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愿望(概要)
沈力成 Shen Licheng
1953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學畢業時，要求參加軍事建設，如願以償。先分配到軍委報到，接著派到海軍工作。1957年共產黨提出整風，我相當興奮。好幾次我去北大看妻子，看大字報。回來後就響應號召，帶頭貼大字報。在海軍付司令員羅舜初中將召開的整風座談會上，我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提了意見。
十月中，我成了右派分子。
以請黨外人士提意見邦助黨整風開始，結果是揪出五十五萬右派而收場。整風不再提了。毛的“陽謀”大手筆達到了他的目的，緊接著的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造成天災人禍，餓死了幾千萬交糧納稅的農民。是什麼力量迫使勤勞智慧的中國人民做出如此可悲和不顧後果的事情呢？不就是五十五萬右派及數百萬家屬，作為毛的“神壇”采上的祭品所造成的後果嗎？
二十一年後的改正，還說“反右正確，只是擴大化”了，仍是一個人說了算。專制制度，依舊存在。當政者有意要人們把這段歷史忘掉。有人要提起，就壓制。想用一些空洞的口號，達到正本清源，只能是自欺欺人。
我也曾想過，是否一開始並沒有存心搞陽謀，是放出來的“毒草”出乎意料的多，下麵各級領導受不了，才狠心先反擊，以後再整風。以後的事實，證明並非如此。五七年後的歷次運動，也證明毛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一言堂，妄想成為中國歷史上的頭號風流人物。
五十年過去了，我現在心裏透亮，我確確實實是毛要抓的右派分子。從不想做沒有自己思想的螺絲釘，從不對權威盲從。
和大多數當年受冤屈的右派相比，我是幸運的，因為我是學工的，還可以被當作工具來使用。二十多年來，懷著歷史終將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的信念，在屈辱和迫害中活過來了，最近看到北京大學生寫給國家領導人的信，要求徹底平反右派。信最後寫道，我們是當今的右派。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真誠地相信，這些年輕人會把中國帶上歷史的正確道路上。
我們是幸運的，我們笑到最後。我期待的是，在天安門廠場，建立一個在毛澤東專制獨裁恐怖統治下，歷次政治運動受到迫害人士的紀念碑，刻上他們的名字。讓後人記住這段可恥，令人痛心的歷史，不再重犯。
沈力成，1931年出生，1953年毕业於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同年到军委报到，转至海军舰船修造部工作。1958年定为右派，开除军藉，剥夺军衔，降三级留队察看。1959年离开部队，分派到第六机械工业部第708所工作。1961年摘帽。1979年改正，1991年退休后移民来美与家人团聚。现与老伴居住在维州老人公寓。
紧紧追寻新中国政治运动的踪迹：编撰中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
宋永毅 Song Yongyi
1949年以來的中國政治運動非但風起雲湧，而且互為因果，是不可分割的政治現象。正是出於這一密不可分的歷史整體觀，《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編委會的學者們，在完成了這一世界上最大的專業的網路資料庫的編撰工作後，馬上開始了《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的工作 。
首先，這一資料庫只限於原始資料收集，但採納一個宏觀的“反右運動”的概念，即在時間上不把它僅僅定位在1957年。而是包括了“反右”中涉及到的一系列重大歷史和現實問題， 如1950-1953年的“鎮反運動”， 1951-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和1956年的“公私合營”運動，1959年的黨內“反右傾機會主義”和高校“拔白旗”運動等等。其次，這一資料庫的資料收集還注重“反右”發生的國際背景，即收集了對“反右”發生重大影響的國際共運的一系列事件，如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的重要文獻等等。 再次，在大致內容上，這一資料庫共包括如下7個部分：1）中共有關文件；2）毛澤東的重要講話和指示；3）中共有關領導的講話；4）“右派言論”；5）重要報刊社論和文章；6）重要批判文章；7）右派檔案。 最後，這一資料庫採用現代電腦技術，可以對作者、標題、日期和主題詞等等進行全面檢索。
這一資料庫的容量預計三千萬字左右，在2008-2009年可以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宋永毅,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印第安娜大学硕士, 现任职于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作为海外研究中国当代史尤其是文革的学者，他出版有《文化大革命：文献索引，1966-1996》（英文，1998）、《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英文，2卷，与周泽浩合着，2001）、《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大辞典》（英文，与郭建、周原合着，2006）等十多本中英文专著，并主编网络和光盘版《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2002-2006）。曾获得美国“21世纪国家图书馆员奖”和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勇气奖”。现在正和丁抒、周原、谢泳等海内外学者一起在编撰《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
