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环球时报》发表七位大陆学者谈诺贝尔和平奖。比起官方在和平奖上的其他发言和文章，七学者的言论口气不那么蛮横，多少讲出了一些值得分析研究的观点，值得我们评论。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打破了有史以来从未有在籍华人得奖的先例，同时也打破了胡锦涛声称决不让昂山素姬、曼德拉在中国出现的如意算盘。

诺奖尘埃落定后，中共先是严密封锁，后是软禁、约谈民主人士，现在又授意善于“揣摩圣意”的文人抛出貌似见解独到的一篇篇文章，以达到混淆视听的效果。

一

如在2010年12月8日《环球时报》一群署名“中国学者”的《和平奖折射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集体性焦虑》文章中，煞有介事地说：“这两年，美国的人权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以此针对中国现在存在的社会矛盾。刘晓波只是这种人权政策的符号而已，这种意识形态层次的东西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不大。不过，他们要是把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与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搅合在一起，那就非常可怕了。”这里，首先弄错了一个人所共知的权属关系，诺贝尔和平奖评奖委员会根本不是由美国人组成的，而是由5个挪威人组成的。这5个挪威成员又是由挪威议会任命的。而御用“学者”倪峰的这番讲话，分明就是要让读者产生这5个由挪威议会任命的评奖委员会成员完全是受美国人指使或受美国的政策所左右。其次，文中刻意要把中国的社会矛盾和刘晓波个人的因素捆绑在一起解读，仿佛刘晓波有超人的组织才能，可以变身为孙悟空那样的神功，轻而易举就能把“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搅合”起来。

其实刘晓波只是一位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媒体上都被彻底封杀的知识分子，他如何有机会、有能量“搅合”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社会矛盾呢？如果真能“搅合”的话，其形式上的体现也必是发动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抗议活动，而这种街头运动，正是刘晓波从来都觉得应该避免的激进运动。其实，中共及其专政机构本身才是把刘晓波推上诺奖领奖台的最大推手。这一点，早在诺奖颁布之前，也就是刘晓波被抓之前，就已被许多异见人士所预见，所警示过，但中共自恃挪威方面不敢做信心满满。此前北京还派出外交部副部长傅莹亲赴挪威与政府高层人士多次下斡旋，甚至向挪威方面暗示了如果颁给国家政权的敌人，中挪关系将受损害的威胁信号。殊不知诺奖评选委员会只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学术机构，政府无权干涉学术机构的自由意志。这一点完全不似中国，所有企事业单位，都不可更改地要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指令性政策指引，毫无对抗的余地。在中国，除外商独资企业以外，所有的独立法人单位一般都设有“党支部书记”或“党组书记”的最高职位。这就像中国城市管理者的权利结构一样，“市委书记”是凌驾于市长之上、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土皇帝”之下的任何臣民，都只有惟命是从的份。于是，北京外交部的老爷们按照这种思维逻辑飞去挪威，试图借当地政府的官帽影响诺奖评委的操作程序，并委派副部长傅莹亲自出马逼挪威政府官员向评审委员会施压。结果无功而返。非但如此，反倒刺激起诺奖评委会这样独立的学术机构绝不向威胁妥协、绝不愿为权势者背书的自尊感。
　
二

另一个叫张胜军的“学者”，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也该算是刘晓波的校友了。他的奇谈怪论逻辑混乱：“在价值观方面，跨大西洋两岸的国家是一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这种一致性的其中一部分。现在的国际形势虽然不像美苏当年那样，但就全世界而言，西方价值观依然呈包围中国的态势。要是说到中国国内现阶段的社会矛盾，他们会居高临下地告诉你，100年前我们就这样，你们只不过是在经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阶段。所以，这两年国外老百姓对中国的看法，就是按照他们构想的逻辑来的，他们依然以为中国会走上他们的道路，但现在中国越走越快时，他们的心情就复杂了。”这里同样犯了两个逻辑错误，其一，“西方价值观包围中国”与“诺贝尔和平奖”并没有必然联系。去年奥巴马获的诺奖，是否也是因为西方价值观包围了美国的结果呢？这显然是谬论。其二，该“学者”自以为是地猜疑，西方看到中国的经济“越走越快时”，他们的心情就开始嫉妒了。如果说西方在嫉妒你的经济高速发展，那么，诺奖颁奖礼上主席的致辞就不会以欣赏的语气高度赞扬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但西方不愿意看到一个在经济上崛起的大国，同时却不懂得遵守联合国人权宪章，排斥文明世界的普世价值观。
　
三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更是把这次诺奖事件形容为西方对中国的“软进攻”，他认为，刘晓波这事可以说是西方对于中国快速崛起的集体焦虑，过去30年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一方面选择与西方的合作，持续不断地融入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又保持了与西方不同的体制和模式。这种崛起给西方造成了困惑和两难选择，中国并没有如西方期望的那样在开放和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发生内部演变，而中国发展和开放形成的经济相互依赖又使得全面遏制-中国成为不可能。在这种两难困境下，西方只能利用尚存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优势来牵制中国，其策略手法可以称为“软进攻”：政府退居幕后，把非政府力量推到与中国对抗的前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09年访问北京时宣布“人权不应该成为阻碍两国合作的因素”，在双边政府层面努力维护合作的大局；同时，美国利用一切机会鼓励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非政府力量在人权、环保、贸易等问题上向中国发难。从“3?14”事件到“谷歌”这类公共事件都是一样。但事实上，这些事件并不是西方遥控才发生的，更不是西方能预谋得了的。

