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Martin A Schell；译者：晏阳
书名：《君王们的第一手段：20世纪美国文化外交》（The First Resort of Kings: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作者：理查德．阿恩特（Richard Arndt）
“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如果真正的分裂问题是文化问题，文化关系就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它们就是一切。”──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语
政客们总爱对选民说，国家走向战争是“最后手段”。这引出了下面这个问题：外交政策中究竟有何“第一手段”曾被尝试过，却被认为是失败之举而遭放弃？
阿恩特（Richard Arndt）通过《君王们的第一手段：20世纪美国文化外交》一书，满腔热情地向读者解释，文化外交就是以往君主们的“第一手段”（希望这也适用於总统们）。
文化外交，是一种能达到国家安全目标的“廉价、行之久远的工具”，而这手段可简单地概括为两点：愿意学习、也愿意教授。阿恩特本人无疑就是阐述这一主题的最佳人选。他的职业一直是充当学术和外交交流的桥樑。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法语，为美国新闻署工作了24年，还曾担任富布赖特协会主席。
书中第一章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从铜器时代到一战”的文化外交，描述了亚历山大大帝在扩展版图时，如何尊重各地本土文化，将之同化纳入帝国中。我们也读到，美国开国元勳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傑费逊（Thomas Jefferson）和他们的幕后外交努力，如何赢得法国对美国独立革命的支持。
书中还提到了其他许多历史人物。在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力克二世（Frederick II）不仅拒绝领导十字军东征伊斯兰世界，反而在那不勒斯市，为穆斯林学者开办了一所新大学。4个世纪前，耶苏会传教士利马窦（Matteo Ricci）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宣传他的信仰。布利斯（Daniel Bliss）建立了美国贝鲁特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美国人吉瑟克（Albert Giesecke）在20世纪初帮助秘鲁教育部进行现代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近年来，许多美国人都不经意间说它是“美国世纪”的开始。相比而言，却较少美国人意识到那场战争改变美国内政外交的方式。阿恩特在书中敍述说，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为获取公众的足够支持参与一战，以推翻实行一个世纪之久的“门罗主义”。（编注：门罗主义含义广泛，包括视美洲为美国的势力、反对拉美的欧洲殖民政权，但同时也不愿卷入欧洲政治；一战爆发后，威尔逊总统提出美国不能袖手旁观，美国有需要介入世界政治乃至领导世界。）
这就有必要提到美国的第一位“宣传部长”克瑞尔（George Creel）。他当时根据威尔逊的明确指示，组建了“公众新闻委员会”（Committee for Public Information），招募公关和广告等新领域的专家游说美国公众。那些不信服的人普遍保持沉默，因为“外国人及叛乱法”(Alien and sedition Law)把不满等同为不忠於国家。
用威尔逊的话来说，委员会将“个人的自由放任状态”塑造成战时纪律。这是逐渐形成一个“大政府”的重要因素。然而，该委员会的成功，对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更为持久。它播下了“公众外交”的种子。如今的“公众外交”，集中於说教而非公开、坦承的思想交流。
这种二分法存在於此书的大多数章节。他在此书中详述了单向信息流通（即我们把美国的情况告诉世界，他们就会爱我们）的支持者，和文化外交（即双向交流）的倡导者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
尽管“公众新闻委员会”两年后就被解散了，但其影响却持续存在。“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和日本极权主义者” 纷纷研究它的方法，并施之於它们自己的人民。“资讯”(information，此字在官方用法里也包含“新闻”的意思)一词，在美国成为“公关宣传” (propaganda)的委婉说法。（这是我大多数同胞至今仍深恶痛绝的字词。）
正如阿恩特指出的那样，二战期间，多诺万将军（William Donovan）特别选用“新闻协调员”这一名衔来称呼他的工作，然后将他的职能分为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和战争新闻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战略服务办公室从事“抹黑”工作，而战争新闻办公室则传达“善意的谎言”。
