是罪恶滔天，不可宽恕。”西路军数千战俘惨遭活埋、砍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挑断筋肋、剥皮，“屠杀前数日不给西路军将士吃饭，使其失去反抗能力。一刀一个，砍入万人坑中。有不死者，补之以枪弹和乱石，以土埋之。数日后，坑上浮土仍起动不已”；西路军“对被围在据点中的马家军，也采取相应的办法，一律砍杀。这样，双方就杀红了眼”。
1937年1月20日高台失守，5军全军覆没，残破的西路军收缩到倪家营子；管你向东向西还是建立根据地，援军不断、士气高涨的马家军蜂拥而至，与复仇情绪强烈的西路军展开40多天的大血战。
倪家营子水源紧张，不战死都要被渴死，西路军被迫突围：1月27日，30军在西洞堡消灭宪兵团有所缴获，情势略为改观；刚喘了口气的陈昌浩顾及中央、军委指示，没有乘机突围，而是重返倪家营子，再度陷入重围。
2月16日，对倪家营子的围攻达到高潮，7万多马家军发起波浪式狂攻，终日苦战的西路军，在战斗过程中酣然入睡者不乏其人；17日，毛泽东惟恐西路军抗旨不遵，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令西路军原地坚持，并将陈昌浩是否执行命令与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的政治错误挂钩：“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
中共党史专家汪云生就此评论：“在西路军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发出如此具有严重性质的电报以压西路军领导人，使之机械执行其命令，这在毛泽东指挥军事的历史上是少见的，也不是单单可以用形势变幻莫测可以解释得清的。”
2月21日，实在无法支撑的西路军突围而出，遭遇阻击后，被“政治错误”捆住手脚的陈昌浩，否决徐向前向祁连山撤退的主张。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的西路军第二次重返倪家营子，断绝一切生计和希望，走向毁灭。
2月22日，中央、军委致电西路军，希望他们“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26日，毛泽东馈赠西路军一个安慰死：“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采取有效方法援助你们。”27日，枪弹、粮食、水均已枯竭的西路军，再也无法执行“固守五十天”的自杀式命令，开始拼命突围；延安已等不及了：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以《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回应张国焘向中央递交的书面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
3月5日出发的援西军，接到的命令是“第一不要影响和平大局，第二不要使增援部队亦陷入困境”，2千里外即停止进军，收容了一些西路军的残兵败将，“不费一枪一弹、开创了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
清算张国焘
1937年3月2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大员和军队将领轮番上阵，花了5天时间猛批张国焘。为给“单独北上”寻找合理性，毛泽东抛出著名的“草地密电”:“叶剑英把秘密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中共创始人、中共唯一会见过列宁的风云人物张国焘，被批得晕头转向，表示要与自己肃反、抢劫、杀人、烧房子、轮奸妇女等错误路线作斗争：“我现在宣布我的错误的破产，以前种种昨日死，以后种种今天生（座中冷笑），同志们不要笑……没有理由使我说在通南巴路线是正确的，像轮奸妇女等等，是路线的错误。”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向甘北前进”，是因为毛泽东1月16日电令西路军“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直到4月27日，西路军的残兵还在与马家军作最后一搏！
以宗教、家族形成凝聚力的马家军崛起于1862年陕甘回族反清大起义，1930年代之后，马家军以青海马步芳势力最大，骑兵也以青马最强。在后来的抗战和内战中，青马让日军、彭雪枫的新四军4师，以及自恃火力强大的教导旅、新4旅、359旅等西野王牌吃够了苦头，差点端掉彭德怀的西野总部，打得西野大军一度避免与青马交手。1947年合水战役，王震承认“青马惯打英勇善射能战”：“我自参加革命以来，打过大小数百仗，有胜也有负。长征、南下北返，也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这次打了个败仗。”
西路军2.18万人（机关、妇女、小孩、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40%），作战部队1.3万人，仅有7千多支枪，每枪平均5到25发子弹，“矛刀、刺刀极少”；以这样的人员组成和武器配置，在地形开阔、适合骑兵马踏刀砍的河西走廊，与18万（正规军3万、民团15万）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马家军拼杀6个月（1936年10月24日强渡黄河打穿马家军防线，至1937年4月27日红柳园最后一战），除了西路军，世上没有任何军队能够做到。
组成西路军的3个军都是四方面军久经战阵的精锐，不是他们无能，而是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卑劣和阴狠超过了地球人的想像：先开始折腾西路军，可以说是为了减轻陕北的军事压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停止围剿之后，为何还要把西路军推向深渊？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张国焘获得莫斯科的支持，或利用四方面军树立权威，清算中央的“北上逃跑路线”；一天不批倒、搞臭张国焘，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周恩来等人就一天不得安生。
