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刘凤芹66岁了，我父69岁了，都被双双关押在河北省第一劳教所劳教，为此我去北京聘请律师。2009年9月23日，我去北京找一律师，向他说明来意，希望他给我父母当律师。律师说，只要法院同意立案，他可随时免费出庭为我父母辩护。
9月24日，再次见过他后下午我去西单书店买书，那里没有我想要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检讨与改革》一书，于是售书员介绍我去北京公安大学出版社去购买。在此处我购买到了该书。书的第27页写道：“对盲、聋、哑人，严重病患者，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以及年满六十周岁又有疾病等丧失劳动能力者，一般不决定劳动教养；确有必要劳动教养的，可以同时决定劳动教养所外执行。”为了弄清这一段的意思，24日晚我去北京师大找赵秉志院长，可是因去得太晚赵院长已放学不在学校。
25日又去找赵院长，但他却到外地开会去了。他的同事接待了我，告诉我书中第二专辑是公安大学讲师陈琴主编的，要我去找她。我去公安大学找到陈讲师，但她没时间，答应28日去见她。
26日我再次去西单书店和王府井书店购买书中提到的2002年4月公安部发行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一书，那里第十一条也规定，“对盲、聋、哑人，严重病患者，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以及年满六十周岁又有疾病等丧失劳动能力者，一般不决定劳动教养；确有必要劳动教养的，可以同时决定劳动教养所外执行”，我找到订购此书的地方，他们要我次日去取。
这天晚上我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下。睡着后，我听到有服务员敲门，称是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派出所要进行检查。派出所人员进来后，看见我手机上有一条短信“你母亲为什么要多次在天安门下跪？我需要这个详细资料。”他们就借口我有上访嫌疑，将我带到派出所，拿走了我手机和身份证（身份证至今未归还），当时我还只穿着裙子睡衣（外穿衣服洗了）呢。这时，栗元镇镇长麻彩有、栗元镇工会主任郑永春、一名2008届大学生村官（大专毕业，2008年通过考试进入镇政府工作的工作人员，他们工作很卖力、很听使唤，但虽叫村官，却不怎么下乡，基本就呆在镇里工作，与原有不怎么做事的镇政府官员形成鲜明对比）与麻彩有的司机也来了，他们要带走我。派出所民警问我，“是送马家楼？还是跟他们走？”我说我来北京办事没犯法，哪里我也不去。羊坊店派出所民警要郑永春写交保证书。郑永春写交后，栗元镇这四人就将我连拉再拽地弄上栗元镇的汽车。只穿着裙子睡衣，我当时那种羞辱感就可想而知了。我喊救命，可是羊坊店派出所民警就是无动于衷。栗元镇镇政府对我的绑架居然开始于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派出所。
荆各庄矿招待所
27日凌晨2点半，我被绑架到荆各庄矿招待所。这时出现4名打手（16－18岁的孩子，专门帮人打架，我地谓之“出现场的”），他们将我撵下汽车。我被关押在一间房子里不能出去。四个人一班轮流看守，不让我睡觉，连上厕所也不让，拉屎拉尿只能在屋里进行，甚至不让我关门，严重损害了我的尊严。我曾想逃跑，可是窗户外面停放着栗元镇的班车，车上有郑永春、栗元镇副镇长王建春与3大学生村官共5人在看守着。我对面房里关押着同镇郑庄的安燕珍（去北京办事，在丰润车站被抓），她由镇政府妇女主任曹文梅、组织部组员孙贺如等人看守。
上午8点半换班，原来打手由另外6名接替。镇政府民政办主任罗奎、林业办主任张春霞、计生办干事王秀萍和另外多名大学生村官来了，他们也接替了上一班人马。这天白天比昨晚松了一点，我可以到被关押在对面的安燕珍房里和她聊天了。只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用手机先报了110，然后报了3264420（栗元镇派出所的电话号码，荆各庄招待所的治安由该所管），一会我又报了110。不久栗元镇派出所刑警郑希铭、副所长藏明辉和警长徐学明来了，我对他们说，“我们被绑架了，他们不让我们出屋，也不给我们饭吃，也不给我们水喝。”藏副所长要给我买饭，我说，“你还是救我出去吧”。他们没有理睬我，写了二份笔录后扬长而去。晚上，打手在隔壁称兄道弟地打电话，询问“大哥”他们去北京了应该怎样对付我。一会，一名打手冲过来，看见我躺在床上，就往我身上泼水，不让我睡觉，以防止我逃跑，还要打我。他说，是他们“大哥”交待的，要把我折腾死。
28日上午9点王建春、郑永春、孟祥娥（计生办主任）、信访办干事丁亚茹（女）、教育组杨干事（女）、多名大学生村官与一帮打手来接班。上午我丈夫去看我，带给我衣服和手机。安燕珍要给我饭吃，打手们追着打她，不让她给我饭吃。
栗元镇黑监狱
晚上，他们轮着饭店吃饭回来后，突然向我走来，将我抓上镇政府的班车，把我拉到“陡河水库”旁一间独立的有铁闸墙的房子里（就是原来曝光过的“黑监狱”）。“黑监狱”院子里杂草丛生，土炕多处塌陷，只有纸板没有被褥。我穿着单薄衣服被关在这里，窗子上没玻璃，门反锁着。几天没吃饭的我，晚上在寒冷中无法入睡。
