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本书，感觉文字通畅、流利、新鲜、亲切，觉得不像外国人写的书，这实在要感谢作者和译者、校者的中文功底。

这本书从内容讲，客观、全面、系统地用丰富翔实的史料生动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荒唐性、疯狂性、残暴性和残酷性。迄今为止，它是我读到的一部最全面、最系统的文革史。这本书是外国朋友写的，面对这本书，一方面我们十分感谢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先生，这是他们几十年的心血结晶；一方面感到汗颜，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写出这样一部文革史？这是值得人们深思和严肃对待的问题。

该书对文革史研究有什么贡献，或者说，和其他文革史著作相比它有些什么特点？我谈一些想法和看法。

该书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最高领袖要决心摧毁自己殚精竭虑创造出来的那些东西呢？”（左岸文化版22页，下同）这抓住了研究文革的关键和中心。这也是中外许多文革研究者都在思索和面对的问题。有的中国研究者也提出：“毛主席把他自己千辛万苦建设起来的班子好端端地给拆散了。”类似说法很多。这个问题想清楚了，搞明白了，文革的其他问题就容易想清楚，搞明白。可以说，这是研究文革整个过程和问题的一个纲。“纲举目张”，研究文革应该紧紧抓住这个“纲”。

人们，包括当时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不知道、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想、这样做？而毛泽东确实是这样想、这样做的。还在文化大革命未正式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出“向中央进攻”，文革开始不久，1966年6月他在《七律？有所思》中倡言“青松怒向苍天发”，接着在1966年8月第二次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次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又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郑重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此等等，无数事实表明：“矛头向上”——从党的基层领导到各级党委直到中央是文革区别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一个显著特点。文革中喊得震天价响的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概源于此。不少人说“踢开党委闹革命”是林彪提出的主张，这是没道理的。毛泽东把亲自参加缔造的新中国视为“旧世界”，要摧毁。红卫兵提出“砸烂旧世界”，并广泛传播，变成整个文革的指导思想，这确实是执行和实践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译校者唐少杰先生说《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具体地凸现出毛泽东对文革的特殊作用这一条主线”（7页），这确实是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该书在谈到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指出：“《决议》大胆地宣称文革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又指出：“《决议》试图免除毛对文革中最糟糕的事情的责任”（457页）。对《决议》的这个评价是很中肯、很精辟的。我们国内关于文革的书（包括一些民间的）基本上都是按照《决议》的精神写的。把文革中的一切坏事都说成林彪、“四人帮”所为。这是处理和解决文革中一切问题的一个公式。该书不受这个限制，完全从事实出发，“是是非非”——“寓褒贬，别善恶”（《三字经》语），明确地指明了毛泽东对文革中所有重大战略部署和活动所起的作用及应所负的责任。

让我们看看该书的一些说法：——关于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我们国内有人说没经过毛泽东“批准”，相当权威的书上直接引毛的话说这件事开始他“不知道”。应该说，这是经不起史实证明的。毛泽东明明说过是他“建议”江青到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明确指明了这点。它说：“1965年2月24日，毛泽东派遣自己的妻子江青到上海执行一项秘密使命点燃文革的火种”，即“让她着手对吴晗发动反击”（33、34页）。又说：“主席批准和参与了上海的秘密行动，其矛头直指北京的党组织，特别是彭真。”（36页）还说：毛“发动文革的方式是让江青秘密地组织撰写报刊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抨击一位知识分子，从而打击北京市委的头号领导人。”（69页）

