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名强奸犯人的告白：“强奸并非我等所愿，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就是人类繁殖成本的问题。如果我们每回交配都要考虑对方的意愿，事後还要付出大量赔偿费用的话；想想看，这得花去多少时间，又得浪费多少资源呀。而为了实施人类发展战略，强奸更在所难免，或者说不得已为之，否则，一切发展免谈。”
“强奸容易出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问题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会不会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实在说，就要靠运气了。”
“当大家都在对强奸现象口诛笔伐的时候，似乎大家都罔顾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奸行为的受益者。要不是我们的雄性先祖当年用强，抡起大棒就敲晕了雌性同类，然後把她们拖回山洞；人类今天还能繁衍出今日这番恒河沙数的局面吗？我们中国还能如此人多势众好办事吗？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奸就没有现代人类，没有现代人类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奸就没有『新中国』？”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觉得恶心，马上就想冲进厕所大吐一场；也许会感到怒火攻心，忍不住骂出几句脏话。为甚麽我们看了这段告白之後会如此愤怒如此难受，理由恐怕还不只是因为那个犯人的强词夺理荒谬思维，而在於一种更简单更根本的直觉。那种直觉告诉我们，强奸是种万万不可接受万万不得辩解的罪行。“强奸”这两个字不是中性的，它本身就充满了非常负面的价值意蕴，正如“强抢”和“强盗”一样，我们一见就无法再不动心不动情地客观冷待。
换句话说，以上那番告白刺痛人的地方在於那位犯人居然毫不遮掩地使用“强奸”这个词汇。理论上，他大可以发明一个比较好听或者至少比较陌生因而也比较能够唬人的术语，例如“非双方同意的交配行为”，或者“未经对方认可的主动性行为”。但他没有；他就是这麽左一个“强奸”右一个“强奸”地写下了这篇骇人听闻的自白。它让我们震惊的是，这个作者似乎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直觉，完全没有想到光是“强奸”二字就足以令人反感，足以摧毁他一切论点的说服力。这位作者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个失去了人类同理心与基本道德感知能力的可怕异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强奸有甚麽不对，他的辩解只是为了我们而写的。所以，他才会把强奸看成一种後果可不可以控制，大事又能不能化小的技术问题。
放心，以上种种其实全是我的虚构，现实中并不存在这麽一个泯灭良知而且还极端理智的强奸犯。然而，那几段告白却又不是百分百的无中生有，它们改写自近日一篇红遍全中国的鸿文，我只不过是把原文中的“强拆”换成了“强奸”，将“政府”变成“我们”，同时还补上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而已。我说的这篇文章当然就是首发於“财新网”的“宜黄来函”。
话说江西宜黄的强拆案透过微博的转播震撼全中国，其中的自焚丶抢尸与截访在在显示出公权暴力的恐怖，结果不只引起无数人的义愤，还丢掉了几名地方官员顶上的乌纱帽。想不到正当事情冷却结尾之际，一名当地官员竟主动投书媒体叹不平，於是触发更多舆论的攻伐。看完化名“慧昌”的官员所撰写的这篇“宜黄来函”，以及众多评论家的仔细剖析之後，最叫我吃惊的是该名官员竟然全不避讳地采用“强拆”一词；而多位评论家虽然深入地揭示了地方政府“发展主义”思维的盲点，全面地批判了强拆现象背後各种不合法理的弊端，但也似乎都不觉得“强拆”这两个字刺眼。
让我们再看一眼“宜黄来函”的部分段落：“强拆并非地方政府所愿。这里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就是发展成本的问题。……而地方政府为实施发展战略，强拆在所难免，或者说不得已为之，否则，一切发展免谈”。“强拆容易出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为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问题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会不会出大事丶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实在说，就要靠运气了”。“当大家都在对强拆政策口诛笔伐的时候，似乎大家都罔顾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为甚麽这几段话里的“强拆”可以拿来和“强奸”相比？答案在於那个“强”字。强奸之恶，除去性的敏感以及种种关乎人类肉身等尊严问题外，就是因为它用强。请注意，拆迁不一定总是强拆，因为拆迁绝对可以经过双方同意；而强拆则是一方不情愿，另一方却坚持使用暴力手段来达成目标的结果。不管那位宜黄官员究竟搬出了多少套奇诡莫测的宏观辩说，多少粗糙不堪的中西发展路綫比较，至少有一个事实是他自己都不能否认，甚至还从不隐瞒地挂在嘴上的；那就是当地政府的的确确搞了一次强拆。除非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用强不算错，以暴力逼迫他人就范也不算问题的地步，否则强拆就一定是种类似强奸的罪恶，一种道德上的罪恶。
从这个角度来看，“宜黄来函”最令人齿冷的，就是一个国家官员居然完全没有想到这麽基本的道德事实，在一整篇东西里头没有半句提及居民意愿，反而把罪过的後果当成运气问题，以经济发展解说违反人类根本自由的恶行；最後还把我们所有人拉下水，说成是一个道德错误的受益人与共犯。假如这篇文字真的像许多论者所言，“代表了许多地方官员的心态”，这个国家就真是有毛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