因此，明知“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1日），也要“假传圣旨”用共产国际力压张国焘，逼迫、诱使四方面军会师陕甘，并以获得苏俄军援、开创西北抗日局面一步步请君入瓮，之后架空张国焘，进而削弱其最大的政治资本四方面军，在减轻陕北军事压力的同时，利用西路军的惨败清算张国焘路线！
让穷人都过上好日子的共产革命，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道德、心理优势和殉道精神，使得红军异常坚韧：领导、路线、方针尽可改变，走了弯路、错路也不要紧，只要党不改变为穷人打天下这一基本目标，就听从党的指挥革命到底，如陈毅所言：“打到只剩一个连，朱德当连长，我当连党代表；剩下一个班，朱德当班长，我当班党代表。打到没有枪，就用刀刀没有，还有拳头、牙齿！”
对于陈昌浩、徐向前和非四方面军的朱德、董振堂、罗炳辉等将领来说，随同张国焘南下、支持张国焘自立中央也是为了革命，张国焘的临时中央是否具有合法性由共产国际说了算。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背叛共产国际认可的党中央，对于革命者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被张闻天誉为“军权超过一切”的张国焘，与自称“有了军队可以造党”的毛泽东，在本质上都是一丘之貉，但张国焘因争权在中央四面树敌，加上肃反不得人心，一念共产国际、路线错误的紧箍咒，在四方面军呼风唤雨的他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到了陕北就从主角变成了观众。批张会议上，张国焘昔日的部下钱均说到激愤处，当场脱下鞋子朝着堂堂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同志就是一顿狂抽，哪还有你申辩的机会。肃反杀掉数万红军官兵，张国焘又何尝给过谁申辩的机会！
美好、宏大的理想掩盖了多少黑暗和卑污，这些黑暗和卑污反过来又把理想侵蚀得面目全非：西路军被党中央、毛主席的瞎指挥葬送，板子却打在了要求西路军服从中央的张国焘的身上，西路军的覆亡成了“张国焘逃跑路线”的铁证。大致弄清西路军的来龙去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像是做了一场噩梦：“对于党内斗争如此的复杂而残酷无情，我此时才有所领悟。”
西路军的幸存者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
1937年3月14日，在妇女团的掩护下，西路军残部2千多人撤到石窝山上，陈昌浩主持了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剩余的3百多女兵重新组成妇女团，全体人员编成3个支队。
“身体好点的编成左、右两个支队，所有子弹收集起来带走；把妇女团和一些伤病员编成第三支队，留下来打游击，负责牵制敌人。”女兵李文英回忆，“徐向前就说了两句话：姐妹、弟兄，西路军失败了，大家各自逃命打游击吧。大家有机会就往陕北走，那里有毛主席，有我们的队伍在等着大家。我们只有坐在光秃秃的乱石上，抱头哭。祁连山上一没吃，二没穿，又没老百姓，怎么打游击？我们没有弹药，每个人肩上背的就是个空枪。伤病员加女人，就给丢下了……我们伤心得很。”
能不伤心吗？12岁参军、16岁被俘的女兵吴清香泣不成声：“徐向前就带了些好枪、好人、好马，他们就走了呗，就往山里去，徐向前就说了两句话，哭着呢，姐妹、哥儿、弟兄，你们各自逃命吧，我说不出、我说不出，说不出来，哎呀，说得我心疼得很。”第三支队还包括一些小孩（西路军少年先锋团），他们的命运更为悲惨，多数已无从查考。
西路军侦察部部长欧阳毅风餐露宿，一路乞讨、卖字回到延安：“失败真是一面万能的照妖镜，各种人的灵魂被照得原形毕露，无可隐遁。”
1939年下半年，孙克江（5军政委黄超的警卫员）等3千多做苦役的西路军战俘，被马步芳当作壮丁以每人2百大洋卖给国民党第八战区补充兵训练处。中共对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有一条规定：1年归来收、2年审查、3年不要。此时还不到3年大限，12岁就参加红军的孙克江跑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该处“不是共产党的办事机构，是商业机关”！像孙克江这样的，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自然是雷打不动的运动员。
护士连、前进剧团和掩护陈昌浩、徐向前等人脱险的妇女团等上千名被俘女兵，没被奸杀、虐杀的，大多发配给马家官兵，或充当被转卖多次的性奴。1939年3月妇女团团长王泉媛冒着生命危险逃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待遇比孙克江稍高一些，给了她5块钱路费回家。
中共建政之后，数千名西路军幸存者坠入一个毫无还手余地的残酷境地，再也没有妇女团、少年团来掩护陈昌浩撤退了：1967年“张国焘的忠实走狗”陈昌浩自杀，陈昌浩的前妻、西路军组织部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和女儿先后自杀；当年掩护陈昌浩的那些女兵也好不到哪里去，7岁参军的陈慧芳被打得吐血：“文革时批斗我们，说我们是叛徒特务，整惨了……”15岁参军的李文英性格刚烈，被马家军挑断脚筋，文革时“好几次被打得几乎断了气”。
