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曾经爆发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大陆，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论著却非常难于问世，而其中研究那一代青年的思想状况、青年思想者“足迹”的论著就更是少得可怜，几乎可以说是一片荒芜。因此，这部著作的问世，不能不让人感到由衷的喜悦。

 
《失踪者的足迹》封面书影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的学术勇气首先就令人钦佩。文革研究，在中国大陆本来就是一个很难进行、也很难见到收获的“禁区”，而要闯入这个“禁区”中研究青年的思想、思潮，又比研究文革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国民经济以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历史状况等等，更加虚空抽象，更加缺乏现成资料，也更少先例，除了极个别人（如宋永毅对“异端思潮”的研究，徐友渔对红卫兵不同派别思潮的研究，杨健对文革“地下文学”和“知青文学”中一些文艺思潮的研究）在这方面作过探索外，作者几乎是要在蛮荒之地上开辟出一条路来。

　　作者的努力没有白费。这部书对文革时期青年思潮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对文革十年期间曾经先后活跃在老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及其他青年群体中的一些或显（如联动思潮、极左派思潮、“新阶级”思潮、李一哲大字报代表的思潮、四五运动前后的各种思潮等）或隐（当时并未公开发表或遭到批判从而没有得到传播造成影响）的重要思潮个案，本书都尽可能地搜寻、荟集起来，作了客观的记叙与冷静的评说。在写作中，作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钻故纸堆，寻找当事人或见证人、知情人，进行考察、采访，查阅和辨析、筛选、整理资料，沉溺其中前后近十年，个中艰辛，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到的。

　　作者谦虚地称“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梳理是本书的重点”，本书在这方面也确实给人蔚为大观之感，书中对文革不同时期的重要青年思潮，作了分门别类的发掘和梳理，资料之丰富，涉猎之广泛，堪称一部文革十年青年精英政治思潮的“小百科”，正如徐友渔所说，本书已经成为“文革研究、青年研究、当代思想研究的必读书”。

　　本书的注释也很值得注意。注释不仅多，而且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不只有对书中引文出处的注释，而且还有对采访情况的说明，对历史资料的考订（如５０页至５２页注６５、６６、６７中对《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即“００３通告”的详细考订），对同一资料不同文本的校勘，对有关人物的简历介绍等等，大大增强了本书“小百科”的分量。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把《“571工程”纪要》作为“与一般青年立场迥异的另类政治思想资料”，在第五章第五节用两个小节的篇幅作了专门的、持论平和的研究。作者分析了《纪要》内容三点引人注目之处：第一，对党内最高层斗争局势的评估和对策；第二，对毛泽东的猛烈攻击；第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政治和政策弊端的激烈抨击。（３４９－３５１页）指出：《纪要》“如此胆大妄为地策划推翻以至谋害毛泽东及张春桥等文革势力的武装政变，如此毫无顾忌地谴责毛泽东政治人格和党内斗争作为，如此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文革以来的政策弊端，在中共党内恐怕是没有先例的，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言论竟出自‘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党章载明的毛泽东接班人林彪的儿子之手。”“仅就揭露文革以来的政治和社会弊端而言，《纪要》敏锐地抓住了当时的政策困境和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怨恨之处，其尖锐和全面程度，在当时的中国是仅见的，即使在同期的青年叛逆性思潮当中，能见诸文字的言论亦无出其右，其中很多揭露可谓切中时弊。”“然而，问题的复杂之处是，林立果及其《纪要》不是一般青年的单纯政论，而是与林彪以及林彪集团密不可分的。因而，不论当时人们的判断，还是后来人的评价，都不能仅着眼于《纪要》的文本。”（３５２－３５３页）作者还客观分析了这个《纪要》与林彪的关系，认为“林彪的真实面目至今是一个谜……林彪与这个《纪要》的关系至今不明，很难说它是林彪集团认可的纲领。”（３４８页）并提出：“林彪事件有太多的谜团。林立果（及其小‘舰队’）、林彪和林彪派系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纪要》是林彪的政治纲领，还是林立果几个人的主张？如果《纪要》只是林立果的观点，那么他与林彪集团多年的作为摆脱得了关系吗？如果《纪要》反映了林彪的主张，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林彪的观点？这些观点可能被以林彪为首的一班高级领导人接受吗？”“其政策批判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领导干部的利益和人民的疾苦，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发动政变的策略、‘动员群众’实现其集团利益的口号？如果相信号召人民打倒‘当代秦始皇Ｂ—５２’的林立果，那么将如何处置那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林彪？……在诸如此类的诸多疑团化解之前，《纪要》难于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拥护。不用说当时很多中国人还没有摆脱林彪曾经卖力营造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思想束缚，即使对毛泽东有所怀疑、批评的人，也很难在政治上相信林立果，或者不能接受政变和谋杀毛泽东的做法。”“谁能保证林彪等人为了争取党心民心，一旦当权，就会革除弊端，实现政治清明呢？反倒是《纪要》对江田岛精神的崇尚及林彪等人肆无忌惮的家族特权，令人不能不忧虑法西斯军人独裁的阴魂。”（３５４页）