——“刘少奇的困惑和邓小平的否定都说明了文革是毛及其心腹在私下策划的，他们瞒过了在主席离开首都期间在名义上管理国家的那些人。”（80页）

——“文革的幸存者把运动最可恶的行为归罪于毛激进的同伙……但主席有意为之的含混晦涩才是最终的原因”（66页）。

该书视野广阔。正如译校者唐少杰先生所说：“此书的真切主要在于其写作的笔触不仅限于文革的达官显贵或风云人物，而且把关注的目光投入平民百姓的文革生活，用他们鲜活的话语或真实的记述来从不同的视角映现出文革奇异多样的风貌。”（7页）该书很多地方都显现了这个特点。比如，对文革初期改组北京市委问题，一位中学生在6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大家当然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是谁也不知彭真、刘仁等到底犯了什么错误。”（79-80页）该书指出，在清洗彭真以及市政府的直接影响下，很多北京市中小学的校长已经停止了日常教学活动，即使幼儿园的老师也开始卷入了文革。人们很不能理解小学的停课。对于一个7岁的男孩或者女孩来说，参与阶级斗争又能意味着什么呢？一位北京小学的校长抱怨道：“阶级斗争这，阶级斗争那；鸡毛蒜皮的事都成了阶级斗争！”（76页）对“破四旧”的红色恐怖，一位上海老技师在1966年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情况出现了很多问题，有的还在发展，如抄家，先是资本家地主然后发展到干部家及在运动中的重点对象。……为了破四旧而去，但有人浑水摸鱼，乘机打击，谨防扒手，有坏的，乘机动手动脚侮辱妇女。还有人在马路上脱裤子，脱衣裳，剪头发，全部书刊全部交出来，滚蛋。（132-133页）书中还专门有一节叫做《基层民众的生活》（377-381页）

总之，“目光投入平民百姓的文革生活”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该书不仅有中国普通人文革的经历和对文革的反映，还多处多次提到外国人对文革的反映。曾在非洲任过职的瑞典大使1966年6月16日致信瑞典外交大臣：北京从五月以来进入了疯狂的状态，六月三日以来日以继夜地举行游行，支持毛泽东和北京新市委。一群群游行队伍步行或者乘卡车经过我们的房子，单调、刺耳的锣鼓声扰得我们直到清晨才能入睡。和这些噪音相比，非洲人的手鼓倒成了我记忆中的天籁。（77页）一位生活在上海的澳大利亚籍对文革初期上海市长曹荻秋评论说：“曹市长的话听起来似乎不错。和以往一样，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密谋反对学生和毛的亲信的坏人，而是一个真诚的行政官员，他担心文革会冲击上海的工业，真心想让中央看到这一点。”（127页）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

该书填补了一些文革研究的空白。该书有“五一六阴谋”专章，还有“陶铸一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专节，这都是相当新鲜的。有的文革书也涉及到了抓“五一六”和陶铸问题，但都不够详细和具体，特别是回避了主要责任人问题。陶铸是文革初期打倒的最高的领导人之一（所谓“四号人物”），毛泽东说这件事是陈伯达和江青两个人干的。说陈伯达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当时陈伯达是“五号人物”（在常委中排名第五），一个“五号人物”能打倒“四号人物”吗？再说江青，她只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她能决定打倒政治局常委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比较具体地论述这个问题。它说：“主席在陶铸倒台过程中的作用始终晦暗不明”；同时它又说：“如果毛告诉他们不要攻击周恩来，他们会言听计从。他们极不可能在主席根本没有默许的情况下，还去花两个月的时间来攻击陶铸。如果毛想在十二月底保护陶铸，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还要坚持呢？或者，为什么不在私下里告诉他们，他不容许再对陶铸进行攻击呢？……”其结论是：“毛完全知道倒陶的行动”（197-201页）这是我迄今看到的文革史书关于陶铸倒台最接近和符合历史事实的叙述和说明。应该指出，到现在为止，关于打倒陶铸的责任和过程还只有《王力反思录》说得比较符合实际，该书明确地指出要打倒陶铸的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和《王力反思录》互相辉映。

关于抓“五一六”的问题，这是波及全国、伤害达上千万人的大错案和冤案，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中国有的文革书（如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谈到了，但很多文革书，包括相当权威的书都没涉及。我们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不仅有专章“五一六阴谋”——这一章有抓“五一六”过程的一般叙述，还有“王乃英案”个案的描写（王乃英是林杰的妻子），这充分说明作者的客观严肃精神和收集材料之广、之细、之深的认真态度。

关于“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节，这几乎是中外文革史书独有的。它使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和了解更全面更完整，特别是人们认识和了解文革的残暴性和残酷性，“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节有独特的作用。该书指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和中央文革小组“同时成立于1966年，但是前者多不公开。……中央文革小组至少在名义上是管‘文化’的，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则完全从事暴力。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革之首，那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就是文革之尾，前者挑起动乱，制造专案，后者则最后定案。”（288-289页）这个分析是很精辟，已被其它的文革著作所引用。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有很多很宝贵的文革原始资料和精彩观点，再举一例。该书有一节《“九评”之九》，即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篇所谓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文章的评论；认为这篇文章“包含了发动文革的理由”（26页）。这个见解是很独到很新颖的，我在其他地方似乎还没见过。该书引录了这篇文章的下面这段话（这段话是毛泽东的）：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作者评论道：“这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破产的暗淡前景，这也正是发动文革的理由。”（31页）我们看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其中毛泽东加的一段画龙点睛也可称为《通知》灵魂的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在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历史证明，——尽管当时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明确指向文化大革命主要目标刘少奇的一段话。在当时中国只有刘少奇称得上“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在批判刘少奇时他也确实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大家看，《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和“‘九评’之九”的精神何其契合一致。《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说“‘九评’之九”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包含发动文革的理由”是完全正确的、非常深刻的。该书把“九评”特别是“九评”之九和发动文革联系起来，就把国内“反修”和国际“反修”联系起来了，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理解。顺便说一下，有篇采访王光美的访问记，篇名叫做《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其中有个问题：“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王光美明确表示‘不是！’”（参见《百年潮》2009年第11期）显然，这告诉人民的不是“历史真相”，而是歪曲历史真相，自欺欺人！

