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衡：华女士，您好！我读了您的《飘香蒙难记》。前两个多月，也就是2010年刘晓波先生获诺贝尔和平奖期间，中国国内很多异议人士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人权侵犯，比如恐吓、监控、软禁、绑架、酷刑等等，您的遭遇是其中较典型的一起。为此，我想采访您几个问题，是否可以？
华泽：是的，这一期间很多人受到了当局的人权侵犯。我尽可能地回答您的问题。
李：从这个案件来看，您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您所做的，其一是您正在拍摄一部有关维权律师的纪录片，其二是您签署了《关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这两件事情都在法律范畴之内，属于公民的正当权利，但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您？
华：在中国，侵犯人权是很普遍的事情。您知道，即使从中国宪法、法律来看，中国民众维权也都是合法的。特别是维权律师，他们就是要以法律来帮助民众维权，怎么可能逾越法律呢？我也是学法律的，从事任何社会活动都会首先考虑合法性。但是，中国不是法治国家，法律、人权都不在当局考虑之内。他们要控制住异议人士，为此不择手段。恐吓、监控、软禁、绑架、酷刑等等，以这些非法的暴力手段打压异议人士，这在中国已是常态，每个维权者、异议人士都有可能遭遇到。
李：但是中国政府反复表示要依法治国，而且将人权写入了宪法。
华：在现实中，法律对他们无效。社会上有句流行的话：“如果你跟他们讲法律，他们就跟你耍流氓；如果你跟他们耍流氓，他们就跟你讲法律”。法律是他们的“治人”工具。
比如，我经历的这次绑架，他们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件，也未经法律程序，自始至终，我也不知道任何一个办案人的完整姓名。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公然地给你戴上黑头套，进行绑架，完全是赤裸裸的暴力。我曾反复向他们强调：你们这样做是非法的。但他们无动于衷，说“法律有很多层面，有的你知道，有的你不知道”。真是怪了，公民不能知道的“法律”也叫法律吗？这样说才对，他们说的做的就是“法律”。审问官曾威胁我：“我弄死你！”、“你在这里被弄死了也没人知道”、“我把你拖出去挖个坑埋了！”这是依法办案吗？就是黑社会、流氓行径。
李：我明白，类似您所遭遇的事件在大陆层出不穷，确实像您所说的这是“常态”。但是，在大陆的异议者、维权人士应该如何对待呢？
华：当局是主动的，我们是被动的，只要你是异议者或维权人士，就一定会遭遇这些，这是躲不开的，除非你放弃。因此，我们必须独立面对这些，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条道路，也就选择了包括这些的生活。
他们打压异议者和维权人士的办法很多，比如让你失掉工作，没工作就没有经济收入，没收入就没法生活，他们就是要让你和你的家人生活不下去，迫使你屈服。再有，他们利用你的家人对你施加压力，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承担自己的不幸，但是连累到家人，我们就很难承受。还有，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恐吓、监控、软禁、绑架、酷刑等等。总之，他们专在人的软肋上下手，不择手段，不惜使用黑社会、流氓的方式。
至于如何对待他们，这没有固定的方式，要看个人的处境和选择。就我来说，我不会配合他们。如果你退一步，他们就会逼你退两步、三步。比如，如果我向他们服软，写了保证书，他们就会进而要你写认罪书、悔过书，最终你什么也不能再做。我所做的都在法律范畴之内，光明磊落，因此我一步不退，不配合、不合作。这是我的选择，是我的性格所决定。
李：《飘香蒙难记》中有一段记述了国安人员对您的调戏：“他用一根手指按着我的脑门把我的头顶起来，把耷拉下来的一缕头发挑到耳后”，“深深地吸一口烟，悠悠地吐到我的脸上”，“把胳膊轻轻搭在了我的腿上，身体向前倾”。这是否是他们有意安排的，是审讯的一个程序？很难令人相信，国家安全部门，在办案中会对一个弱女子使出这种下流的流氓手段。
华：当然，这不是个人行为，是他们有意安排的。审问我的有4个人，他们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流氓。他们见用其它的方式对我无效，就用这种方式对我进行恐吓、羞辱，在这种场合，我是一个完全被他们控制住的孤单女子。但是这招对我也没用，我对此没有恐惧，而是感到愤怒，被侮辱的愤怒。由此，我对他们更加轻蔑。
李：您被绑架后，曾昏迷，醒后，您首先意识到“这一切终于来了”。这说明您对这些遭遇是有预感和准备的。您为什么会有这种预感和准备？您做了哪些准备？
华：刘晓波获奖后的那一段时间，有很多人遭到了监控、软禁、绑架，我的朋友间也有许多人受到了这种待遇。而且我发现，我的通讯也有问题，有时手机响了，但没有号码显示，对方也不说话……
李：可能是测探你在什么地方。
华：当时我在外地，有朋友劝我暂时在外面躲躲，不要回北京。可我不愿意自我流放，也就是不愿意逃避。我很任性，要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做事。逃避不是我的性格，是我的，我就担当。
