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因一连串的重大挫折，包括经济不景、陷入阿、伊两大战场的泥沼，加上奥巴马上台之后施政不得民心，令美国债台高筑，失业率居高不下，沉寂已久的大国兴衰理论便再度兴起，且争论极多。例如最近美国政坛的重要刊物《外交事务》便刊出哈佛名教授弗开森（N. Ferguson）所撰的〈複杂性与崩解——在混乱边缘的帝国〉。是文总结多位名家论点后，认为一个具有複杂体系的庞大帝国，迟早都得受突发性灾难的功能失调之冲击而崩塌，而非一成不变的某些循环阶段。
据此，弗开森认为辩论大国没落的阶段是浪费时间.其次，绝大多数帝国的崩溃多是由於财务危机、国库的收支不平衡、公共债务太重等因素。以美国为例，估计到2019年时将高达美元14.3万亿，将佔总产值的17％；这才是美国有史以来形成衰落的突发性危机.学者常以中国为指涉点
研究大国兴衰的耶鲁名教授甘迺迪（P. Kennedy）是循环论的表表者。在他看来，兴衰是依据该大国工商业成长的基础，以及其相对於该国总产值所承担内外义务的支出。这和美国早期史学家柯尔（T. Cole）的五阶段循环论略合符节，即是由早期的初级农牧发展形成简单的国家形式，逐渐因工商业鼎盛，导致人口膨胀、社会混乱、战争征伐，及至国家衰亡。这也和近代德国学者斯宾格勒（O.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一书提到的相同——社会主义在唯物论和怀疑论上佔了上风，加上议会政治和拜金主义，已使西方沉沦到寒冬阶段。
当代西方学者在讨论大国的兴衰时，无不以中国为指涉点，常常用来与美国相比较；从十多年前美国华裔学者章嘉敦《行将没落的中国》一书开始，类似着作汗牛充栋。大致说来，对中国的崛起和衰落的呈现点虽然不同，但就其未来发展而言，仍不脱阶段论成突发论的框架。这可能发生相互影响的因素太多，加上中国的国情特殊，很难作出周全的论断，只能代表观察者的个人所见而已。
就政治而言，名记者吉利（B. Gilley）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就持较乐观的态度，理由是专政的中共一如交通警察，当车辆增多，交通愈形频繁时，就不可能只靠两手指挥，必须让出部分功能，如设立红绿灯和其他电子设施之类；又像容许非工农出身的专业人士入党即是一例，党的质变已埋下民主的种子。
当然，持悲观看法的西方学者也大有人在，理由之一是中国的政治发展愈来愈像二战前德、日的霸权资本主义，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冲突终不可免；更何况她是以“百年国耻”作为挑激民粹、作为转移内部问题的手段。另一美国学者谢淑丽（S. L. Shirk）在其《中国——易碎的超强》一书中，直指中国政治体制的最大缺点是官员不敢负责，一切都得听上级指示，这与民主国家官员须体察民意、向选民负责有极大差异。
换言之，以政治发展的阶段来说，那就是层层依附，迎合上意，姑且名之为封建式的社会主义.幸好中国在外交上很有分寸，不像美国的大力扩张，承诺履行义务，如军事协防之类。否则一如前述循环论者所言，因国力支绌，终必步上衰败之途。目前中国的症结是政治上如何改革，以免引起突发性的危机.男多女少隐藏危机
再回到突发论的观点，无论中国的总产值是否能在2040年赶上美国，个人平均所得仍很有限，目前就有一亿多人口还未脱贫，再加上贫富极度的两极化，发生突发性事件时可能一发不可收拾。由此引申到另一个人口问题，有美国学者撰《光棍》一书，认为到2040年时因男多女少的中国，将有四千万适婚男子找不到配偶，也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突变炸弹，很可能因而对外发动侵略。
至於喧腾已久的环保问题，美国人类学者戴蒙（J. Diamond）直指中国人是自作孽，破坏环境，引致生态失衡，很可能因突变的结果自毁前程。至於像纪福（G. Gifford）等，执着於欧洲民族国家的传统，坚持中国的藏、维等族也将因突发事件分裂，中国亦将崩解而衰落。
笔者不否认任何重大突发事件都有令大国衰败的可能，但前述对中国的猜测多言过其实。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固然有时会带来灾害，如工业化的环境污染，但人类亦有能力改善其文化。德、俄二战之后因男丁牺牲重，适婚女性找不到配偶的以百万计，社会并未因此动荡.至於循环论，美国果如甘迺迪教授所言，因对外扩张而作出太多承诺，令国力过分支绌才有今天的结果；那么，但愿中国认清现实教训，不会步上美国的后尘.
作者为台湾佛光大学名誉教授、成都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