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日前读到一篇新华每日电讯《也谈“维权”与“维稳”》的文章，其中提到：“1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着力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切实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切实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进而文章根据讲话解读出：“维权”和“维稳”并非水火不容,而是相辅相成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越健全，维权渠道越是畅通，民众的诉求越能得到及时回应，就越能有尊严地生活，社会也越稳定。

读着这样的文字，我真有点心花怒放，感觉新华电讯日评员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懂道理与有良知的人士，他们也能认识到“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当然胡锦涛先生讲话中的三个“切实”也可以看出一种急切、恳切之情。

更激发人一些想象的是，元月24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前往国家信访局接见访民，与访民当面交流，明确提出只要访民合理的诉求都应该得到政府的解决。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总理出面接待访民，顿时掀起社会观察人士与时评者的一阵躁动，各种解读扑面而来。

这些从讲话到解读，到总理莅临信访口的情况，是否预示着中国真的要重视公民的基本权利，要将保障人权的承诺兑现出来了？当然这种期待已经很久了，然而这次是否会成为真的那显然有待进一步观察。

从历史来看，早在延安中共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窑洞中回答过黄炎培的历史兴亡循环的质问，认为民主是使中国跳出历史“其兴也勃然，其亡也忽然”怪圈的路径。然而，到了中共江山在手，雄居京师，这种认识与承诺顿时化为烟消，中华民族随之沦陷入非战时的战争生态，或争杀不息，或人肉相食，或饿殍遍野。几十年中灾难可谓如影随形。

这种轻诺延安，失信北京，可以看到承诺与现实的极度背离。当然这些事中共已经在《若干历史问题的重大决议》中做出过一些反省，但多归根于领导个人及政策性的问题，而没有将制度性症结诊断分明。对于这种轻诺与失信，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个体领导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的制度性问题？为什么说后极权社会统治的支柱就是恐惧与谎言呢？这种统治的谎言究竟是一种习惯，还是德行，而或是其他？

说实在的，对于极权社会中的官僚，品评他们的德行其实是困难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官僚在现实为人上，即与人的私下交往上，并非那么一无是处，有的甚至还做得有情有义，但是他在运用权力上可能就远不是私下做人一样了。这种分裂的人格，使人感到一种悲哀，以至于无心过多去评判他们个体的德行了。在这种体制下，用谎言与否就无法测试出他品行究竟如何。

我总认为，极权社会中那些官僚们当初信誓旦旦对民众承诺时，并非都是出于欺骗与说谎的动机。我甚至宁愿相信他们中一些人在某种时候的承诺还可能是真诚的，他们主观上当时也的确认为该那么做的。但是，事实上后来现实中的一切结果，只要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都是得不到落实的，都最终走到承诺的反面。以致目前社会上已经有着普遍的共识，那就是对领导讲话与政策要反着读，要从反面来理解、领会。

当一个社会沦落到一切坏事都成为现实，而一切美好都化为泡影时，这个社会还能有什么希望？而在这种状况下，国家领导的承诺与政策，甚至国家制定出的法律，一旦出台都被扭向了相反的方向，都被实施得面目全非，都被悬置成空。

当一个社会被扭曲到如此吊诡的地步时，社会就失去了基本的依托，整个社会生活处于虚假之中，社会出现极度的信任危机，不仅民众对政府无信任，政府的上下级，政府的各部门，也都缺乏起码的信赖。社会出现普遍的猜忌，社会的行止丧失基本的准则。谎言就成为社会的常态与人们生活的习惯。一个谎言充斥的社会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真话也常常被现实变异成谎言。

我们当然可以确信在极权社会中绝大多数官僚都是谎言成性，但问题是其中个别有真情有责任的官僚想讲几句真话时，居然最后也常常被制度性的顽疾扭曲成谎言。如温家宝先生2010年在短短两个月中先后6次谈到政治改革，尤其8月在深圳讲话，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提出不改革要人亡政息，也表达自己为推进政改而致死方休。如此密集谈政改，应该说给中国再次吹起了政改的号角，一时之间使得社会群情振奋，希望涌动。然而，中共五中全会后，政改却销声匿迹。温家宝先生的政改讲话随之被人冠之为“作秀”。在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温家宝先生大谈政改时是真诚的，因为任何稍有理性、良心与责任的人，对中国时下的危局都不可能熟视无睹。在这种情况下，倡政改，顺民意，是理所当然，绝没有什么标新立异与领时代先锋之意。但是，现实中最后的结局却让这种真诚的呼唤变成空话，成为无法兑现的谎言。