关于反右的归因研究 (提要)
魏紫丹 Wei Zidan
一， 立论
(一) 远因：1，评白皮书中毛提出 “人民中间的右派”；2，1947年毛致电斯大林：所有中共之外的政党都退出政治舞台；3，本年12月提出，打倒蒋后要在政治上打击自由资产阶级，让群众认识其反动性抛弃他们；4，在延安 “七大”上说，掌权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5，更早，1925年提出 “反动知识阶级”，留学生和一部分大专院校教授学生是 “极端反革命派”；6，1956年在 “八大”政治报告上批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 “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在此背景下提出要让他们帮助党整风的，并且态度出奇地诚恳。
(二) 近因：1，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2，波匈事件；3，国内蚂蚁出洞(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知识分子要 “解冻”。)
(三)共产极权制度的原因：1，斯大林主义可以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和制度的典型表现和集中概括。邓小平说：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毛对胡乔木说，他要做中国的斯大林；2，中共党内搞领袖个人独裁，邓小平的说法是 “搞家长制”。不管从国际，还是国内，都非自毛泽东始，也不独毛泽东然，单说中共领袖，即如邓所说： “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
(四) 毛泽东的个人原因： 毛泽东出于 “我要大”的本人个性和政治动机，使他的一生呈现为 “三步走”，即他要当三次大救星：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他成为党的大救星，党的老大，官方语言为：“他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1949年， 他建立了“党天下”，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巩固了这一成果；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建立毛天下，在世界是要当世界革命导师，当世界人民的大救星。
二， 驳论：“出轨说“”、“猖狂进攻说”、“整党内敌手说”、“整风失控说”、“延安模式说”、“党内压力说”、
魏紫丹，1933年生于河南安阳县，1957年安阳市中学任教时被划为“极右派”。1958至1962年被“劳动教养”。1978年改正。1993年退休。退休前任学院教育系主任。理论著作有《教育的规律性与主体性研究》。
中共八大与反右运动（概要）
吴国光 Wu Guoguang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落成不久的北京政協禮堂開幕。劉少奇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報告全文約45，000字，僅僅四次提到毛澤東的名字。一年多之後，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又召開了第二次會議。還是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報告。這次的報告，篇幅是上次的一半，大約22，500字。這一次，報告中二十三次提到了毛澤東的名字。
更為重要的是，八大一次會議認定，在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後，中國國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現今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用八大一次會議政治決議的話來說，這一矛盾的實質，‘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而中共的主要任務，就理應轉變為集中解決這一矛盾。但是，時隔一年多之後的八大二次會議，卻轉而聚焦於階級鬥爭。劉少奇在報告中強調，‘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他甚至說，‘這個矛盾，在某些範圍內表現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
劉少奇和整個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對於毛澤東，為什麼如此前踞後恭？中共對於中國主要矛盾的判斷，為什麼在短短的一年多一些的時間裏，發生了這樣南轅北轍的突然轉彎？從一九五六年秋季的八大一次會議，到一九五八年春季的八大二次會議，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導致中國政治出現如此鮮明的變化？答案沒有爭議：在這之間的一九五七年，發生了反右運動。
反右運動發生在八大兩次會議之間，而八大的這兩次會議則明顯地代表了中國政治的轉向。那麼，理解反右運動，就有必要把它放到這一歷史發展背景中來考察。本文所做的，正是這樣一種嘗試。根據對於相關歷史資料的研究，本文認為，反右運動是毛澤東為了奪回對於中國政治的主導權而展開的政治鬥爭。八大一次會議對於經濟建設的關注，導致了缺少治國能力的毛澤東的政治失意。用毛自己的話來說，他的心情受到壓抑，整個一九五六年心情不舒暢。毛的政治權威，必須靠進行階級鬥爭才能樹立。毛通過他對於一九五六年底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的國內外事態發展的階級鬥爭解讀，重新喚起中共領導層的階級危機感。其中，反右運動的展開，是關鍵一環。對於其中發展脈絡的梳理和分析，構成本文的主要內容。