　　这一部分论述能够力避陈说，难能可贵。只是以《“５７１工程”纪要》是“林彪之子林立果为首的小集团草拟的政变计划要点”（３４８页）为论述前提，尚可商榷。因至今为止仍然缺乏足够的实证材料来证实官方的这方面指控。在这方面仍然如整个林彪事件一样有“太多的谜团”。目前对《‘５７１工程’纪要》的文本真实性及其被发现的经过等尚存许多疑问，更难判定其作者到底是谁，在本书分析的《纪要》三点引人注目之处中，第一点表现出《纪要》作者对党内高层斗争有较多了解，而第三点则表现出对下层的民间疾苦及被压抑的普遍民怨有较深切的体会——而这方面内容，似很难与长期生活于特权地位中的林立果相联系。

　　另一处引起笔者注意的是第七章“四五运动时期的青年思潮”中的第三节“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探索”，作者在这一节里专门用两个小节分别介绍了胡平和陈子明在文革中、后期的思想探索，并指出：“尽管尚未见到这两个思想倾向的原始文本，但是依据回忆资料，可以说这个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新动向是在朝着１９５７年甚至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的自由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复归。”（４９１页）而这是在以往的一些相关论著中没有专门论及的。可谓填补了一个空白。

　　这样一部大著作，自然难免会有不足之处。在本书的上、下两编中，上编写文革前三年（作者称之为“红卫兵运动时期”），下编写“上山下乡和四五运动期间”，比较起来，上编有一个较明显的不足：主要着眼于北京地区的情况，甚至在讲到保守派红卫兵思潮（第一章第二节）时，也没有以其他省区更典型的例子作为研究对象。讲造反派红卫兵思潮（第二章第一节），也基本上不提其他省区的情况。只有第二章第二节讲“极左‘新思潮’”时才提到了湖南“省无联”、武汉“北决扬”等几个名气很大的典型案例。读上编，时时会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作者只是在写北京地区的青年思潮而非全国的青年思潮。下编在这方面就好得多，不仅时间跨度更大，而且读后总的感觉比上编内容更充实，视野更开阔，新材料更多，涉及面更广。