这次遭绑架，对我不突然，我有准备，知道这一切早晚都要来，只是不知道在哪一天。自从我参与维权活动，就一直问自己，如果遇到这些事情，我能否承受，我有没有准备好。
李：“这些”都包括什么呢？
华：比如被逮捕、坐牢、遭受酷刑，或者秘密消失，等等。很多异议者、维权人士都有过这样的遭遇，是“常态”。而且我身体很不好，如果遭受酷刑很可能就会死掉。对这些，我曾不断地问自己能否承受。在我遭到绑架的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可以承受。我能守住，不会屈服，也不会向他们妥协。在整个过程中，我更多的是愤怒；我的紧张是由于没有经验，而不是因为恐惧。
李：您说“饿死事小，气节事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既然来了，就做最坏的打算”。可见您的性格刚烈。我想问：是什么信念使您有这样的勇气？
华：应该说，这主要是由于性格。我是个热爱自由的人，从小就是这样，我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不能接受被控制的感觉，即使是家人、朋友。我做什么事情都要先问问自己，这是不是我要做的，如果是，那么我就会一直做下去。我听从内心，不违背它。
李：这就是说，您是出于热爱自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道路。但是，这种选择恰恰给您带来了麻烦。这是不是可以说，自由本身也意味着承担呢？
华：自由有几个层面，比如身体的、精神的；个人的、社会的，等等。但是你追求哪一种自由，都是有代价的，要有付出。你选择，你承担，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李：您受过很好的教育，也曾有很好的工作，如果不参与维权，您会有很好的生活和“前途”——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前途，而且您也可以选择去国外生活。但是，您为什么放弃这些，甚至不惜坐牢、乃至牺牲生命参加社会公义活动？
华：人的一生怎么过不是一辈子？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关键在于你选择的是什么。我听从内心的召唤，外部的物质生活对我不那么重要。人要有自由、要有尊严，不能像猪一样活着。我们生活在中国的现实中，对于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我不能假装看不见。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需要真实地记录这些，并且希望人们能够了解，并使之改变。这是我对生活的选择，体现我的生存价值。如果，这种选择定要蒙难，那么这也是宿命。
再者，我也不会移居海外，我不会选择流亡。一些年前，如果有机会，我或许会选择到国外生活，那时我还没有选择这种生活。但是，现在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已经参与了，我的朋友们都在这里，我不能离开他们，我对他们有责任。我不喜欢自我流放，那意味着对恐惧、对苦难的逃避，我的性格对此难以接受。
李：从您的文字中，我看到您不像政治人物，您仅是个知识分子，读书人。您是个很单纯的人，准确点说更像诗人。其实，您的性格、做事方式都不适合介入政治，但是您却“卷”了进来，这是为什么？
华：如果你是个热爱自由的人，正直、有尊严，那么你就躲不开中国的政治。如果在正常的社会，我自然不会问及政治，我性格敏感，缺少政治素质，也没有权力要求，我的理想生活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是中国是非正常社会，控制无所不在，这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对这些，你不能假装看不见。不是我要介入政治，而是我们生活在政治控制当中，你只要真实地生活，就不可能不触及政治。
具体地说，改变我的是去年的谭作人事件。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他是个很好的人，甚至说他有点“傻”。他被抓之后，我认为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被释放，不相信他会被判刑。但是，这么一个好人就是被判了。这让我无法接受。对于我，中国的种种黑暗、不公由于落实到了一个朋友的身上,而变得非常具体。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非常无助。由此，我觉得必须做些什么，不管能否改变，但是我必须做。我做了，我就心安；如果不做，生活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李：最后，我想问一下，《飘香蒙难记》这个标题中，除了蒙难之外，还有其它的寓意吗？“飘香”意味着什么？
华：我有个网名叫“灵魂飘香”，网友们将之简化，叫我“飘香”。没有其它的意思。你注意到没有，这篇《飘香蒙难记》是“第一季”，就是说这是我首次蒙难，之后还可能继续蒙难，那时我就会写“第二季”、“第三季”……我的麻烦还没有完，我不会放弃。
李：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华：也感谢您！
2011年1月 24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