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龙灿事件看中宣部打击假新闻运动

近日，中宣部发起了为期半年的“杜绝假新闻”为由头的新闻整肃运动。一时间，中国新闻界风声鹤唳。

最近，全国记协党组书记，副部长级的宣传官僚翟惠生在北京某报检查工作时透露了此次运动的恶搞版由头。

“周末，首长家在遇一背着书包的小孩。“不是报纸上说不让补课了吗？”小孩答曰：“报纸上的你也相信！”上达天听后，打击虚假新闻活动开始了。

假新闻该不该打？当然该，可以说，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报业大国，也可以说是假新闻大国，中宣部掌控的意识形态机器，是假新闻最大的发源地，中国的《人民日报》、《新闻联播》，每天都在制造着大量假新闻。但当然，这一切，显然不是打击假新闻运动的目标。

但从另一个角度，即职业规范的角度，中国新兴的市场化媒体中，新闻从业者年纪普遍轻、媒体职业规范不足，也的确每天都在生产着大量技术粗糙、文字粗劣，甚至是虚假的报道。

本周，《成都商报》在中宣部压力下，辞退自身记者龙灿。此事在中国媒体圈内引发了许多讨论，但与以往一边倒支持被打压记者的风向不同，对龙灿的报道本身，也有许多的争议的声音。

其实，在正常的法治国家，这一职业规范问题，本应在职业共同体内部解决，如果对第三方造成了损害，也可以通过法院获得纠正和补偿。

因此，中宣部此举，从非意识形态职业角度切入，以公权力介入新闻生产，以打假掩盖打击敏感监督报道之实，也可算别出心裁，效果不错。

对龙灿被辞退一事，在真理部金牌之下，中国媒体保持了集体沉默，只有《中国新闻出版报》这一新闻出版署的喉舌，做了权力者“打手”式的一边倒的报道。

龙灿的报道是否是假新闻？如果不是，是否存在着瑕疵，或者说有更好的处理方式？这个问题，中国目前整体的新闻环境中，做严谨的个案的研究。

这正是厦门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陈晓彦最近一篇题为《龙灿黄山救援真相调查算假新闻吗？——成都商报“二姨夫” 风波引发的几个传媒学思考 》，研究文章中做的工作。

在这篇原稿7000多字，经编辑删减后见报时4000多字的报道中，引发舆论的滔天大波并直接导致记者本人被“辞退”后果的，其实只有两句话：“三次报警失败后，一个队员想到了上海的亲戚。当时的说法是，他二姨父影响很大，如果向他求助，绝对有效。”

这篇报道在传播中引起无限猜想，后经证实，“有影响力的二姨夫”并非“影响很大”，而是一个普通上海市民。

成都商报是以“新闻失实”为理由开除记者龙灿的，这个认定是否准确？应该从引起争议的“有影响力的二姨父”这几个字开始，看它是否像成都商报的处罚意见一样，作为整个报道的核心细节，失实了。

记者龙灿认为，这句话来自明确的采访对象，也就是18名复旦学生中的一员施承祖。记者保留的网络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这句话并非主观编撰，而是由实实在在的新闻当事人亲口所说。

上海警方随后提供的材料也进一步证明，这名 “二姨父”罗先生是真实存在的。正是上海警方根据“二姨父”罗先生第二次拨打上海110报警，复旦18学子被困黄山的消息，才真正发挥救援的效果。

既然消息来源（复旦当事学生）没问题，消息指向的对象（二姨父）也确有其人，那么者在转述“二姨父有影响力”上，是否足以构成报道失实？

二姨父罗先生是否“有影响力”，从新闻的上下文，应该是一种性质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因为一个人是否有影响力，存在多种指向性。

具体到消息指向的罗先生而言，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上海人，做混凝土生意，。事实上，正是在罗先生的第二次报警并经警察确认其身份后，才层层上报，最终两地发挥救援的，也可间接证明其“有影响力”。

从这一点看，记者在新闻中忠实原意转述采访对象的话，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算失实。

二姨父的“有影响力”实际上只是外甥的个人判断。记者的整篇报道，没有任何影射其为高官的文字。公众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其理解为高官等，其行为跟记者无关。

但站在警方的角度看，由于“有影响力的二姨父”被成都商报率先提出，经由网友、社会各界等无数人层层解读，放大、激荡共振，已被解读为“有权力的高官”，这就使得本是反映警民真情的一件好事，不但被彻底摧毁，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公共事件。

但事实是，一旦媒体出差错，或者其报道产生了负面影响，记者往往作为“新闻失实”压力传导链的最末端，也是抵抗能力最弱的记者一方，本应该得到报社的保护和谅解，但最容易被报社急急切割。

作为从业10年的成熟调查记者，龙灿在一个相当敏感的采访中，在历时8天的深入采访中，在一个小地方出现采访瑕疵，其来有自，值得反思。

正因为是敏感题材，龙灿花了足足8天，在上海、黄山两地采访遇上了重重阻力。从上海警方，到复旦大学，相关人员都对核心事件闭嘴，连上海的同行也以敏感为借口，拒绝提供“二姨父”的具体信息和联络方式。

目前，中国记者面对的环境是，面对突发的公共事件，记者进行正常的采访，但从主渠道得到相关内幕信息，甚至只是一个简单的采访，都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多数时间，记者只能就公共事件进行外围的描述性采访，一不留神，就很容易出现报道偏差。

而官方的假新闻的标准也是非常的诡异。

如这次运动的负责人之一翟惠生所说。“ 虚假报道，虚假很可能局部是真实的，全局是虚假的，或者具体情节可能是真实的，但放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中考虑就是不合适的。”

这种神奇的新闻观下，只要不符合“大局”，也就是不符合政府的需要，完全都可能被认定为假新闻，而真正的事实，则在封锁之后，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