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开放党禁和开放报禁的呼声前后激荡，以蒋经国为首的掌权者的顺应时势与党外运动的抗争和牺牲互为因果，终于在未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和流血事件的基础上完成了社会转型。尽管民主制的成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台湾的民主成却成绩斐然、有目共睹。台湾政权第一次更迭之后，根据多个国际组织的调查数据，其新闻自由度在亚洲排名最高，新闻自由度正是一个社会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一成就当然离不开新闻工作者的努力、奋斗与付出，台大新闻所教授张锦华指出：“台湾走向民主与自由的过程，并非一条康庄大道，但确实是支流汇集的长河巨流，许多深具理想与才华的媒体工作者在主流或非主流的及党外媒体等各种不同位置上，以各种方式实践、结盟、冲撞或议题操作；审时度势之际，虽时而沉默、时而妥协，但更伺机奋起、时而跃上浪峰，傲视迎向更宽阔的天际。”为了保存和重现那段既充满恐惧与屈辱，也充满光荣与梦想的历史，台大新闻所展开“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的项目，对十七名亲身参与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著名新闻人作了访谈。有趣的是，这些一辈子采访别人的记者，在接受采访时，个个都有许多话要说。
我见过这群资深媒体人中的数位人士，还接受过他们的访问，因此在阅读《黑暗中寻找星星》时感到分外亲切。该书作者描述说，这群人亲身见证台湾这艘希望之船离开戒严、报禁港湾，从此航向广阔无边、深不可测的民主海洋。他们像是在无尽的黑夜中寻找星星，对外迎向忽明忽暗的民主亮光，对内追寻若有似无的记者典范。二十多年之后，他们当中有人功成身退，有人继续奋战在新闻第一线，有人则步入政坛和商界；大部分人仍然保持新闻自由的信念，却也有人背离了当年为之上下求索的民主理想。但无论如何，他们的生命史已经成为台湾新闻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日中国正在奔向自由的道路上艰难跋涉，《黑暗中寻找星星》一书堪称中国的新闻记者和有责任感的公民的“资治通鉴”。
三类媒体，三个世界
即便在白色恐怖时代，台湾媒体也呈现为多种生态，可见台湾只是“有限威权”的政体。概括地说，就是“三类媒体，三个世界”：一是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直接控制之下的党报系统；二是虽然也在当局控制之下却拥有相对独立性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两大报系；三是在重重打压之下茁壮成长的党外杂志。与之相比，今天中国仍然是“全能政治”的格局，新闻自由的环境更为蹇逼，根本没有“党外杂志”生存的空间，而只有党报系统和稍稍倾向市场化操作并有一定自由派色彩的一批“新锐媒体”（如“南方报系”等）两类媒体。另一方面，今天中国与世界一样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博客和微博勃然兴起，体现民间立场的互联网舆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这倒是当年台湾社会转型所不具备的正面因素。
《黑暗中寻找星星》一书中采访的十七名资深新闻人，涵盖了以上“三类媒体”和“三个世界”。由于这些人各自所处位置、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之不同，对社会变革的进程和方式看法也不同，但他们都认同新闻自由之理念，并在不同程度上为实现新闻自由做出过努力，正如张锦华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推动时代变革实有赖于多层次的抗争和努力，而每一分个别的努力或许微小，却都十分珍贵，因为它彰显出新闻专业的核心意义与坚持记者价值的高贵和尊严。同时，这份努力在今天看来更是具有意义；虽然个人总是受到整体结构的各种限制，但是每一个人仍然可以选择坚持自我的目标和创造实践的策略。”用中国大陆的术语来形容，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形成了一种“合力”。
