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斗争应正名为“五七民主运动”（提要）
姚监复 Yao Jianfu
1）“反右派”發源於1926年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東西洋留學生乃極端的反革命派。
2）1957年知識份子鳴放中的言論證明：“反右派鬥爭”應正名為“五七民主運動”。
3）21世紀知識份子推進民主運動，既要關注政治力、經濟力，更要重視社會力，民間社會的社會運動。
姚监复，1932出生于南京市，安徽省宿松县人。195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中国农机研究院工程师，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1993)。
右派的平反诉求是当前中国维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俞梅荪 Yu Meisun
在 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全国55万知识分子被劳改、劳教达20余年，其中不少人被迫害致死， 绝大部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祸及数百万家人，其危害直至今日。
在反右 50周年之际，所剩无几的反右幸存者们，终于挺身而出，上书中共中央，要求彻底推翻反右冤案，发还22年的工资和赔偿损失，成为当前中国维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其被侵权的惨烈与持久，及其维权的难度，在古今中外都是空前的，但愿是绝后的。
1，上书：2005年以来，李昌玉等发起致中共中央的维权诉求公开信，在议报网上公布一年多，参与联署者达一千多人 ；2007年3月，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之际， 61名右派老人（大都是中共体制内的革命老同志）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要求开放言禁，平反冤案，赔偿损失 的公开信发表以来，海内外右派难友参加联署者达2000多人。两次上书联署都十分热烈， 但当局没有理会
2，聚会： 4月 6日，北京30余位右派老人聚会纪念反右斗争 50周年；5月12日，北京18 位右派老人（其中8位聚会）\”严厉谴责1957年《人民日报》反人道反文明的\’68\’社论\”；6 月5日，普林斯顿\”反右运动 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8日，成都40位右派老人在寺院里聚会。这些活动引起当局的强烈关注与监控，右派维权终于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
3，历史与现实意义： 右派老人在半世纪沉思的一朝呐喊，其目的是以史为鉴，推进中国当前和未来的民主法治。同时，这将唤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侵权者们的维权意识。
俞梅荪， 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同年起，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国务院法制局从事立法工作，历任综合秘书组副组长、组长，参与我国七五立法规划和一些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1987年起，任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副主任、主任，《经济法制》杂志编辑部主任。1989年起，为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具体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某位副主任的秘书，长期从事立法工作。 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期间，因支持中共上海文汇报搞好经济与法治宣传取得成效，却反被其陷害，司法部门枉法加害，被以泄密罪冤狱3年。1997 年刑满释放后，致力于弱势群体的依法维权。2002年以来，参与万余失地农民的几起依法维权案；2007年以来，参与反右维权活动。1993 年至1995 年被北京大学法律系聘为兼职副教授。2006 年被某法律高校聘为研究员。已发表法学文章数百篇，其中：经济立法的超前性探索(1986) 、我国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现状与未来(1988 年首发，修改后再次发表在现代法学 2000.1)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1994) 等，分别获全国优秀论文奖；立法的社会论争和民间游说与司法互动（2003 ）获宪政论衡奖第一名。参加了 专著《经济法新论》，参与《法律全书》、《经济法辞典》、《法律年鉴》、《法规汇编》、《经济大辞书》等工具书的编撰。
右派无罪，罪在毛泽东 （概要）
张成觉 Cheung Shing Kok
研究57年反右派鬥爭的國內外學者中，頗有一些人認為毛發動整風基於其善良願望，志在‘探索一條與史達林模式有所不同的新路’，‘清除他認為是當時主要弊病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改善執政黨的形象。只是由於右派倡狂進攻，‘黨天下’等謬論甚囂塵上才決定予以反擊。持此種觀點的包括身為受害人的‘改正右派’，或著名右派的子女。個別論著字裏行間甚至彌漫著一種‘右派原罪感’。這實在是陷入誤區，反因為果，應予撥亂反正。