吴国光，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新闻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政治学哲学博士，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讲座教授，专研当代中国政治变迁及中国对外关系，著有英文著作两种、中文著作十四种，中、英文论文约百篇。联系方式（电邮）：wug@uvic.ca。
「九死一生」话反右 （书面发言）
巫宁坤 Wu Ningkun
今年六月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反右運動」五十周年。中共一貫用「反右擴大化」之類的說法掩蓋事實真相，企圖讓人們忘記這段血腥的歷史。但是，已經覺醒的人們是決不會忘記的。近年來，記述這段歷史的著作陸續出現，有宏觀的，有微觀的，頗值得關心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狀的人們注意。在這些近著中，最動人心魄的一部要數戴煌的回憶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一九九八）。
《九死一生》不僅是戴煌個人和難友們錐心泣血的苦難史，而且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間地獄的全景。戴煌所熟悉的但丁的地獄固然觸目驚心, 但畢竟是詩人想像的幻景。戴煌在其中長年受難的死亡場和漫長的、暗無天日的隧道，卻是現世不折不扣的赤色人間地獄。這也不是唯一的一座地獄，而是遍佈中華大地的連鎖地獄的一環。回顧北大荒兩年零八個月的殘酷流放，他感到「最富有想像力最反動的小說家，恐怕也很難想像出在我們這個又進行了整整十個年頭『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國家裏，會發生如此種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黑暗與恐怖。」
當年左拉的《我控訴》勇敢地仗義執言，譴責一個製造德萊弗斯冤案的法國軍事當局，從而贏得了整個文明世界的崇敬。《九死一生》控訴的是一個刻意製造了千百萬件冤假錯案、置千千萬萬人於死地的專橫暴虐的極權體制。作者為當代中國歷史所作的血與淚的見證，其意義遠勝於《我控訴》，而足與司馬遷的巨著《史記》媲美，永為世世代代鑒戒！戴煌和潘雪媛，這對患難夫妻，是一個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扼殺人性的年代稀有的頂天立地的異物，不愧為「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光輝典範。
巫宁坤，1921年生于江苏扬州。1939-1941年西南联大外文系肄业。1941-1946 年任空军英语译员。1948年毕业于美国曼彻斯特学院英文系。1949年获芝加哥大学文硕士, 1949-1951年为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博士生。1951年回国，先后任燕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调查部干校副教授。“反右”运动中被划为“极右分子”, 送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河北茶淀清河劳改农场劳动教养。1962至1966年在安徽大学当临时工, 教高年级英语。1970年解除临时工合同，下放安徽和县农村。1974-1979年恢复公职，任教于安徽师范大学。1980至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1991年退休。其间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英文系客座研究员，剑桥大学英文系访问学者, 美国曼彻斯特学院驻校学者，蒙大拿大学曼斯菲尔德客座教授。著有英文回忆录A Single Tear ,诗文小集Always Remembering (2006), Chimes of Solitude (2007) ,中文版《一滴泪》,散文集《孤琴》。
我们这些小右派 (概要)
巫一毛 Wu Yimao
儘管文革結束後，中共官方為他們公開承認的55萬右派進行了平反，然而由於反右運動主持者之一鄧小平成為最高決策者，所以當局仍然堅持反右運動是正確的，錯誤僅僅是嚴重的擴大化。
1957年，我是在媽媽肚子裏當上小右派。
中國具有古老的株連九族傳統，在以政治身份劃界線的毛澤東時代，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父親被打成極右分子，除非母親與父親離婚，母親就必然變成右派的老婆，孩子也必然變成右派的狗崽子。
全國有一百五十萬個和我同命運的小右派。
我們的父母親受迫害，我們跟著倒楣。他們是冤枉的，是政治運動的受害者，但他們或多或少說了點什麼，做了點什麼。而我們這些根本不懂事的孩子，什麼也沒說、沒做，什麼人也沒得罪，卻受到和他們類似的身心迫害，那種淩辱和磨難留下終身的創傷。
我們別無選擇地出生，又別無選擇地變成小右派，僅僅因為作出選擇的父母。我們只能看著父母受難，和他們一起承擔苦難，忍受非人的折磨。我們用清純天真、惶恐不解的眼光看紛亂的世界，靠生存的本能在社會底層活著。
我們這些小右派學會了不再用自己的大腦思考問題，不再用自己的嘴巴說真話。反右運動不僅讓一代知識份子成為後天的啞巴，也讓他們的下一代成了先天的啞巴。
什麼樣的國家，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政府，什麼樣的政黨，能夠允許一百五十萬無辜的靈魂長期默默受難，而且50年過去了，依然不敢面對歷史，毫無認罪懺悔之意？
而我們這些小右派，又向誰去討公道、要賠償？誰來為我們平反？我們失去的童年、青少年、生命，誰能夠償還？誰能撫平我們心靈上的創傷？