以第一类体制内的媒体而论，曾担任《中央日报》总编辑、主笔的薛心镕，其新闻生涯始于抗战后期的中国大陆。他不同意该访问项目的采访提纲，认为“不应预设立场使用威权、白色恐怖、高压等不超然的用语”。对于美丽岛事件，他的看法是：“警察面对暴动，奉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真是天下奇闻。”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有“化石”之嫌。但薛心镕毕竟是民国自由主义传统熏陶出来的一代人，赴台之后曾白手起家创办《大华晚报》，并因报道美军援华代表团失窃事件而被拘留十天。后来为党报工作，再没有受到当局的直接逼迫，不过他亦承认：“身为党报的总编辑，我在戒严时期没有感到国民党文工会或是新闻局耳提面命的压力。但所谓国家机器的控制，我还是有感觉到的。”薛心镕对国民党的统治基本认同，对两蒋的评价也大致正面，是因为他认为国民党至少勾勒出宪政民主的远景。他成长于硝烟弥漫的战乱中，故而国家情怀深切，声称对新闻工作的考量是“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党为中心”，并坚信“正义两个字就是新闻人的核心理念”。我们很难想像，中国大小党报的社长和总编辑们能如此公开表达对新闻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支持——除了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昙花一现的几个星期。从访谈中可以看出，薛心镕的思想相对保守，但仍有基本的人格操守，绝不助纣为虐，与今天中国那些欣然成为腐败的一部分、不以说谎为耻的官媒高层人士相比，若有云泥之别。
与薛心镕一样，曾任中央通讯社国内新闻部主任、正中书局总经理、被誉为“第一位女性党营媒体高层”的黄肇珩，也深感威权时代新闻记者“戴着镣铐跳舞”的不自由。“报道总统国宴的来宾，都要注意他们的职位高低排序，谁在前、谁在后，这可是一门学问。”蒋介石去世之后，媒体对两蒋的称呼亦费尽心机，中央社率先用“总统蒋公”代表蒋中正，而对继任者则称之为“蒋总统经国先生”。“总统蒋公”前面的空格依然保留，“蒋总统经国先生”之前则不再空格。这种称呼之前空格的形式，源于帝制时代的专制文化，可见国民党的权力结构依然是君君臣臣的偶像崇拜模式。黄肇珩感叹，就是这一点点尝试，亦是对禁忌的突破，使得新闻报道的尺度有所放宽。
《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文人和自由主义者办报传统的延续
台湾解严之后，新闻自由带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在《苹果日报》入台带来的“鲇鱼效应”以及支持绿营的《自由时报》分流读者的双重夹击之下，此前半个世纪里一直双峰并峙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两大报系，只有招架之力、而无还手之力。有受访者还预言两大报系未来将日渐式微乃至关张。但就历史贡献而言，《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以自身之优异素质及特殊之时代背景所创造的两大报影响国计民生的奇迹，却再也不可能复制了。
在这群受访者中，十有八九都与两大报系有着或亲或疏的关系，许多人出任过两大报的采访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总主笔等要职。崛起于中南部报界，后来曾出任《中国时报》总主笔的俞国基认为：“台湾能在三十年内从一个残败的国家，一跃而为世界上的经济主导国家，最大的功臣有二：一是高品质的大学，一是有相当水准的报纸。”他指出，两大报对台湾社会教育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它们在启迪思想、拓宽视野、介绍新知、推动民主法治等方面，影响既深且远，虽然在政治上不能突破禁锢，但不时对政治作有限的针砭，或者假借其他议题而影射政治，都是积累民主、自由观念发酵的触媒。比如，两大报系主办的文学奖项，不仅是催生台湾作家的摇篮，亦辐射到整个华人世界，王小波的成名便有赖于他所获之“时报文学奖”。再比如，两大报系通过曲折的方式支持华人世界的民主力量，据说一九八九年刘晓波从美国返回北京参与民主运动的机票，便是《联合报》老板王惕吾赞助的。王惕吾未必预见到二十一年之后的刘晓波会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他“识英雄敬英雄”的气度由此可见一斑。