　　除此之外，本书最大的缺陷，笔者认为是只论及了青年精英的思潮，而未论及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青年大众的思潮。而在青年精英中，又主要是论及了学生青年的思潮，而较少涉及其他青年群体的思潮（已经涉及到一些，如青年工人遇罗克、史云峰，复员军人石仁祥，青年农民权佳果等，但与学生青年相比分量显然相去太远）。在本书的书名及上、下两编标题中就可以看出这一定位的局限。书名《失踪者的足迹》，显然着眼点是在那些足以载入思想史史册、作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精英方面，而忽略了青年大众的广泛的、世俗的思潮。书的上编是“红卫兵运动时期的青年思潮”，下编是“上山下乡到四五运动期间的青年思潮”。以这样两个标题来概括文革十年的“青年思潮”，显然不够。上编中说“在此阶段，青年思想活动的存在方式主要是红卫兵运动。”（２页）这样的说法就太片面。文革前三年“青年思想活动的存在方式”不能简单地说成“主要是红卫兵运动”，红卫兵只是对青年学生中群众组织的一种泛指（并非所有学生都参加了红卫兵，也并非所有的学生组织都是红卫兵组织，即使是造反派学生也有些并未参加红卫兵，这是常常被人们忽略的），而在文革前三年的群众运动中，工人、农民、商业职工、文艺团体演职人员、学校教职工、卫生系统医护人员及职工、党政机关干部，甚至军区机关、军队文体单位人员中，最先起来造反的和一直在造反中起主导作用的，大多是青年。后来毛泽东提出的“老中青三结合”，所谓“青”，实际上就是指的造反派代表，而并非单指学生甚至主要不是指学生，看一看各省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看一看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即可知道，那些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大多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因此，讲青年思潮只讲学生青年甚至只讲红卫兵的思潮，显然是不够的。而在下编所涉及的１９６８至１９７６年间，以“上山下乡到四五运动”来概括，也显得偏重于学生青年，１９６８年后除了学生青年上山下乡外，城市里仍然有大批青年在从事各行业工作。并不等于全国青年都上山下乡了。若把“上山下乡”作为划分一个时段的标志性事件，倒不如使用同一时期的“群众组织解散”或“全国山河一片红”等来代替更全面一些。

　　另一方面，本书所论及的青年思潮，实际上只是青年精英中的政治思潮——而且只限于时政和政策批判、社会和制度批判等方面的思潮，而忽略了另一些曾在许多地区掀起过大波澜、影响过大批青年的思潮，比如一度弥漫全国各地的“揪军内一小撮”思潮，“揪叛徒”思潮，比如上海炮打张春桥、山西打倒“刘（贯一）、陈（守忠）、刘（志兰）”、四川打倒“刘（结挺）、张（西挺）”、黑龙江炮打潘复生、贵州炮打李再含等炮打“新生红色政权”中个别领导人的思潮，还有热衷于暴力和武斗、动辄“血战到底”的思潮等，除政治思潮外，本书很少或基本上未涉及青年大众的其他更广泛、更普遍、更世俗的（如文艺爱好、婚姻恋爱、时尚追求等等）思潮。而恰恰在这些方面的思潮更能反映出一些社会历史阶段群体性、本质性的东西。比如，在狂热的“路线斗争”高潮中，许多青年却消极对待“革命大批判”，宁可当“逍遥派”，埋头于“线路斗争”，大搞个人的“三线（毛线、塑料编织线、半导体收音机漆包线）建设”；又比如，在文革中后期，即中共各级新政权革命委员会、新党委建立起来，“无产阶级专政”得到空前加强，“最革命”的舆论甚嚣尘上，“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叫得震天响的时候，许多地方的青年大众婚恋择偶标准却悄悄流行开了以“三转一响”（“三转”指三样能“转”的东西——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一响”指收音机）为时尚追求。在这种世俗思潮的冲击下，多年的“继续革命”宣传教育灌输的成果简直是不堪一击。这不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吗？列宁也不得不慨叹“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对青年中这类世俗思潮的研究，理应成为“青年思潮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本书最后一章第八章“青年思潮的主要流派”的最后一节“主要流派与中共党内斗争的关系”，颇为引人注目，因为文革中只要是被当作“反革命”案清查的青年思潮个案，当局均不相信那些青年能自己写出那样的文章或发表那样的言论，总是要追查案件背后“长胡子”的“黑手”（而当局在宣传革命领袖人物时又总是说他们如何在很年青的时候就独立写成了不朽的雄文或发表了杰出的宏论）。可惜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具体论述却不多。实际上，当时许多青年思潮并无高层背景。但要从思想根源上探寻其相关联系，还是有文章可做的。

　　读到本书结尾部分的这些话，笔者深为感慨：“文革期间青年的思想探索是艰险的，甚至是带血的历程，它使我们倍加重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建立和健全民主和法治，保障人民思想探讨和言论的权利。”“他们的探索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启迪和激励人们摆脱专制愚昧，创造美好的未来。”（５５３－５５４页）今天的文革研究不是同样面临着虽不“带血”却依然艰险的现实吗？此书的写作与出版不是也在与当年的“失踪者”们一样继续着不懈的探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