上面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说了一些肯定和赞扬的话。并不是说，这本书十全十美，当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我整理了一份小资料《〈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一些具体史实问题》，准备转给作者参考，这里就不说了。我只谈一点，就是关于华国锋的评价问题。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该书充分肯定了华国锋的首要和主要作用。毛泽东逝世后，王洪文让中央办公厅的有关人员电告各省委，要求他们以后遇到重大问题要向中央请示时，不要再找以前一直联系的人，而是直接同王洪文领导下的新的值班室联系。该书说：“这件事迫使华决定立即着手处理四人帮的问题。九月十一日，华走访了李先念，要他立即与叶剑英接触……”；在谈到十月六日抓捕“四人帮”的问题时，该书说：这件事“……严格保密，没有必要知道的人都排除在外，甚至李先念也不知道行动细节”（444、445页）对李先念这个论断我在其他书和文章中仿佛还没看到过。而这完全是符合事实的，我听汪东兴不止一次说过这个问题。

该书又说，华、叶、汪两次一起讨论十月六日的行动计划，这不准确。我听汪东兴说，关于十月六日抓捕“四人帮”的计划，他们三个人也没一起开过会，都是分别单线联系。该书说粉碎“四人帮”后华“拖延”让邓小平复出以及华的其他一些表现，联系华国锋逝世后披露的一些事实看，也不尽符合实际。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该书成书于华国锋逝世前。我想该书再版时会根据后来披露事实作出适当修改的。

本书两位作者在书的最后，运用毛泽东“坏事可以变好事”的观点，庄重指出：“文革虽然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但是从其之中孕育出一个更加明智、更加繁荣，也许有一天还是民主的中国。到那时，中国人也许会公开面对在文革中彼此犯下的恶行，并对导致这一切的主席的责任做出最后的结论。”（462页）这个分析、预见是科学的，应该说这已经和正在逐渐（也一定要全部）变作现实，两位历史学家的睿智实在令人敬佩。两位作者这个结语和论断非常重要，它启发和教育我们一定要厘清文革的来龙去脉，认真总结和吸取文革的经验教训，文革的悲剧不能重演，历史的缺欠要用历史进步补偿，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文革研究的前途也是光明的。

沈迈克和麦克法夸尔先生为什么能写出这样一部受到普遍欢迎的文革史著作？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既有热爱中国的心，又有历史学家的严肃客观的精神。麦克法夸尔先生说，他从1968年起，即文革开始不久，就开始研究文革了，完全可以说他是研究文革的前辈先驱（或之一），其后又长期担任在美国被称为“核心课程”的中国文革史的教学工作。他这部文革史确确实实是几十年心血结晶。其合作者沈迈克先生在文革中不仅有中国留学的经历，对文革有很多切身的感受，他有很好的汉语水平和卓越的语言口才（听他说汉语，不看其面听不出他是外国人），接触和结交了中国很多文革亲历者，又是一个有心人，千方百计收集文革史料，跑潘家园和各个旧书摊——“功夫不负苦心人”，他找到了非常重要的鲜为人知的关于文革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很多文革研究者也自愧弗如，我就是这样的，潘家园我一次也没去过。沈迈克的夫人是我们中国同胞，所以他经常来中国，直到今天，他每来中国一次还都还要跑潘家园和各旧书摊，这种孜孜以求永不疲倦的精神何等可贵！

沈迈克先生和麦克法夸尔先生的合作是“珠联璧合”，他们同心协力写作了这部中国文革史，这是对人类历史的巨大贡献——我们中国人应特别感谢他们。我们中国的文革研究者要认真学习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治学精神，也同心协力地排除千难万险地尽量把文革研究往前推进一步。最后，再次向沈迈克和麦克法夸尔两位先生感谢、致敬！

2010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