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个人档案和一个历史时代（概要）
杜高 Du Gao
1. 上個世紀末的一個奇跡：一部“杜高檔案”的出現和它的公之於眾。
2007年初，一位旅居澳洲的年輕學者又公佈了他收藏的“杜高檔案”遺落的一冊。
這是迄今為止，五十五萬個右派分子留在人間的一部最完整的未經任何改動的原始檔案。
2. 歷史與人是不可分離的。歷史是具體的，歷史的本質只能從人的歷史命運中去認識。
從一個人的命運去認識一個歷史時代，這也許就是這部檔案受到當代人關注的原因。
3. 檔案包含著的歷史內容：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1956年的肅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以及對右派分子的強迫勞動改造。
4. 歷史是不能忘卻的。一個沒有勇氣在“今天”拷問“昨天”的民族，是不會有“明天”的。
杜高：戏剧影视评论家，1930年生于湖南长沙，幼年受进步文化的影响，十二岁参加抗日救亡演剧活动，后进报社工作，开始写作。新中国成立后，发表文艺评论，剧本，散文随笔等各种文体作品。十九岁出版第一本文艺评论集。1955年牵涉于胡风反革命案，1957年被划为以吴祖光为首的“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成员，劳动教养12年，历经二十四年坎坷。1979年右派问题平反改正后，恢复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当代电视》主编等职。近年来，因一部《杜高档案》的出现，出版了回忆录《又见昨天》一书，受到广泛关注。
反右运动与民主革命 （书面发言概要）
杜光 Du Guang
要更深刻地認識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必須把它同民主革命聯繫起來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意味著一個民主主義新階段的到來。但1953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隨之而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卻使中國從民主主義倒退到封建專制主義。經過這一變動的中國社會，知識份子成了唯一能夠威脅專制制度的社會力量。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和“雙百方針”的提出，喚起了知識份子對民主自由的呼求；幫助共產黨整風的號召，更推動了全國範圍的大鳴大放。雖然就大多數後來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來說，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運動的民主革命性質，但他們所提的批評建議，實際上都形成了對專制制度的抨擊，體現了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實質。
在參加鳴放的社會群體中，比較明確地意識到自己投身于一場民主運動的，只有民主黨派和青年學生。民主黨派中比較突出的是民盟，青年學生則以北京大學的“五一九民主運動”為代表。他們不僅強烈呼求民主自由，而且已經認識到這是一場“鬥爭”或“戰鬥”。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吹響了“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號角，開始了撲滅民主革命的反右運動。這個運動的最大特色是，全部過程都是由毛澤東一手策劃、操控的。這個大獨裁者為了打擊民主力量，挑起知識份子對民主自由的呼喚，然後“聚而殲之”。這個奇特的歷史現象，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過去未曾有過，今後也不會再有。反右運動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特徵，一是以黨代法，二是以言定罪、以文定罪。接受反右運動的教訓，應當把依法治國和新聞出版自由作為現階段民主革命的重要內容。
這場運動把敢於挑戰專制主義、呼喚民主自由的社會力量一網打盡，使民主革命噤聲失語達二十餘年。粉碎“四人幫”後，出現了民主革命的多次高漲，但都遭到了無理的批判以至殘酷的鎮壓。目前，民主力量面臨著文化上反封建、政治上反專制、經濟上反壟斷的歷史任務，正在通過改革、維權、啟蒙等三種主要形式，逐步推進民主革命。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最重要的歷史意義，就是要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
