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曾担任《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总编辑程益中以《一个报人的反思》为题,在香港大学演讲。海内外许多中国人都记得程益中,他在二零零三年决策《南方都市报》报道非典爆发和孙志刚之死后,广东省警方开始调查报社高层的经济问题,最后因涉嫌贪污被拘捕。警察敲开他的房门时,逮捕令的事由一栏还是空白。五个月后,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程益中。
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一月二十日这天香港大学可容纳百人的报告厅,连讲台周围和过道也都挤满了人。著名媒体人、港大传媒研究中心学者钱钢在微博上说:“程益中先生今晚在香港大学演讲,会场爆满,不得不请听众席地而坐,我在门口接待,最后自己都被堵在外面!”有网友在现场用微博直播程益中的演讲,不过没过多久,新浪微博上程益中的演讲内容很快被删除。
程益中在演讲中强调,在客观环境难以改变时,媒体人的主观努力对扩大言论自由尤为必要。他认为报人应把“制衡公权”作为终极目标,摆脱自我奴役和自我审查,不断冲击扩大束缚媒体的笼子,再强大的管制也有可能土崩瓦解。他还介绍了媒体经营管理的策略,分享如何办好报。现场观众反响热烈,围绕媒体生态、媒体管理问答不断,刺激大家思考。程益中坦言,在中国大陆办报,真正的禁忌只有一个,就是不能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其它都是可变的。“我们所在的笼子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小。中国大陆报人最大的职责是要把笼子做大,想办法逼迫当局扩大言论自由;而最低的责任是把言论的空间用尽。报人的禁忌不在于被奴役,而是自我奴役,不是被审查,而是自我审查。”去年中国总理温家宝七谈政改,中国大陆媒体却只有《潇湘晨报》和《现代快报》作了突出报道。“很多时候大家都预判这个太敏感了,但是这不犯法,中共也没有规定政改不可以说,为什么国内的媒体不敢跟进呢?”程益中认为时局还远没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而明知可为而无为,是非常可悲的。
在处处都是敏感词的年代,程益中认为媒体有给舆论环境脱敏的义务,在不违宪、不违法的前提下,新闻人可以用的言论空间仍远远大于已经使用的空间。“对那些荒诞不经、无良弱智、伤天害理的宣传禁令,为什么不可以反抗?如果媒体集体突围,禁令的墙是可以推倒的。”然而,执政者控制媒体、引导舆论的恶果已经浮现。程益中坦言中国时下最缺的就是信任。学者、报人的一番评论,影响力往往大过整架国家机器。对于政府公信力的岌岌可危,程益中给出解释,长期奉行的愚民政策,使政府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而人民不信任调查的程序和人员,导致真相出现的前提在法理上不存在。道德和法理的缺失使政府缺乏公信力,重建社会的信任和权威已经成为很迫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