西路军前进剧团排长、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妻子王定国，1983年10月写信给胡耀邦：甘、青、宁三省（区）1千多西路军老兵，生活一直十分贫困，文革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成“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和“张国焘的走狗”，遭受残酷迫害，有的人被摧残致死致伤。在李先念、徐向前、王定国等拥有话语权的西路军幸存者的强力推动下，党国史观厚重、黑暗的闸门终于被撬开了一丝缝隙，部分西路军老兵获得了改善待遇的政策，国防大学教授朱玉透露：“这样的政策只限于个别省份，遗有西路军战士的湖北、江西、安徽并没有执行这样的政策。”
啥叫九死一生？1937年1月，在西路军与马家军杀得血雾弥漫的倪家营子，红9军敌工部副部长吴仲廉生下一个男孩；1967年1月被打成“叛徒、走狗”的浙江高法院长吴仲廉离奇死亡，最可能的原因是：1955年毛主席号召“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全国展开“不让一个反革命分子漏网”的大规模肃反，逮捕214470人，判死刑21715人，刑讯逼供、折磨致死、被自杀等非正常死亡53230人，“打击了140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错案率超过94%”，浙江成为一个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例外：1956年浙江各地上报死刑犯854人，吴仲廉组织人员核查，“最后确定非杀不可的只有24人”，触犯了嗜杀成性的毛泽东。
作为毛泽东曾经的秘书、中共建政后第一个女性省级法院高官、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书记江华的妻子，没有毛泽东的授意，谁敢动吴仲廉？特别诡异的是，吴仲廉具体怎么死的至今没有确切的说法，何种背景的凶手才有如此能量？
1937年9月妇女团政委、中共名将蔡申熙的遗孀曾广澜（兄长曾山为毛泽东亲信）和6岁的女儿蔡萍迹获释回到延安，贺子珍因毛泽东与吴莉莉偷情闹得不可开交，曾广澜为江西老表打抱不平，怒斥毛泽东“走一路，祸害一路”。文革期间，曾广澜、蔡萍迹母女被投进监狱，“张国焘的走狗”曾广澜被迫害致死，外加一个罪名“恶毒攻击毛主席”。
西路军陆续到达新疆的有7百多人，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5军政委、西路军工委委员黄超，因长征时跟着张国焘反中央，1938年被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以肃托为名处决。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执行部部长陈复生（陈湖生）透露：“1938年后，某些返延安被集中审查的原西路军干部惨遭康生及其保卫机关秘密杀害。”
李特、黄超之死，促使张国焘“脱离中共”（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决定，否则他的下场会比陈昌浩还惨）。张国焘是党中央的公敌，中共党内还有一个让毛泽东想起来就咬牙切齿的对手：项英。
一大工作人员和二大代表
1920年4月，22岁的项英组织、领导武汉纺织工人罢工并取得了成功；当时中共尚未成立，26岁的毛泽东正在上海过着每月三元钱买蚕豆吃的清苦生活，这或许可以成为毛泽东1943年那张著名照片（上衣口袋有半只烧鸡）的注脚。
1921年中共一大，共青团员毛泽东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列席会议，一大代表李达、董必武对此都作过说明，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也从侧面证明毛泽东1920年尚未入党。但党国史观仍然坚持把毛泽东打扮成中共创始人！
1950年代李达称主席为“润之”，润之则称“鹤鸣兄”为“理论界的鲁迅”；1962年李达公开表示一大毛润之只是个团员。文革开始后，“李达可不可以批判”？红卫兵、湖北省委都不敢做主。润之对鹤鸣兄旧情难忘：“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哪晓得75岁的李达不经整，一下没照顾好，给整死了，罪名之一即为“诬蔑毛主席并非一大代表”。
1922年中共二大，湖北党组织代表项英，与陈独秀、张国焘等12人出席会议。1923年，项英已是叱咤风云的工运领袖，参与领导的京汉二七大罢工遭到镇压，胡鄂公等议员弹劾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湖北督军萧耀南，项英应邀赴议会众议院控诉当局暴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到国会作报告的平民，名扬四海。中共三、四、五届中央全会，项英均当选中央委员。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项英当选政治局常委，并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当选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同一时期，毛泽东仅三大、六大当选中央委员。
毛泽东的噩梦
党国史观把毛泽东包装成“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反对打大城市的纠左英雄，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1930年7月彭德怀利用国民党守备虚弱率红三军团攻克长沙，轰动全国；8月红一、三军团组成一方面军，毛泽东出任总政委和前委书记。和秋收暴动一样，意气风发的毛泽东想整个大动静出来，否决彭德怀长沙防卫已经加强、部队需要休整的正确意见，9月1日、9日两次下达对长沙的总攻令，结果惨败而回；10月，毛泽东利用反“AB团”大肆清洗异己，4万红军被他干掉4400多人；12月红20军和赣西南地方党委不愿束手待毙，爆发反毛、不反中央的富田事变。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