杜光，原名林道茂，浙江温岭人，生于1928年。1948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特刑庭传讯、通缉，遂改名换姓，以迄于今。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后曾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科研办公室主任，1988年参与筹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任研究会干事长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双月刊主编。因支持1989年的学生运动，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后参与撰写《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和《杨献珍传》，1995年开始写一些关于改革等问题的征求意见稿，2003年起在网络上发表时评，至今已有一百余篇。
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退潮——一九五七年和我 （概要）
方励之 Fang Li-zhi
1950年代初年的北大，像1910年代的北大一樣，是西學東漸和西潮東漸的一個視窗，是各種思潮傳播和衝撞之地。不同於1910年代，1950年代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已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和列寧史達林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論。儘管如此，自由主義的元素在北大的校園裏仍然隨處可見，可感。
共產主義是夾雜在十九世紀西歐的自由主義大潮中發軔的。經過俄國的革命，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它被很多西歐知識份子所接受，甚至成為一個主流。當這股潮流東漸到中國的時候，我和我的許多同學都無區分地接受了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二者。我們這一代很多人都經歷過國民黨時代的軍政或訓政，對反對它的中共有一種“合乎潮流”的認同。然而，北大的自由主義環境和教育，漸漸使我們認識到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是不能相容的。特別，現代科學的實證精神和方法並非僅僅與中共一兩個政策相矛盾，而是與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根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君臨一切之上，是難於共存的。所以，一批傾向自由主義的青年知識份子與共產黨之間的離異，或遲或早，是註定要發生的。`反右運動’只是加快了離異的進程。
北大右派青年在1957年爭取的自由，同1956年布達佩斯學生爭取的自由實質上是一樣的。現在，匈牙利事件在歐洲已被公認為歷史上一個重要標誌。它是1848年自由主義革命（也曾在布達佩斯發生，也是《共產黨宣言》發表的年代）以來歐洲又一次的為自由而戰。1957年在中國的衝撞，終結了東漸而來的自由主義，但也使共產主義開始在中國虛化，退潮，在一代人的心中幻滅。本文回憶我還記得的那個年代的幾則故事。
方励之，1936年生于北京。祖籍杭州。1948年在北京四中加入中共地下外围组织。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56-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实习研究员，参加核项目研究。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被开除中共党籍。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助教（1958），讲师（1963），教授（1978）及第一副校长（1985）。其间曾在河北赞皇（1958），北京良乡（1964），京西良各庄隧道（1968），淮南煤矿（1970），安徽董铺水库（1974）等地下放劳动。1986学生运动后，被撤职，并第二次被开除中共党籍。1987-1989，任北京天文台研究员。1989天安门学生运动后，被通缉。1991移居美国。1992年起，任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及天文系教授至今。前后从事核物理，激光物理及天体物理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1983年起，曾在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等组织中任职。现为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的指导委员会主席。
我是清华大学学生中最大的右派分子 （概要）
冯国将 Kuochiang Fung
