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教育部门向中小学下发禁令称，不要“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如《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内容”；湖北则禁令也省了，直接删节该些经典蒙诗，要“去其糟粕”。这恰恰反映出内地的学校已经大规模推广读古典启蒙诗，才会引发政府强烈反应。可是，推广与禁止的都没有考虑清楚这些启蒙诗对学生会产生什么影响，争论就只是围绕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
中共从江泽民提倡“国学”开始，已经有一段日子，除了人民大学心领神会的设立国学研究外，学术界的反应一般。民间则纷纷成立读经班，让孩子周末穿上古服背诵四书五经。
一些热心人士，也组织讲座，到处推广传统文化，还请来企业老总、息影明星，现身说法学了传统文化对生活以至生意上的影响，而且还制成光盘免费流传。也有佛教人士，在江西一个小镇，设立学校，教育村民以传统文化规范行为，据说影响巨大而招来政府干预，被迫关闭。在很多中小学校，校长与老师要求学生背诵《弟子规》和《三字经》。
山东与湖北的教育部门，就是看到上述活动的广泛与规模，不得不实施干预。其实，他们是有欠考虑的。因为集中儒家精华的这些启蒙诗，只会帮助政府“维稳”，不会威胁执政党的地位，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直到清末，王权只能到达县级政府，县以下的乡村，是依靠士绅“以族权控制社会基层，以神权控制意识形态，以夫权控制伦理家庭。”（见于建嵘新着《抗争性政治》）于建嵘又指出，公社制度曾经把政府的触觉伸到乡村的每一个村民。
但公社崩溃后，基层社会的管治，的确成为政府头疼的问题，要知道，作为协助政府动员人民的报纸在农村几乎是绝迹的，有些村连中央电视台都收不到，而新近流行的网络又不为政府所用，作为现代政权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这一环在基层甚为薄弱。
中共过去是革命党，认为传统跟革命所提倡的背道而驰，也影响管治，所以要用革命手段对待之。而今中共已经不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没有了革命理想，按道理任何有利于管治的，都应该提倡。惟有一些没有领会中央精神的地方官员，还懁抱革命理想，认为这些鼓吹三纲五常的启蒙诗是糟粕，非要插手不可。不知道刻下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主管意识形态的李长春是否就此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