许多受访者都谈及与《联合报》老板王惕吾和《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之间的分合恩怨。即便是那些最后与两位老板分手的新闻界俊杰，如周天瑞、杨渡、王健壮等人，对两位老板也不出恶声，反而心存敬意，视为恩师。王、余二人都是军人出身，却深具文人气质和自由主义理念，继承了民国时代张季鸾办《大公报》和史量才办《申报》的传统，甚至上溯梁启超办《时务报》时“以报馆启迪民智”的理想。王惕吾和余纪忠都身处高位，名列国民党中常委之列，与两蒋互动良好，故而可以打造出航空母舰般的家族企业。但他们绝非素餐尸位、昏庸僵化之徒，他们希望通过媒体推动民主进程和提升文化品质。比如，余纪忠不允许《中国时报》公开批评两蒋，即便是记者翻译的西方媒体的对两蒋的负面评价也断然压下。但是，当民进党宣布成立之时，国民党保守派妄图继续镇压，并强令媒体不得报道，余纪忠却坚持报道，为蒋经国决心开放党禁投下了一个关键的砝码。可见，在余纪忠心目中，坚持自由价值高于所谓的“党性”。与之相比，在中共的权力结构中飞黄腾达的“笔杆子”，如陈伯达、姚文元等人，早已放弃了独立思考，而沦为毛泽东的打手与走狗。
两大报既竞争又合作。戎抚天是少数在《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中都担任过要职的资深记者，他对两大报的文化差异深有体认。《联合报》等级森严，管理严格，所以基本品质能够维持，却无法给天才人物以充足的发挥空间；而《中国时报》的管理方式自由散漫，能培养出天才型的记者，虽然一般新闻的品质不如《联合报》，却经常出现让人拍案叫绝的文章。如果说《联合报》像清华，那么《中国时报》就像北大。更有意思的是，两个长期处于竞争形态的报纸，却有一种推动民主改革的默契，“这次他跨一点，下次我来跨一点……如果两报的政治观点落差太大，跑在前面的人就很容易被攻击，就会受伤”。在这种气氛下，戎抚天相信“国民党在民主化问题上的让步，跟当时两报的一致立场有非常大的关系”。
很多资深记者并非学新闻专业出身，他们投身收入偏低且风险颇大的新闻行业，是怀抱着改造社会的理想。这种理想在近年来的台湾已经失落了，在彼岸的中国大陆怀抱此理想之人更是寥若晨星。放弃收入优渥的牙医职业而进入报纸，后来又成为电视名嘴的杨宪宏，谈及八十年代台湾的媒体人时说：“他们都有文人的气质，文采也很好，而且他们一辈子生活得很清苦。他们做这个行业自己有光荣感，他们对于后辈、具有很好的文采的人，正是惜才如金。像王惕吾、余纪忠，他们原来并不是这个领域里的人，却半路出家去做，我觉得他们有一种信仰，有很强的使命感，因此很坚持，非常虔诚。”如今，虽然台湾实现了基本的新闻自由，新闻业中却少有此类道德、文章均让人如沐春风的人物了，真是“前可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涕下”。
只有警察国家才会有“警察管媒体”的奇闻
在两蒋时代，“特务治国”是主要的统治手段。老蒋认为自己之所以失去大陆，不是民主不足，而是专制不够，因此在台湾大肆扩张特务部门的权力；而小蒋有过在苏联生活的经历，更是对克格勃“让全民都处于恐惧之下”的那一套烂熟于心，拿来就用。再加上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文字狱历史的国家，所以用警察来管制媒体便成了国民党统治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新闻记者和所有要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来说，那真是个风声鹤唳、动辄得咎的时代。俞国基回顾说：“当时管制新闻的黑手，大致有四条线，一是警总，其次是调查局，三是国民党文工会，四是军方的政工单位。前两者是威吓性的，后两者是怀柔性的，四管齐下，不怕你能逃出这个天罗地网。”尤其是警备总司令部的控制，简直就是无所不在。俞国基谈到一个细节：有一次，国军训练机失事，他刚要发稿，警备总部立即打来电话：“我只告诉你一句话，不能见报！”他由此得出结论：“那时，警总是新闻的主宰。”他还谈到一个故事：有天晚上，几个同事在他家打麻将，因为听到搓牌的声音，好几个警察敲门盘问。其实没有发生什么事，但一位同事当场竟吓得晕倒。“这是当时普遍的心理压力，害怕警总来抓人，那样恐惧的感觉，强烈到让人休克。”
