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 朱厚泽 谢韬 李昌 李普


 窗外，夜正深，风正紧，回首2010那些飘逝的灵魂，曾带给我们的光亮和温暖，不禁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杨继绳先生曾用“两头真”来概述一些革命老人的思想历程：早年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晚年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全力推进民主政治。2010年，有四位这样的“两头真”老人相继辞世，他们是：朱厚泽、谢韬、李昌、李普。

朱厚泽在4位老人中最年轻（80岁），官却做得最大。1980年代中期担任中宣部长时，以提倡“宽容、宽松、宽厚”对待舆论而大得民心，故有“三宽部长”的美誉。5月9日病逝，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骨灰送回家乡贵州织金安葬。

朱1949年入党，曾长期从事共青团工作，改革开放后短期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旋于1985年7月被胡耀邦亲自点将任中宣部长，1987年1月又随胡辞职而卸任。离开政治中心后，朱从未放弃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以及对中共自身改革的思考，曾撰文表示，不能把一切交给国家政府包办，不要把国家主义误认为社会主义，进而崇拜国家主义，应该回归社会，社会问题主要由社会自身去解决；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改革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现在名义上是搞国家富强，实际是压榨老百姓。这些年国家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我们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它同时也可以集中力量办错事，还可以集中力量办坏事。而这些错事、坏事谁也纠正不了；二十世纪高度集权的国家，想用人类理性设计的计划经济制度（实际上是行政命令经济制度）来替代原有的制度，反映到社会问题上，就是国家吃掉社会。作为人群聚集的社会，如果没有自身公民社会的发育，要支撑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和文化持续的繁荣创新，要使整个国家机器能够比较稳定，都办不到。

谢韬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奉者和宣传者。8月25日在京病逝，享年89岁。四川自贡人。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1949年以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常务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撰有《论墨子哲学思想》、《西藏宗教问题史略》等论文。1955年被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高参，判处有期徒刑10年。《往事微痕》的动议者、发起者。

谢韬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二期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指出，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中国一直执行的是左倾路线，提出中国应该回归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该文在网上发布后引起强烈反响和极大争议，特别遭到左派网站的疯狂围攻。

李昌在4人中最高寿，享年96岁。李昌是“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曾担任全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1949年后，历任团中央书记、哈工大校长、中纪委书记、中顾委委员。

“文革”后，李昌首倡“精神文明”，支持思想启蒙，使中国融入人类文明的主流。晚年致力于扶贫开发事业，对中国历史和前途多有反思，认为影响中国最甚者还是封建主义，因此消除封建主义影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李锐曾赋诗与他：“民先高举帅旗扬，大砭沟曾学楚狂。天下兴亡匹夫责，老仍研究济时方。”

李普一生与新闻结下不解之缘。于11月8日记者节这天，因病离世，享年92岁。湖南湘乡人。1937年高中毕业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华日报》记者、新华社鄂豫皖野战分社社长，曾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赴刘邓大军前线报道战局，并写下新闻名篇《开国大典》。1949年后，先后在新华社、中宣部、北京大学、中共中南局、广东省委宣传部任职。后任新华社副社长、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李普说过，“独立观察、独立思考是一个记者的命根子”，认为“新闻立法的关键是保护新闻自由”。他还曾写道：“我早年追求民主自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间陷入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之中；这一段相当左，有时甚至可以说很左，左得很可恨、可笑。六十岁以来逐渐觉悟，又走入了自由民主的行列。”“我可以说至今天天在享受获得新知的快乐，天天在享受破旧立新的喜悦。”

应该说，这些“两头真”老人的存在，是中国的大幸，特别是在当局有辱使命、民间犬儒盛行的今天；但是，中国的民主进程竟靠耄耋老人来扛旗，又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随着他们的相继凋零，我们产生后继乏人的悲哀……

 

图为： 吴冠中 范用 梁从诫 蔡定剑 钱云会


 
吴冠中，这个越老骨头越硬的艺术家，6月25日终于搁下画笔，驾鹤西去，享年91岁。吴先生的画作屡创新高，本人因是外行不敢妄评，但对先生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却心折不已。他的“笔墨等于零”、“美协和画院就是个衙门，养了不少官僚”、“100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的社会功能，多个少个齐白石无所谓，但少了一个鲁迅，中国人的脊梁就少半截”等等名言振聋发馈，必将产生持久的历史回声。

我们这一代人八十年代都受过《读书》的启蒙和滋养，9月14日，《读书》创办人范用溘然长逝，享年87岁。范用生前曾自拟讣告：“匆匆过客，终成归人。在人生途中，若没有亲人和师友给予温暖，将会多寂寞，甚至丧失勇气。感谢你们，拥抱你们！”

范用是名重一时的出版家，曾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策划出版了巴金《随想录》、陈白尘《牛棚日记》、《傅雷家书》等大批好书。尤其是出版《随想录》时一字未删，巴金曾感叹：“是你们用辉煌的灯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范用有“三多先生”之称：书多、酒多、朋友多。他的家是他与作家朋友进行精神沟通的“交通枢纽”，如今这些朋友又在另一个世界会合了：汪曾祺、杨宪益、丁聪、叶浅予、冯亦代……

身为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梁从诫骄傲的同进一定也倍感压力。但他走出了先人的光环，活出了自己的精彩。10月28日，他以“自然之子”的身份回归自然，享年78岁。有挽联云：“三代精英，一身正气，自然之友，公益楷模；两袖清风，八方奔走，精神领袖，社会乐活。”

梁从诫多年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曾参与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早期筹备和编纂工作。1994年3月，创建中国第一个群众性、会员制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为中国公民环保的启蒙先驱。他办讲座、搞调查、发倡议、写提案，组织志愿者植树造林，先后荣获“地球奖”、“大熊猫奖”及菲律宾麦格赛赛“公众服务奖”。博主多年前即心仪“自然之友”，无奈一拖再拖，终与梁先生失之交臂，思之怅然。

与上述享尽天年的老先生相比，11月22日辞世的蔡定剑则是英年早逝，令人扼腕。蔡先生曾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局长，专司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的研究，其间完成的《中国人大制度》迄今已再版5次。2004年弃官从教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蔡先生除了学术建树外，还积极致力于法治普及与宣传，推进地方政改，参与制度设计，包括四川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等。同时，蔡先生还致力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推动反就业歧视活动。他在患病期间，拼命与时间赛跑，更加积极介入各种公共事件，举办研讨会、接受媒体采访，其临终遗言是“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许多素不相识的公民从各地赶来，在寒风中送他最后一程。

如果说前述都是社会精英，那么钱云会绝对是一个草根。伟大的灵魂与身份无关，在我眼中，钱云会至少比他的本家名流钱学森、钱伟长更伟大。2004年4月，钱第一次去北京上访，2005年5月当选为寨桥村村长，在6年多的时间里，钱只做了两件事–上访和坐牢，直至12月25日死于一场离奇的车祸，终年53岁。

钱云会的死因引发了网络地震。正如“超级屠夫”调查报告所云，土地利益，利益集团对弱者的掠夺，法律没有公信力、地方政府信用破产，贪污腐败盛行，信访摆设、监督失效，才是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根源。

死者长已矣。愿他们在天国里的灵魂之光，时时照耀我们黑暗的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