就是这一次温家宝前往国家信访局探望上访者，元月28日网络上就传出有中宣部副部长指责温家宝是“制造麻烦”。对于网络这种传闻真假很难说，但是中共内部一些官僚有对温家宝的这种指责那是肯定的，因为我曾经亲耳听到有官僚对温家宝的诸多讲话提出异议，说他所言所行容易被“反动势力”利用。事实上中共统治集团中几次掀起的倒温潮，也正反映了这种对温家宝言行的反攻倒算。

作为国家总理，为政改倡言，为访民鸣屈，这是他职责所在，良心所使，是为官僚作表率。然而在这个体制下，居然这种努力会被扭曲成一种特立独行，会将总理的讲话与呼吁名之为“制造麻烦”，进而将讲话变异成空谈、作秀与谎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这是一个扭曲到什么程度的体制？

当然这个体制的毒化作用不仅表现于对自己政府总理讲话的变异上，而且也将他的总书记的讲话抽空。如本届领导上台伊始就提出依宪治国，指出没有任何组织与个人可以凌驾于宪法之上，后来又提出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然而现实中却往往出现超越于法律之上的事。象“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了，但“黑监狱”、“法教班”却盛行了。这些完全逃避法律与政策之外的违法行径与提倡的依法治国何极相左？！再如中国宪法承诺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而现实中侵犯人权的事件屡屡发生，不仅各地经常发生非法限制人的自由的事，还公然发生非法剥夺人的住房与财产，甚至发生非法剥夺的生命的恶性事件。这种现状将宪法的庄严承诺变成一纸谎言。可见这个制度不仅可以将国家总理的倡言虚化，也可以将总书记的讲话抽空，还可以将宪法的承诺抛弃。这是多么严酷的现实！这意味着整个社会一切积极进步的努力都会被制度所扼杀！面对这种状况，作为国家领导人就算基于对自己的人格尊严的捍卫，也应该起来扭转这种局面，努力改变这种将一切承诺异化成谎言的现实。

而要想改变这种现实，首要的是将权力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就手握权力的国家领导者而言，监督权力初听起来好像就是约束自己，其实监督权力是指对整个权力机构的监督，而不仅仅是指对个人权力的监督。一个权力机构的运行只有在公开透明与有力的监督之下，才不会变异，才能保证政令畅通，上下一贯，始终如一。因为任何个体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哪怕身为权力的至高者也无力监管到手下执行政策的各环节，无力保证自己指令不变异，只有广泛调动社会的力量，充分利用各种监督机制，才能使政策与号令不至于中途异化。所以监督权力是保证社会政令畅通，不变异的先决条件。因此，要放开舆论，让新闻自由；要广建平台，让批评、检举畅行无阻。

其次，立足制度革新，将一切的口号转化成制度变革。如提出依法治国，那就是法律至上，就应该真正兑现任何组织与个人无权凌驾法律之上。这样就应该司法独立，取消凌驾司法之上的一切机构与权力设置。再如关心访民，真正要为冤屈的公民伸张权利，那么就应该立刻废除迫害访民最深的劳教制度，清查全国的黑监狱、法教班，保证访民上访权得到落实。也就是要告别口号治国，要将口号变现成制度来贯彻。

只要能够做到上面两点，那些承诺与美好的愿景就会成为现实，而不至于流为谎言。相反，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从这两方面入手，那么一切美好的许诺都是空话。而考验一个社会统治者是否真诚地致力于推进社会的进步，除了要看他说什么外，更要看他是否将说的兑现成社会制度的改革，是否真正通过制度来保证自己的承诺成为现实，否则，任何美妙动听的言说，都难免会成为欺世盗名的空话与谎言。

2011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