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赴乐清调查的于建嵘教授说，“这个村现在是，每一个陌生人进村，都有一大批人跪迎。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谁是什么人，干什么的，只要是陌生人就跪。这让我心里特难过，不知道如何帮他们。”在村民内心深处，“我”等于虚无零蛋，“我”之外大于零，可能给“我”带来出路，于是跪求之。
网上很多人谴责民众之跪，再加上又发生了一场群体性事件，更多人谴责之为顺民暴民。我觉得说成顺民暴民是无耻的，让你家也遭遇到同样的事情，看你还能不能如此超然。我原来做律师的时候，对当事人的事情，虽然认真，但没有切肤之痛，后来自己遭遇到了，那完全不一样。
既然是公域问题，那就要提灯自照。你的道德大棒也应该扫一扫自己，对下跪的道德批判，岂不是把自己等同于下跪者的层次。既然你要让下跪者承担不能承担的责任，那么那就要对自己的公共发言，承担可以承担的审慎义务，反省到底起了好的还是坏的作用。到了公共领域，不单单是个人的，不仅对下跪者者，而且对你自己。
在这种谴责当中，把自己的头发拔起来，以为洗白了自己的原罪。总是自我为义。可以无视任何现实条件，说明仅仅表明自己优越于民众的道德特权地位。不承担担负民众苦难的义务，而要特权。这一些人其实想坐稳的奴隶而已。其抵抗都有宋江反抗为了投降的味道，甚至连像孙猴子被迫纳入秩序的味道，几乎闻不到。
如果是你是杨佳，你会跪，还是会杀人（包括自杀），没有勇气杀人，就只会跪。有人觉得杀人和跪之外还有第三条路，这那是因为还有人支撑，还有一些遗产或者其他出路可供支撑，底层农民呢，一无所有，孤立无援。
道德批判者他们和底层农民不同。他们绝对不会对那种哭天抢地有感觉，不会因此断了生计，不过是利益的减损。不会是绝境。绝境就是对人作为人的否定，对生命的自我保存的摧毁，让人觉得活着，是一种重负，不如死了算了。
我读完初中，我妈让我去读中专，而不要去高中，她的理由是有技术傍身，遭遇乱世，也能生存，也是有用的人。知识等同于技艺，拥有知识技艺那就是让共同体与他人发生了永恒的联系，有了知识或者技艺，共同体与他人那就离不开他了，不会再消灭其肉体，即使遭遇最残酷的自然状态，也是安全的，黑夜中有了微弱的灯光。
这是遭遇反右运动和遭遇文革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最后的自信，总是会过关的，总是有微弱的灯光，熬过去就好。财产于中产阶级也是如此，外在的事物能够内化，成为内心安全的盔甲。多么令人妒忌的盔甲！启蒙知识分子是有知识的小市民。看来都是小市民，知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财产，都能够内化，形成内心安全的盔甲。这与直面对命运与风险的贵族，截然不同。
我觉得还是别批评别人跪着。其实觉得自己站起来的人，还是半跪着。网友“疯狂的哔将哔刺伤成诗”说，只会批评别人的人太多了。很多时候痛骂批评国民的所谓愚昧奴性的比骂政府还要政治正确。他们既以为自己推动了宪政，又撇开了自己的责任。其实有几个人不是跪着的？他们也没有什么反抗，嘴上的反抗在权贵那里看来不过是笑话。就像流氓强奸女子，女子的反抗不过是增添点情趣而已。一样跪着，一样被强奸。
道德批判者的生活世界与专制的世界交叉呈现是灰色，由此他们的眼睛看到，专制的世界也是灰色，而不是黑色的。而我不同，我如同卡夫卡，处在城堡之中，那是比黑色更加绝望的，更加窒息的。甲虫，没有一丝可能性可以变为人，既然不可变为人，那如何加入人的世界，成为人，享有人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本来是同一国度的两个部分，却别异化为天堂和地狱之差距，天人永隔。
道德批判者没看到一个非人的世界，只看到一个可以协商，可以改良的世界。难道我们遭遇到比鲁迅遭遇的铁屋，更好不成？专制者不自己当做人，而当做特殊材料的人神。道德批判者偏偏看成了人，看成曾犯错误可以改正，或者即将改正的人。
他们活得太年轻不知道，作为一种极权主义运动，是要征服自然的，征服死亡的。这样的危险已经被遗忘，然而实际上存在。他们把全面武装的魔鬼看成一个坏人，然后用人的道德去批判他，说服他。在这样的力量面前，这样任何常识的嘲笑，等于放屁。
从杨佳事情以来，我一直督促对抗争民众的道德批判者，放弃对民众上纲上线的批判，例如说成非理性，民粹，觉悟不高，或者顺民暴民等等，转而提供维权帮助。从上文中有退路和无退路处于绝境中民众差别可以看到，如果要摆脱他们杀人与下跪的困境，那么就给他们提供出路，提供战斗友谊的温暖，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