俞国基服务的毕竟还是主流媒体，一旦文章出格，最多也就被删稿或约谈；而像司马文武那样献身于党外杂志、兼有政治反对派身份的知识分子，生存处境更是险恶无比。当局不仅对本人施压，而且祸及家人。司马文武在访谈中说：“我在办党外杂志，太太当然提心吊胆，所以有时候有些危险的事情，我都不敢跟她讲，怕她担心。太太一路走来，始终含辛茹苦陪伴。她原本在海关工作，因为我的关系，本来是干事变成助理干事，后来变成雇员，再变成临时雇员，最后就待不下去，因为当时工会都是由国民党党部控制。”那时，国民党手中已经没有拿得出手的笔杆子与党外杂志辩论了，所以只能采取这种拙劣的株连的办法来施压。这就是专制统治的流氓化和黑帮化，也是其统治进入末期的表征。
不过，司马文武也幽默地谈及与警总“捉迷藏”的故事：警总查禁党外杂志，他们便跑给警总追。其实这个圈子不大，日子久了，大家也多少有些接触和认识，后来甚至逐渐衍生“共生关系”，玩出了游戏规则。依据当时政府的制度，若能成功查禁党外杂志，警备总部的情治人员就能领奖金；印刷厂若能主动检举、配合查禁，每查到一本，也可以领十块钱奖金。于是，他们就先印两千本，这两千本是用来‘被查禁’的，等印刷厂检举好、警总查禁完之后，才开始印真正要发行的分量。所以，当时的情况是，查禁人员和印刷厂有奖金拿，党外杂志仍照常发行，而且发行量蒸蒸日上。当时党外杂志发行量有一、两万本，没有一篇广告，营运的收入完全靠发行。可见，警总的查禁人员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和服务于政权的忠心，而沦为功利主义者，只要有好处可捞，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台湾社会的公共空间持续扩大，权力已经无法控制民众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谁也没有料到，台湾政党轮替之后，解严前被戏称为“地下新闻局长”的司马文武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陈水扁的第一个任期内出任比新闻局长更加重要的职位——国安会副秘书长，由此“回顾自己在解严时期的来时路，理解军情人员的职业特性和角色”，其角色的更替真个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警察真能管好媒体吗？这场警察与记者之间的战争，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呢？人的嘴巴除了要吃饭，还要说话；任何一个自诩为给人民饭吃而不让人民说话的政府，都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台湾大学教授孙震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新闻自由不但是人民受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而且对国家的政治安定有正面、重要的意义。新闻自由最大的功能在于报道事实，反映民意，使与公共利益有关的真相显现，罪恶无所遁形，问题早获解决。限制新闻自由，并不能改变事实，反而丧失反省改过的机会，使问题更趋严重，为自己制造敌人，终致失去人民的支持。”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所有独裁政权的失败，根本原因都在于他们压制民众热爱自由的天性。可惜的是，如此简单的常识，独裁者们却视而不见，并一个接一个地重蹈覆辙。
“第四权”首先要捍卫人权
这些受访的资深新闻人，政治立场或蓝或绿、或左或右，但对近年来台湾的媒体生态都并不满意。曾任《联合晚报》总编辑的黄年指出：“戒严时代，最大的趣味是追寻自由。在夹缝里面，钻来钻去，找寻自我、找寻方向，但在解严后的自由时代没有这个滋味。戒严时代无新闻自由，也能产生适格胜任的新闻记者；解严后有新闻自由，却未必皆能成为适格胜任的新闻记者。戒严时代需要的是追求新闻自由的勇气，但解严后需要的是使用新闻自由的能力。”并不是说所有的记者和知识分子都是需要外部压力之“受虐狂”，而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反倒失去人生之目标；而是说新闻自由固然来之不易，但保有新闻自由、提升媒体的公信力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在两个不同的时代，新闻人面临的挑战与诱惑也不同：戒严时代，记者不能说真话，精神痛苦，但大部分记者至少都保有“不想说就不要说”的自由；解严以后，很多记者竟然“自由地”沦为当权者的打手，这是背叛了“第四权”。
