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一、香港的繁荣有多脆弱？
深圳河两岸的中国人，对今天的香港存在两种不同的情绪：本港许多人，对它有较强的抱怨，考虑离开；内地许多人，对它有炽热的向往，渴望进来。但无论是想走的还是想来的，对香港这个体格娇小的城市，总怀有爱恋和怜惜。人们说它是“东方之珠”，有人说它是“会下金蛋的鹅”，显示人们对香港的两点认同：美丽；富庶。这来之不易。如果把香港比作一个女子，她的身世是很苦的：“降生”在一个位于南中国边陲的荒凉海角，没人记得她的名字；一场战争之后，中国这个生母保护不了她，如同处置一枚多余的阑尾，毫不在乎地将它割舍、遗弃，英国成了她的养母；像一个丑小鸭，经历了漫长的成长发育，没有人注意她的存在；当养母觉得这孩子天资不错、应该装扮她的一下的时候，她以白天鹅一般的身姿，闪亮登台，吸引无数艳羡目光；仅仅上世纪，她就遭遇到一连串的磨难：1925年，三四个不同派别的政治势力围绕她展开斗法，经历了一场“把香港变成臭港”的、世上最漫长的一次罢工，历时一年零四个月；1942年，曾经强悍的养母已经保护不了她：日军炮火轰进来，她经历了史称“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的时期；好不容易，养母的伙伴用原子弹把日军炸跑了，喘息未定，她又遇到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在1949年，生母和养母之间会不会发生一场抢夺她的打斗？自己辛苦积攒的家当会不会被砸烂或共产？1997年回归了，她还是忧愁：“一国两制”里的香港一制，会不会遭到“温水煮青蛙”一般的侵蚀？……这个弱女子，恰如港人熟悉的戴安娜，历尽风雨，如“风中之烛”，随时可能被一阵暴风骤雨吹熄、浇灭；她一直是脆弱的、忐忑不安的；她的命运，从来不由她掌握，直到如今。
今天的香港，是流淌金银的财富地，在全球金融城市中它排位第三。与伦敦、纽约等排在世界上前列的金融城市相比，香港是最脆弱的，弱不禁风。这不是说香港的建筑不结实，而是说它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因为它的地位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撑。今天的香港，是建立在北京的承诺上。如果北京要废弃香港基本法、撤销一国两制，香府无论多想维持特区地位，它也找不到一个权利救济的渠道，因为中国没有宪法法院、没有独立司法。作一个最坏的假设：未来，北京最高决策层如果不喜欢香港的存在，只要发句话，说“将把香港内地化”，就足以让香港瞬间玩完。情况类似于：一座宏伟华丽的百丈高楼，建成需要漫长时间，摧毁它只要一个点火动作：爆破手在大楼的根基点燃一个爆炸物的引线，根本不需要把它炸倒，只要把楼的根基、把几列承重墙中的一两列炸伤，这个楼就报废了。为什么？因为它被“伤了根”，成了危楼，不再安全。原来的住户就不敢继续住，人们只会飞速搬离它，躲得远远的。
香港就是如此脆弱。那么，什么是香港不能伤的根基呢？——那就是法治，就是法律强有力地捍卫它辖地上所有人的权利与自由；就是有法必依、一视同仁、不认特权。香港繁荣发达，就是“植根”于这一制度基础之上的。上面假设的北京的“一句话”， 对香港的破坏力而言，威力超过原子弹。尽管，嘴唇几次张合所散发的气流轻到伤害不了嘴边一个蚊子，却能容易地摧毁这座苦心经营了百年的都市。容易得如同一个顽皮的孩子砸碎一个鸽子蛋。
伦敦、纽约的坚固，不是体现在其建筑墙体，而是说，它们被法律捍卫，从来没不必担心被敌视它的意识形态所颠覆。香港却不是这样。它过于孤单，它木秀于林。所以终究来说，香港的命运和大陆是一体的；香港的命运将取决于那些能够决策香港未来的人：是让香港日趋大陆化？还是让大陆日趋香港化？是仇视香港的存在？还是喜悦香港的存在？如果是前者，那么香港和大陆的命运，都将非常黯淡；如果是后者，那么香港依然会是魅力香港，大陆会也走在充满希望的路上。
二、如果香港崩溃：谁更承受不起崩溃的代价？
如果香港现在的架构崩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谁会失去更多？是香港人？还是大陆当局？这是一个问题。简单地估测是：大批港人会飞速离去。而原来在香港起主导作用、支撑力量的精英人才，将是行动最敏捷的一群。他们把资产贱卖，买上机票，携家带口，展开人生的新旅程。他们不动产的处置，会让他们损失金钱；但他们良好的素养，能够使他们很快在欧美找到新的住所和岗位。英联邦中的发达国家，欢迎他们的大门从来没有关闭过。上述的一切被1997年前后发生的事实所证明。香港的坍塌可能并不妨害他们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但是，精英的逃逸，将使香港的繁荣局面失去支撑，香港就此垮掉。可以把这群人说成是一群美丽的凤凰：飞离香港，无非是换了一个栖息的枝头。而遗留下来的香港，将成为一根没有生机、没有灵魂的枯树。