每当中国发生了这类吸引国际眼球的灾难性事件之时，北京首先不是从统治利益集团的弊病考虑自身体制结构性的原因，而是习惯于把原因一股脑地归结为外部因素，如“3?14”事件就不由分说地赖在达赖身上，指责他是幕后操纵的黑手，但又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证据；“6?4”事件也是如此，发生之后就胡乱指责刘晓波、陈子明等人是黑手。事实上，真实的原因是胡耀邦被非正常的“党内生活会”上被辞职而突然凄凉去世了，再加上当时社会上官倒横行、物价飞涨导致的民怨沸腾，加速培植了全民不满的土壤。

在中国发生的许多因不满政府公权力侵害民权的群体性事件中，既有偶然性因素，也有必然性规律。与所谓国外反华敌对势力的“密谋”、“策划”几无因果关联。那种喜欢把什么帽子都往国外敌对势力上猛扣的简单思维，不是过分高估了国外敌对势力的能量，就是刻意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要知道，国外许多仁人志士连回国都成问题，又谈何操纵和策划呢？
　
四

再看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的一番推论吧，他说：“金融危机的背后是西方的政治体制。政党政治、议会民主更使社会失去了纠偏能力，它也许意味着一种文明的衰落。现在西方对待新兴国家也没什么好办法，弄个什么‘和平奖’恶心人，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这种延伸根本就是本末倒置。现在谁都知道，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从本质上看，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问题，从体制机制方面看，则是金融疏于监管，存在管理环节上的严重弊端。一言以蔽之，金融危机是结算国的透支消费过剩。而扯不到政党政治、议会民主这种政治体制上去。在中国，多年来银行坏账丛生不绝，金融漏洞触目惊心的公开内幕，房宁所长怎么就不敢提“政治体制”的原因了呢？这不是选择性推理失明吗？更可笑的是，房宁说，西方的“政党政治、议会民主更使社会失去了纠偏能力”。试想，如果美国这次对有关政策失去了纠偏能力，美国新一届奥巴马政府在金融危机中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怎么会在国会获得通过呢？奥巴马政府怎么会在2009年3月宣布金融危机最危险时期已经过去呢。

正是因为美国政府的纠偏能力依旧行之有效，奥巴马政府才逐渐止住了因小布什错误的金融政策而引发的次贷危机。

看到上述“学者”们的拍马之术，我就想到，御用学者的功能大概就是，只要是统治者中意听的，我就说，哪怕是胡说八道也一定管用。

当然诺奖并不会因这些御用学者的一家之言而失去其伟大的价值和意义，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全球140多个国家中，仅有19个国家没有派代表出席。而且这19个国家中除了少数和中共同样实行独裁专制的国家之外，其中好几个都是在中共的银弹攻势和中断经济“合作”的威胁之下才退而却步的。但好在御用学者终愿承认，即使不把和平奖颁给刘晓波，也会颁给其他让中国难堪的人物。那么，为什么中国会难堪呢？这不是明摆着中国至今在政治文明上仍然与全世界认同的普世价值格格不入吗？全世界都为之鼓舞的事，为什么中国偏偏会不高兴？

还是撒切尔夫人一语中的，中国难以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企业也好，真正崛起的形象和能力来自其对核心价值观的恪守。她所指的核心价值观就是通行于世界的人类价值观，也即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观——自由、民主、法治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