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100年前，中国废除帝制，建立了共和，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转折。然而，回想一个世纪以来共和在中国的坎坷遭遇，令人不禁扼腕叹息。重温共和的理念，总结共和失败的教训，想来会成为新的一年中思想界的一个关注热点。
现在人们回顾共和在民国初期的失败，往往归咎于强权人物对共和制度的破坏。自民国元年四月临时政府迁都北京，至十七年国民政府完成“军政”这段北京政府时期，宪政统一的理想终于被武力统一的现实所代替。从民国二年天坛宪草开始拟定，到北京政府瓦解覆没的十余年间，政局动荡不安。国会两次被毁，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法统被废，南北对峙，省宪自治，曹锟贿选，此起彼伏，与和平宪治的理想南辕北辙。
虽然国会于1922年第二次恢复后，于1923年通过了一部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但由于它是在曹锟贿选的情形下完成，根本得不到各方的承认和尊重，只存在了一年的时间，到1924年便为段琪瑞的临时执政府所废弃。至于临时执政府的宪法案，则未及审议即告消减。1914年袁世凯“废除约法”后，孙中山以恢复《临时约法》为号召的两次“护法”运动均未成功。国民政府于1925年成立后，即正式放弃前此对于护法的努力，改走以一党主导的“军政”、“训政”道路。共和从此与“以党治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制度的失败总是在历史书里留下太专一的印痕，使那些没有能在历史书里现身的其他失败因素几乎被完全忽略。对于共和的失败来说，最被忽略的恰恰是它最致命的因素，那就是人民的腐败。马基雅维里在讨论共和的《李维史论》中说，人性的软弱使民众难以抵抗腐败的诱惑，他们不易为共和做牺牲，反而更容易被专制权力所网罗，“为了一点小恩小惠就成为专制的帮凶”。而且，就像罗马共和晚期凯撒称帝的时候“民众懵懂无知，居然看不到正在套到自己脖颈上的缳轭”。
马基雅维里问道：在腐败的城邦里，如果有一个自由的国家政体，要以何种方式来维护它？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政体，又要以何种方式来建立它？这正是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的问题。
清廷的腐败固然人所共知，但人民的腐败也是同样的严重。人民的腐败是有原因的：“那些国王是多么腐败，假如有两三个继位者步其后尘，他们的腐败开始传播给众人，而民众一旦变得腐败，便无革故鼎新的可能。”专制统治把人民训练成奴性十足、没有自尊、见利忘义的腐败顺民，“习惯于受君主统治的人民，即使偶然获得了自由，也难以维持”。
1911年的共和革命是在一个人民不自由，对自由非常缺乏了解的国家里发生的。中国很幸运的有了像孙中山这样的“贤明之士”，但是，仅仅这样的贤明之士，并不能解除共和的危机：“假如因腐败而衰落的城邦能够东山再起，那也是因为当时正好有德行好的人在世，而不是因为维持着良好秩序的集体德行。此人一死，（国家）便会重蹈覆辙。”辛亥革命的胜利来得太突然，少数的先知先觉者唤醒了另一些浅睡的后知后觉者，而绝大多数的民众都还没有觉醒，更不要说决心去除自己身上奴性顺民的腐败习性。
共和是一种非常脆弱的政体。美国共和建立的初期，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9篇中论道，以往的共和总是不能避免不安的骚动，“永远摇摆于暴政和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极端之间，……如果它们显示出偶然的平静，那只不过是接着而来的狂风暴雨的暂时对照。……眼前的愉快景色不久就会被暴乱和激烈党争的巨浪所淹没。”他认为，美国的新共和政体提供了必要的手段，让“共和政体的优点得以保留，缺点可以减少或避免”，这些手段包括“把权力均匀地分配到不同部门；采用立法上的平衡和约束；设立由法官组成的法院，法官在忠实履行职责的条件下才能任职；人民自己选举代表参加议会。”好的政体不仅能够限制权力的专制，还对国民有重新造就的作用，让他们得以用公民道德替代腐败，但条件是，共和秩序必须有机会，至少先稳定地维持一段时期，而这恰恰是历史没有给予中国的机会。
古代的共和要把正义的城邦建立在公民的美德之上，现代的共和对人性没有这么高的期待，因此把好的政体当作培育公民美德的主要力量。只有好的政体和合乎正义的法治，才会对改变国民腐败产生持久的教育效果。如果我们把共和看成是一个人民有尊严的高尚政治游戏，那么游戏人的素质要比规则来的更重要。辛亥革命造就的共和不是没有订立周详的规则，只是这个共和国里的普遍腐败还很根深蒂固，积习未除。共和的腐败是有规律的，共和由于腐败而被专制代替也是有规律的，有规律才需要寻找防止共和腐败的方法，为的是不让这种腐败一再重演，终于变成共和的不幸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