内地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说，“香港一直是内地与国际市场联系的重要桥梁……香港是内地最大的直接投资来源地。”的确，香港资金、和通过香港渠道涌入的外资，长期占大陆资金来源的6成以上。如果香港坍塌，文明世界不会理解：连一个香港都不能容忍的国家，是一个什么国家？对外商来说，中国唯一安全堡垒拆除了，他们将如受惊的鸟群，飞速离去；对中国执政者来说，失去桥梁将会感到巨大的不便，中国将独自品尝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失落……也就是说：政治动荡如果发生，香港人损失的不过是钱，内地失去的将是和外部世界连接的最重要的一座桥、一条路、一个渠道。
三、香港内地化或者内地香港化，将塑造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之命运”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这是1945年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在这次演讲中，他说要争取“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中国人与“民主自由富强中国”的距离缩小了哪怕是1毫米吗？没有，距离是更加遥远了。所以，把毛的这番表述翻出来用到今天，仍有意义：中国的未来的制度演进，到底是香港制度内地化，还是内地制度香港化？两种道路，将造就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之命运”：繁荣的中国，或者凋零的中国；光明的中国，或者黑暗的中国。中国肯定不能永远“一国两制”。许多郁闷的内地民众开始了呐喊：凭什么同一个国家，香港同胞能够享受先进制度，大陆同胞却不能？！
自1949年红旗插遍大陆以来，深圳河两岸的历史，就是不计其数的内地人跨越这条界河、涌入香港的历史。陈秉安在他的新书《大逃港》里透露说：截止上世纪末，香港富豪100强的榜单中，有40多人是在文革结束前偷渡到港的内地人，包括曾宪梓、刘梦熊——可见逃港人数有多庞大；1997后，在一国两制、一优一劣两制并存的时候，这种流向仍未止歇。香港入境处公布数据：自2006年6月推出吸纳内地精英的“优才计划”以来，到2009年底，共有1479名大陆的“优才”加入港籍，如周迅等人。不仅如此，那些不可能获得“优才”待遇的内地人也没有闲着。比如内地富商，作投资移民进入；比如说内地孕妇，通过在港产子进入。这里只说孕妇：她们同期给香港带来的人口增长，百倍于“优才计划”。从香港公开的材料看，近年来平均每天有80多位孕妇，络绎不绝地走在前往香港产子的路上。这个最不适宜于长途奔波的群体，甘冒风险，不辞辛劳，跋山涉水，成群结队，鼓着肚子向香港“挺进”，并支付几万、或者几十万的费用。目的一条：让后代落籍香港。
面对向香港“挺进”的妈妈军团，我很感慨！对那些被媒体描述成“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中国领导人，我很迷惑！从老邓到老胡，一直要求中共干部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必须以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可是，我真不知道那些“高瞻远瞩”的人的真实视力。我想问：难道你们真的一直没有看出人民的渴望吗？没有看出人民到底满意什么、不满意什么吗？如果这样，我建议你们：派人到深圳通往香港的关卡，对那些挺着肚子过境的孕妇做些问卷调查，问她们：千里迢迢去香港，你们到底不满意什么？
人生苦短，人们埋头寻觅着富裕、幸福、有尊严、有指望的生活。中国十多亿人，尽管都不怎么说话，甚至他们大多不怎么想过问政治，他们只是把自己的盼望，深藏于心；对一种不可及的美好生活，望眼欲穿。而这些诉求，恰恰是政治家应该过问的，并且统统是需要先进制度来保障的。问题是中国执政者，你们怎么办？很明显，人民不满意“一国两制”中的大陆这一制、而满意香港那一制，你们怎么办？是准备执行“让人民满意”这个承诺呢？还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指‘四项基本原则’）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上面两句话都说过，可这两句话是自相矛盾的。怎么选？
四、中国人对民主法治渴望了近两百年，中国人的幸福出路在哪里？
中国人对英国人发明的那种制度的渴望和选择，不是从今日始，也不是从1949年始、不是从1911年始，而是从中国人接触那种制度那一天就开始了。周积明先生在《租界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里介绍：在1860年，中国还是清朝统治，欧洲人在上海等地开辟有数不清的“租界”。文章除了强调“租界”是世界列强进犯中国的产物、是野蛮强权的产物，也说到几点让人意味深长的细节：因为外国人对他们在华的租界内，对私有财产实行了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且保障纳税人对纳税额的发言权，中国工商业者纷纷把他们的产业迁入上海等地的租界内，因此“造成了全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区域”；因为租界能更大程度保护言论自由，大量媒体迁入租界，造就“上海报业发达”；中共早期领袖陈独秀写文章，承认“租界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与今天的优才“周迅”们移居香港的选择类似，当年的优才“鲁迅”们也长期在租界安居避险，尽管鲁迅时常写文章抨击租界。