此书指出，后一类谎言在外交范围愈来愈吃重。
作为对“公众新闻委员会”的反应，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放弃了公关/广告这种做法，而是正如他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中表达的那样，制定了“睦邻政策”。5年后，国务院在国务卿赫尔 (Cordell Hull)以及副国务卿韦尔斯(Sumner Welles)等有远见卓识之士指导下，建立了“文化关系部”（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它对国际关系长期秉持的态度是，重视文化交流和渐进主义方法。韦尔斯主张这类活动的资金应该5％来自政府，95％来自私人。
这对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陌生，它反映了事实上已经存在数百年之久的一种模式。新加入的元素是世俗的非牟利机构，包括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这样的巨头。
随着二战爆发，政府对文化关系工作的干预增多，而且期望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文化外交被视为对抗“轴心国”影响力和将中立国拉拢到“同盟国”阵营的一种途径。尽管存在战争方面的迫切需要，但美国国务院不愿将文化和宣传混在一起。它的专业外交团队是有远见卓识的人，认识到文化交流能增强相互理解，而这种相互理解，是实施战后重建计划不可或缺的。美国还担心希特勒鼓吹的极权主义：“它迫使那些害怕它的人去模仿它。”
阿恩特对文化外交史的其他阐述，都扣在一个特定问题上：不是善意谎言应否消除，而是“同一组织应该既处理文化事务，又担负宣传任务吗？”
在美国取得超级大国地位、一些新人物登场之后，这个问题更具重大意义。这些人物包括参议员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和副总统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富布赖特是坚定的渐进主义者，而洛克菲勒不仅忽视双向交流和单方说教之间的区别，而且还模糊外交政策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区别。
曾为局中一员的阿恩特，讲述了长达数十年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官僚内斗。这场斗争在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任内，以美国新闻署“吞并”国务院的“文化关系部”而收场。但卡特总统的助手没有认识到，国务院的“文化关系部”更充分地体现卡特提出的对外关系根本原则，那就是“聆听和对话”这一主题。
外交政策的长期和短期手段有别，这是每个国家、尤其是世界舞台上大国面临的问题。接受援助的国家，总是担心受制於人。现在捐助国的标准做法是，透过声称已提供了技术或管理经验，相当大部分援助资金立即就会回流到捐助国。然而，操纵的手段还可以比这更微妙些。打破这一困境的最好途径，是基於真正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双向交流。
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恰到好处，正值本届美国政府处於最低潮。这届美国政府让许多人以为，战争是首选而非最后手段。尽管此书长达600页，但文笔流畅，基本上没有难懂的行话。唯一缺陷是各种组织的缩写编排不当，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对许多喜欢读历史的人来说，此书真正值得珍藏，因为尽管它资料详实，但毫不令人觉得沉闷。作者编织技巧高超，将档案、採访和个人经历等各种材料合理地连缀起来，外交的内在运作一览无遗。他描绘了广泛跨越时空的不同文化的互动模式，扩展了我们对那些与我们的背景和世界观不同的人类同胞的认知。
阿恩特是文化外交的完美信徒。他最近担任了非牟利组织“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美国人”(Americans for UNESCO)的主席。该组织成立於里根政府切断美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官方联系之后。然而，他也具有一个真正的怀疑论者的正直：他既会质疑自己的信仰，也会挑战别人的公理。例如，他承认，数十年过去了，但美国与欠发达国家的两国文化交流，并未真正变成双向的。虽然人员是在朝两个方向流动，但“信息流通却是单向的”──美国教师走向世界，外国学生朝向美国。
在总结对20世纪的全面回顾时，阿恩特谈到21世纪：“美国人民发现，美国的形象受到令人震惊的破坏、美国的可信度大为削弱后，为什么仍忽视我们丰富的文化外交历史？”的确，历史使人明鉴，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是普世性的。此书值得翻译成他国文字，成为任何国家外交机构的手册。当然，前提是这些国家有远见超越眼下的问题，并有勇气不带恐惧和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