巫一毛，女，现居美国加州。圣母大学英美文学学士,金门大学企业管理硕士。曾任硅谷数家电脑公司高级主管。中英文作品发表在多种报刊杂志上，并被选入多本诗歌、散文、小说集中。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英文原著2006年由蓝灯书屋出版，中文版2007年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法文、德文、丹麦文等译本预计2007年出版。参与演出纪录片《上山下乡》。
1957年反右运动史料的收集与评价 (书面发言)
谢泳 Xie Yong
本文通過作者本人近年收集的中國反右運動史料，從幾個方面大體梳理了反右運動研究及相關文獻的基本存在狀況，主要是中文文獻。較為系統展示了反右運動研究基本文獻的來源及獲取方向。在目前缺乏原始檔案文獻的現狀下，本文在關於反右運動的基礎研究方面，較為扎實。同時本文對涉及的重要反右運動文獻，作了簡要分析和評價，大體是一篇關於近年來反右運動研究的小史。
谢泳,1961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1983年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现任山西作家协会《黄河》杂志社副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著有《禁锢下的呐喊——1976至1989年中国的报告文学》（1992年自费印刷）、《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北京）、《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血色闻一多》（同心出版社，2004年，北京）等。
反右运动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大灾难 (书面发言)
许良英 Xu Liangying
1. 當代中國4大災難：①反右，②大躍進，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④6.4大屠殺。
2. 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反右運動？
3. 毛澤東是怎樣發動反右運動的？
4. 是“陽謀”還是陰謀？
5. 反右派鬥爭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嗎？
6. 反右運動的歷史後果
7. 對20年前“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的幾點說明
许良英，1920年生，浙江临海人，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7年任中共（地下党）浙大支部书记和杭州工委委员，1950年任中共杭州市青委学生部长。1952年调中国科学院，负责出版物的“政治把关”和《科学通报》编辑工作。1956年调哲学研究所，研究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1957年因公开反对反右运动，被打成“极右分子”，回老家当了20年农民。1962年开始编译《爱因斯坦文集》。1978年回科学院，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近代、现代科学史，科学思想史，爱因斯坦，以及民主的历史和理论。1989年2月起草呼吁政治民主改革、保证公民自由、结束以言论治罪历史的呼吁书（有42人签名），1994年起草改善我国人权状况的呼吁书（7人签名），1995年起草《宽容呼吁书》（有45人签名）。主要著作：《爱因斯坦文集》（主持编译，3卷），《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主编），《爱因斯坦研究》（主编），《科学、民主、理性》（自选文集），《走近爱因斯坦》（编）。
“反右派运动”的导火线 （概要）
叶永烈 Ye Yonglie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反右派運動”就是從這一天開始的。在這一天，《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地位發表了石破天驚的重要社論，以質問的口氣作為題目：《這是為什麼?》! 社論一開頭，就提到了盧郁文的“匿名信事件”，作為“反右派運動”的突破口。
筆者對這篇重要社論進行詳細的查證：
一，社論是不是毛澤東親筆所寫；
二，毛澤東為什麼選擇盧郁文的“匿名信事件”作為突破口；
三，盧郁文是何等人物？筆者訪問了盧郁文之子，查清盧郁文的身世以及與毛澤東的關係；
四，那封匿名信是不是如同譚惕吾所推測的“一定是盧郁文自己寫的”？筆者採訪了匿名信的作者以及相關人士，揭開匿名信之謎。
通過以上對於《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的考證，剖析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運動”的歷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主要从事政治性长篇纪实文学创作。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1960年出版第一本著作，现已出版近二百部著作。关于“反右派运动”的著作有：《沉重的1957》（香港明星出版社1991年版）、《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拨开历史的迷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反右派始末》（上、下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初版，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新版）、《离人泪》（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