1957年反右時我被打成北京清華大學學生中最大的右派分子。1959年被送入監獄﹐1960年判無期徒刑。1970年當局決定把我槍斃﹐只因查明我是歸國華僑﹐才免一死﹐而其他人都被槍斃了。 1928年我出生於印尼的棉蘭市屬第三代華僑。因受左派老師的影響﹐從小學起就成為左派。1947年在新加坡加入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49年在香港被中共保送到北京﹐先後在華僑青年訓練班和華北軍政大學上學。 1952年考人清華大學﹐1957年因為替同學鳴不平﹐呼籲人權﹐抨擊肅反暴政﹐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9年被強送勞教﹐因不堪飢寒奴役﹐1960年鑽出電網逃亡﹐被捕後判無期徒刑﹐經上訴改判五年﹐但刑滿後不准回社會。1966年文革開始﹐當局決定把我發配新疆沙漠開荒﹐我逃亡到北韓﹐被引渡回來又判十年徒刑。我在監獄里共熬煎了二十年。九死一生﹐幸存下來。1979年移居香港﹐1995年移民美國至今。 冯国将，1928年出生于荷属东印度群岛苏门答腊岛首府的棉兰市(今印度尼西亚) ﹐为第三代华侨。上过英、中、荷三种学校。上中文学校时深受左派老师的影响﹐成为左派分子。1947年在新加坡加入中共青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9年初赴香港上中共办的达德学院﹐不久因该校被英当局封闭﹐同年中共把他和一批左派学生保送到北京﹐并为我们特设了华侨青年训练班﹐以培养对外革命干部为宗旨。
冯个人因志在学军事﹐就转入华北军政大学﹐不久因病退学﹐重读没有念完的高中。这期间因发现中共的许多暴政﹐决定于1952年离开中国。但走不了。同年考人清华大学。1955年肃反时首次无辜受迫害勒令退学。1956年获平反复学。1957年因响应号召向党提意见﹐为潘志明的冤案鸣放﹐被打成全校学生中的极右分子。1959年被绑架强送入狱。1960年因逃亡判无期徒刑。1970年决定把我枪毙﹐只因查明我是归国华侨才留下来。总共在中共监狱劳改了二十年。
中共反右运动消灭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概要)
高瑜 Gao Yu
50年前，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是一場反對人類文明的運動，那場運動的物件是中國的知識份子，他們是知識、思想和科學的載體。毛澤東變整風為反右的原因，是要消滅知識份子獨立的思想，自主的人格和批判社會的力量這些社會屬性。“士可殺不可辱”是中國的文化傳統，與普世價值的尊嚴、理性、自主有一致性，毛澤東反右就是從摧毀中國這一文化傳統入手，從而摧毀了全社會知識份子的靈魂。毛澤東採用的方法，一是戴上“右派”這頂敵我帽子，相當猶太人身上的黃五星。二是所有右派必須作“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公開檢查，也就是公開認罪。同時要表態‘脫胎換骨，重新做人，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這是向毛澤東具結畫押。這是毛澤東剝奪知識份子尊嚴最厲害的一手，尊嚴沒有了，靈魂也就破碎了。三是對右派實行“全民共討之，全國共伐之”。反右是毛澤東實行大民主的試驗，是文革的先聲，是讓中國人集體喪失人性的大動亂。四是右派在改造中仍要比認罪、比檢查、比揭發、比檢舉。這是毛澤東分化瓦解、個個擊破慣用的手段，也是將知識份子改造成馴服工具的手段。中國在毛澤東之後經歷了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但是中國國家安全的危險已經顯現，這就是環境和教育的惡化。20世紀上半葉的幾代知識份子本來是中國現代化的中堅力量，他們被反右摧毀，使得20世紀下半葉出生的人只能在文化斷裂中成長。進入21世紀，中國現在有世界人數最多的政黨和軍隊，但是沒有世界一流的思想家、經濟學家、文學家和科學家，因為培養世界一流的老師都被反右扼殺了。現在能夠恢復和提高中國人辨別善惡是非能力的社會力量還是太弱。
高瑜，中国著名记者。80年代在中国新闻社专稿部任记者，是香港中文报刊著名专栏作家，1988年10月调到经济学周报担任副总编辑。因报道1989年北京民主运动，6月3日被北京安全局抓捕，是六四被抓的第一名知识分子。被关押14个月。1993年9月23日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没有成功，江泽民政府为向西方表示强硬立场，于10月2日在高瑜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做访问学者的前两天，再次将她抓捕，后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判有期徒刑六年。成为江泽民政府与西方打“人质牌”的重要人物。高瑜服刑中拒不认罪，服刑5年4个半月，在朱镕基访美前夕，被中国政府以“保外就医”名义提前释放。
出狱后高瑜以自由记者身份继续从事中国新闻报道。1995年5月，高瑜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自由金笔奖”； 1995年11月6日，首次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 1997年5月3日，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首届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 2000 年 5 月，获日内瓦颁发的20世纪1950年——2000年全球50名新闻自由英雄奖；2006年6月，再度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 （注：前三次获奖时，高瑜尚在狱中）
我的右派生涯 （书面发言概要）
龚定国 Gong Dinguo