作为掌握“第四权”的媒体和媒体人，在一个民主制度尚未完全巩固、人权实践尚存在若干瑕疵的社会，该充当何种角色？司马文武认为：“批评不代表永远都要站在对立面。若媒体要当‘永远的反对党’，应该是所有政党都要批评，而不是为了反对执政党，就同情在野党。提出批评，必须就事论事，用一个价值观念一以贯之。”然而，即便是在这群资深记者中，也不是人人都达到了这个标准。比如，当年被誉为“全台湾最善于用主流媒体资源的评论员”的南方朔，自称“永远的自由左派”，近年来在为《亚洲周刊》撰写的评论中，却只剩下“左派”的味道，而失去了“自由”的价值。他对台湾现状不满，转而对中国大陆“由距离生美感”，变成了一个不问是非的民族主义者。又如，始终强调文人身份的杨渡，八十年代是台湾社会运动的先锋，一九八九年在北京采访“六四”感受枪林弹雨，悲从中来大哭一场，“这是我自十四岁长大之后，第一次放声大哭”。但他协助马英九当选总统并出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之后，反而不敢对大陆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意见，“六四”血淋淋的经历宛如过眼云烟，实在是让人遗憾。
那么，媒体人如何慎用乃至善用“第四权”？“第四权”并不是为了要与行政、立法和司法其他“三权”争权，而是为了促进人权与自由。这群人中最让我敬重的一位，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陈铭城。他当年受林宅血案的刺激决定当记者，八十年代先后在《台湾时报》、《八十年代》、《自立晚报》等媒体工作，政权更迭后曾出任文建会副主委。无论在哪个职位上，他的自我定位都是“为受难人权发声”。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陈铭城发起举办“绿岛人权音乐祭”。当时，有一百个政治受难者跟家属重返绿岛。其中一半以上，出狱之后从来没有回去。这次重返绿岛，他们情绪都很激动。主办方请到台湾交响乐团演奏萧泰然的曲子，指挥欧阳慧刚和弹钢琴的欧阳慧儒两兄弟，爸爸妈妈都是绿岛的政治犯。陈铭城认为，写那些政治受难者的生命故事，比跑到独家新闻更了不起。他投入很多时间、精力和资源，来从事政治受难者口述历史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他指出，一个社会的转型正义极为重要，应当持续地让大众认识过去的历史、记住历史。所以，要趁那些受难者身体还健康、可以接受访问的时候，留下他们生命的纪录。目前，他陆续了完成一、两百人的口述历史。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那样的丰富多彩乃至惊心动魄：殷允梵当年以《纽约时报》驻台记者的身份声援美丽岛事件，后来创办财经杂志《天下》，“我自己跳下来为台湾加分”；李旺台是这群受访者中唯一的美丽岛事件的亲历者，对抗威权体制，为南部发声，后来出任民进党副秘书长；吴丰山本来要从政，却连写了二十年个人专栏，坚信“记者永远是社会改革的先锋”；而李永得和徐璐因为历史性的大陆破冰之行，人生轨迹也因而改变……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却无愧于所处的时代，正如张锦华评论的那样：“这群人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高压气氛中匍匐前进，姿态多半扭曲变形，很难保持优雅好看。有的人在主流媒体内兢兢业业，有的人想尽办法在文章中‘埋地雷’，有的人努力从中南部发声，有的人深入观察民间社会，有的人则与情治单位大玩‘捉迷藏’游戏；后人想像他们坚定勇敢，他们身处其中却可能狼狈不堪。”是的，他们新闻生涯的成功与失败，已经到了可以接受公评检验的时刻，但他们走过那段岁月的心灵感受、心情故事与生命情怀，现在才正要开始缓缓倾诉而已，让我们静静地倾听。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八至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