29日栗元镇纪检书记王思及多名男女大学生村官来接替昨天值班的人，打手们也来接替。夜里，王思与这帮打手玩牌。打手们称王思为“大哥”，对王思说，这里坐班车不方便，但可以“打的”（坐出租车），还有电话费，请“大哥”给报销，又问，“是不是每天工资100元？”王思说，“大哥我做事肯定够义气，一分钱也不少你们的，每天给你们20元钱一包的烟，花费算不了什么，给报销，只要把人看好了就行。”他们玩着扑克，打手们称兄道弟地拍他马屁，说道，“大哥真好，以后听大哥使唤，好好跟大哥干。”
王思和打手们就餐时是在外面吃的。30日中午，他们把在外面吃剩的饭菜扔到我屋子里，喊着，“像狗一样爬着吃吧，给你吃的。”下午4点30左右，7－8个打手突然打开锁进来，对我说，“大头子来了，你去外面见他。”我说，“我起不来了，我也不想见他。”过了几分钟，所谓的“大头子”栗元镇党委书记王福军带着他以前的女秘书张雅静进来了，他把打手赶了出去，然后阴阳怪气地对我说，“你还跑，还去北京，饿死你，就让你死在这，看你还能跑不。”之后大笑得意而去。
晚上镇政府干部张庆华、一名村官和一名打手进来。打手抱着一床被子，说要送给我，我说，“孩子，你们还小，我知道夜间很冷，你们8个在这里就两床被子，会给你们冻坏的。我儿子比你们还大，谁都有孩子，我虽然没有被子，但我不要，你们盖吧。”在我的坚持下，孩子才把被拿走。
10月1日8点半交接班的时候，有两个孩子没来了。后来了解到，原来是他们家长知道后，说赚这样的钱太缺德，不让孩子来了。
9点多钟，突然进来几名看守，抬进一张医用床，把我抬到那上面，然后搞计生的大学生村官申英杰抱来一堆白布带子，再后他们合力将我用带子绑在床上，之后进来两名栗元镇卫生院大夫（一位大夫服装上写着栗元镇卫生院005），要强行给我输药液，而那药液是混浊不清的。捆上我扎了好几次，都因我挨饿五天血管太瘪而输不进去。他们才走，几个打手用注射器把药液从输液瓶里抽出来，掐着我的嘴和鼻往我嘴里灌药液，我不得不将药液往外吐。他们灌得我吐血，很多血被溅到房子的墙壁上。一名打手就打我耳光。下午几名打手又来了，又往我嘴里灌药液，我将药液吐到他们身上，骂他们是没娘生的野种，打手听到后，退出房子，表示不再参与此事，回了家。
下午3点左右又换了栗元镇卫生院于大夫和另一个大夫，他们要给我输液，我骂他们。或许是看到这里残酷与恶劣的环境，他们没有强行给我输液。
唐山工人医院
晚上5点左右，他们突然把我差上汽车，把我送到了我的家里。稍后我的家人将我送唐山工人医院。而他们仍然为非作歹，对我的就医行为进行跟踪。到唐山工人医院后，我在该医院急救室等了近3个小时，还是未能得到诊治。后来有一大夫实在看不下去了，告诉我说，政府找他们了，不让我住院接受治疗。
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
我被迫转院，路上绕了很多圈才甩掉后面跟踪的人。我到了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经过他们仔细检查，我被确诊为“严重脱水引起的严重心肌缺血急性综合征”，我住进该医院。3日晚上9点我回家过中秋。
在栗元镇这私设的黑监狱里，我被关押了两次。那次开始于2003年9月5日，新旧5天，当时我还带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这次被关押了新旧5天。
还我的孩子
2009年10月19日，44岁的唐山市访民刘玉红，因对69岁的父亲被劳教不服，在为其父亲刘硕祥行政复议的途中，在乘坐4路公交车准备去唐山火车站时被栗元派出所所长常志青带三名警员截住，带到派出所询问后将其押送至唐山市拘留所准备将其拘留。
晚上10点，刘玉红在被送往唐山市拘留所途中司机开飞车，汽车行驶在颠簸的土路上，刘玉红此时已怀孕2个月，她对此提出抗议，可无人理会。
刚到拘留所，刘玉红腹部疼痛难忍，发现大出血后流产，她立即报告警官，三个小时后栗元镇政府的领导才到场，并在有刘玉红亲属在场的情况下由警方将她送到镇医院检查。开平公安局政委还在说“不许回家”，并决定将刘玉红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拘留10天。
此时的刘玉红一直大出血，生命垂危，拘留所不敢再关押，拖到第二天20日的上午10点开平区政府才将刘玉红送入医院，经医生诊断确定是流产，可是镇政府仍然不让刘玉红回家而继续关押，直到晚上5点后才让其在家人的陪同下回家，随后镇政府派一辆车和7、8个人看守在刘玉红家门口。
回家后，刘玉红好几天无法起床，身心受到巨大伤害。笔者见到她时，她的精神很不好，身体虚弱无力。可是，父亲刘硕祥的复议期限是11月23日，想着69岁的老父亲仍在劳教所里做着超负荷的劳动，刘玉红只能带着没有复原的身体，再次走上上访路。
在这栗元镇镇政府的管辖范围内，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经常发生，很多老百姓都被非法关押过。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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