我生於一九三零年，九歲喪母，十歲喪父，由姑奶奶龔慕蘭養大。四九年，我在武漢大學化學繫念三年級，姑奶奶因求職去了臺灣。五一年，我被海軍招到東海艦隊，先在工程部，後調軍械處，五四年當了防化學科化驗室主任。平時我對許多不合理的事，常公開發表意見，得罪過一些人。如政委廖雲台作報告時，把陳紹禹和王明說成兩個人，我在討論時指出，令他很惱火。這類事例很多，成為我挨整的伏線。
肅反時，因姑奶奶的關係，我被掛上“階級異己分子”的牌子挨整。因她當國立女中校長時，正值陳立夫當教育部長。整天批鬥、審問，不能回家。在等待結論期間，我的兒子出生，妻子產後大出血，只准我去探病一次，還派人押解監視。從此我才知道很多共產黨人不僅愚昧、霸道，還缺乏人性。
1957年五月，我調到北京海軍軍械部，籌備全軍防化研究所。因暫時無任務，叫我回上海“幫助工作”。整風時，東海艦隊召開知識份子座談會，我被選做所在小組的發言人，記錄大家發言，整理後向大會報告，其實我自己並無多少意見。十一月，由上海派出三人到北京，把我揪出來批判。五八年四月，我被劃為右派，受開除軍籍，留隊監督勞動處分，每月只發28元生活費。成為海軍大院右派班的一員。開始二十年的右派生涯。
龚定国，1930年出生，195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到华东海军军械处任化验室主任。1957年调北京海军军械部。1958年定为右派，受开除军籍留队监督劳动处分。后发配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炼。改革开放后到张掖师专、天水师专、武汉纺织工学院等校任教。1990年退休。现居美国。
审视反右五十年 （概要）
郭罗基 Guo Luoji
一，禍起總路線；二，民主反黨主；三，錯在整風，不思改革；四，轉向反右，策劃“陽謀”；五，事與願違，三種轉向；六，反右後續，通向文革；七，鄧式改革，走向死亡；八，歷史的啟示。
一九五六年在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這種社會主義叫做主觀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主觀社會主義的建立取決於共產黨的一黨專權。一黨專權既違反憲法，又違反馬克思主義。
一九五七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對黨主，反對黨主操縱的主觀社會主義。共產黨進一步以僭越了的國家政權的力量來鎮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在一九五七年的歷史條件下，正確的決策不是整風，而是改革主觀社會主義。選擇整風，走向反右，勢不可免。
毛澤東所說的“陽謀”，是掩飾之詞，為急轉彎尋求一種自圓其說的解釋。事實上不是按照“陽謀”來設計整風和反右，而是在整風中事與願違，見風轉舵，轉向反右，才策劃“陽謀”。由於事與願違，毛澤東發生了三種轉向。
從整風到反右的轉向也是從反“左”到反右的戰略性大轉向。從此，毛不斷地反右，路向越來越“左”，至文化大革命而達於極左。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的發生，是以一九五三年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為原因；向社會主義過渡又是以一九四九年的共產黨政權的建立為原因。一九五七年的大悲劇的收場，引出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為結果；大躍進的失敗，又引出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為結果。因果的鏈條一環扣一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是關鍵的一環。
在一九五七年拒絕改革的中國共產黨，二十多年後不得不進行改革。如果在一九五七年進行改革，那是順應人民的願望；二十多年後進行改革，不過是挽救共產黨自身。因維護一黨專權而興起了改革，又因不願觸動一黨專權而扼殺了改革。鄧小平設計的改革，已經在一九八九年宣告死亡。
審視一九五七年以來的五十年，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啟示：第一，不改革走向動亂。
第二，不徹底的改革走向腐敗。第三，自然的結論就是：不但要堅持改革，而且必須是徹底的、全面的改革，才能殺出腐敗的重圍，尋求生路。
中國的改革已經一再錯失良機，但還可以“作一次最後的鬥爭”。
社會主義已經變了，共產黨的一黨專權卻是一成不變。進一步改革社會主義的主要障礙也在於一黨專權。改革的攻堅戰應當突破一黨專權這個最後的頑固堡壘，建立憲政民主制度。
如果最後的鬥爭成為最後的失敗，歷史必將掃除一切障礙，重新開闢一條新路。
郭罗基，一九三二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九四八年参加中共地下工作。一九四九年后历任、科长、团委书记、党委书记等职。一九五五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一九五八年提前毕业，在哲学系任教。一九八二年，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冒尖人物”，被邓小平发配至南京大学。“六四”以后被清除出党。九十年代流亡美国，先后为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资深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