上面描述的情况让人纠结。它说明几千年的旧制度让中国人生活不爽，说明中国人一直在苦苦寻求在一种先进制度下生活的可能。一代代的人逝去了、一两百年过去了，对人民如此简单的一个愿望，中国各时期的政府没有理睬，没有满足。可怜一我们代代的先驱付出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却一无所获，非常残酷。人民的这个期待过分吗？一点也不。勤劳的中国人从来没去指望不劳而获，无非渴望生活在一个安全制度下，安居乐业。就像渴望在一个没有虎患的环境下安心生活一样：渴望生活在一个可以避免统治者随便伤害的环境里，再正常不过。“安全需求”在马斯洛的研究中，被看做是人最基本的、至关重要的生存需求。回头看：在列强入侵的不幸时代，那些抢夺中国小地块的欧洲人的统治区，居然成了万千中国人的向往；只要看到一个小小的缝隙，我们的同胞们就趋之若鹜地往里涌。这是中国人的辛酸，更是中国统治者的耻辱。
自有朝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没有得到一种合格的执政服务，一直没有得到框架安全。中国统治者里面既出过夏桀，也出过李世民；从他们统治效果看，前者导致饿殍遍野、盗贼遍地；后者让人丰衣足食、路不拾遗；说明中国过去不同的执政者在对人民的服务意识、服务水平上，表现参差不齐、天壤之别，极不稳定。在漫长的过去，中国人只能被动地接受夏桀、李世民、或者“阿斗”的统治，听天由命，而不能在决策层面对执政者施加影响。中国几乎所有悲剧，都出在这里。
说执政是一种服务，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异议。执政者是一种类似于“服务提供商”的角色，为服务对象提供“安全和秩序”，并且获取报酬；人民是“安全秩序”这种服务的购买者、是执政者的衣食父母；纳税就是支付服务的代价和方式。无论是林肯提出“民享”，和还是今天胡温办公室门口题写的“为人民服务”标语，都说明了权力的性质：服务民众。可问题是：无论什么服务、无论有无成文的标准，起码一点：服务商为顾客提供的服务，必须安全。比方说：三聚氰胺超标的牛奶，是食品不安全；按摩师给顾客捏骨的时候却把肋骨捏断了，就是服务不安全；出口日韩的蔬菜里的农药残留超标了，就是不安全……今天，国际上广泛采用“ISO9001”标准，目的是规范贸易，确保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为购买方提供安全服务。可是对人类而言，最要命的一项服务——“执政服务”，国际上至今却缺乏一个明晰的标准。当一些民选国家的领导人，对一些极权国家的统治者的某些野蛮的、不合格的执政行为予以谴责的时候，这些统治者往往以“干涉内政”的陈词滥调予以回应，钻没有标准的空子。这显然没有道理，却酿造了大量的人间惨剧。
实际上，在“统治者服务规范”没有形成的年代，良知、与贸易常识充当了标准。当孔子在2500年前怒斥“苛政猛于虎”的时候，就是责骂那些王八蛋的统治者对人民的统治服务不合格、不安全，比老虎还狠，把人民得咬得血肉模糊；当我们说：英国的《大宪章》的实践，是人民避免被王“咬”的尝试、是规范统治者对民众提供合格的执政服务的尝试。并且说：这种能够为大众提供安全的统治框架，就是先进的框架、文明的框架。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铺设这种框架，让所有中国人无惧地、安乐地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依然是中国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最大挑战；渴望安全是生物的天性。人不例外，中共也不例外。我们来看中共在1921年成立时期对会址的选择：先是对租界的选择、后是对游船的选择，都是对“安全”的选择。可是，在中共成了执政党的今天，它为它治下的人民提供基本安全了吗？提供了一份合格的执政服务了吗？
靠爆炒房地产、挖矿藏、挖曹操墓的中国，不会有出息、不会有前途。中国人望眼欲穿，渴望安全，渴望富裕，渴望幸福，渴望被外人瞧得起。前面说过：一个没有被安全框架覆盖的社会，就是一个无秩序的丛林社会；所有社会成员在“王”的利爪下，瑟瑟发抖，难有作为。在这样的社会，必定无法产生经济繁荣、无法产生学术繁荣；没有拿得出手的经济成果与创新成果的国家，一直在被世人不屑地看待，被世界当贼一样防范（发达国家怕来自穷国的国民非法滞留）。对中国人来说，无论为了我们生活幸福，还是为了我们面子好看，我们都该以各自的方式，为推进中国的制度朝文明方面转变而努力。
（完）
201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