一，‘倡狂進攻’純屬烏有。中共資深歷史學家黎澍曾言簡意賅地指出：“（毛）這個講話（即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廣泛傳達以後，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幾個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學工作者中間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們被邀請在一些座談會上發言。可是，即使在這個時候，這種場合，發言者也還是心存顧慮。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人們怕‘釣魚’。這篇文章是反擊右派進攻的信號。既然直到此時人們還說怕‘釣魚’，可見直到反右派鬥爭開始時，也並沒有什麼資產階級進攻需要‘打退’。”另一位中共學者許全興也有類似的研究結論。事實上，“黨天下”等三大右派言論均出現于毛決定反右的〈5.15〉通知之後，其中儲安平的發言最晚，是6月1日的事，次日見報。 二，右派政治訴求與毛探新路，除三害和搞整風之初衷完全相符，如儲安平提意見無非是希望恢復中共建政之初那種“聯合執政”的形式，並無染指權力的意味。為何“必須堅決反擊”？而“政治設計院”則有利於走新路，“平反委員會”正可改善中共形象，何罪之有？ 三，毛的善良願望是假，引蛇出洞是真。最明顯的是，如果毛沒有使盡渾身解數，充當“遊說先生”的話，社會上根本“鳴放”不起來。對此豈能視而不見隻字不談？所以，只能說是毛居心叵測地以“幫助黨整風”為名，誘使各界人士發洩不滿，然後羅織構陷，將大批敢言正直的愛國知識份子打入十八層地獄。如果沒有毛這樣仇視知識份子而又狡詐兇殘的暴君，就不會發生57年反右派鬥爭這場罪惡的政治運動。倘說中共和知識份子的矛盾導致反右，而不談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提毛所起的決定性的主導作用，那無異於雙方各打五十大板，這對於作為受害一方的幾十萬罹禍知識份子而言，是有失公允又極不公正的。
至於說到中共和民主黨派的矛盾，那也是早已有之。並不見得在反右前夕特別激化“到了極點”從而導致“猛烈爆發”。說到底，無非是毛設下圈套“請君入甕”，使以民盟為代表的昔日反蔣盟友中計上當，然後提前‘引爆’，令那批中南海新朝的“國士”大部份一下墜入無底深淵，從此不見天日，再也無法充當他認為“有可能向他的權力和地位挑戰”的對手。這正是毛的罪惡用心所在。一言以蔽之：歷史雄辯地證明，右派無罪，罪在毛澤東！
张成觉，广东东莞人，1939年12月出生于香港。1958年1月在上海交大反右补课中被划为右派，60年发配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劳动。61年摘帽。79年获改正。88年返港定居，业余从事创作，已出版著作8种，包括电影剧本、长篇小说、随笔集、回忆录及传记等，曾先后在中、港、台获奖。
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变迁（概要）
章立凡 Zhang Lifan
一、中國知識份子的結社傳統與近代中國政黨的會黨特徵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結社可分為知識份子結社和民間結社兩種。前者基本上是公開活動而相互間信守一定的秘密，後者則以地下活動為主，帶有很大的神秘性和迷信色彩。中國農民的造反以及黑社會的活動，多與後者有關。
二、“第三方面”黨派的民主憲政訴求及其與中共的“聯合政府”共識
抗日戰爭期間，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第三方面”黨派，在大後方發起憲政運動，要求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中共在1944年提出組織“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憲政的主張，美國也敦促國民黨與其他抗日政黨組織聯合政府。隨著六參政員訪問延安，中共與“第三方面”的蜜月由此開始。
三、《共同綱領》的聯合政府特色
1949年9月，新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代表中共產黨員約占44％，工農和各界的無黨派代表約占26％，各民主黨派的成員約占30％。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確認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注、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共同綱領》保留了聯合政府的理念框架，並未強調中共的執政黨地位及其對軍隊的領導權。中共以及蘇共也都承認新政權是一個聯合政府。
四、《五四憲法》與一黨專政格局的開端
1954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首次明確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大前提。國家最高層職務完全由中共領導擔任，實現了“黨政合一”。 此後，國家政權的聯合政府的色彩更趨淡化，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日形突出。而在1949年曾起過重要作用的政治協商會議，變成了一個諮詢機構。
五、“反右”使民主黨派從盟友淪為“改造物件”
。毛澤東在1957年發動“整風運動”，並在一個月後急轉為“反右”，黨外民主遭受重創，從盟友淪為“改造物件”。1959年二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國務院部長名單中，黨外人士比例由上屆的37%降至22.8%。
六、“改造”後的民主黨派
“反右”後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嚴重下降，成為“政治花瓶”。功利化、機關化、邊緣化的現象十分突出，政黨特徵模糊不清。
七、現狀與前途
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和分化，使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有“党文化”而無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所謂“民主社會主義”能否使國家走上憲政之路，經過長期改造的民主黨派前途如何，至今仍是個問號。
章立凡 1950年生，中国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曾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曾发表《风雨沉舟记》、《都门谪居录》、《长夜孤灯录》、《乱世逸民》、《毛诗漫品》、《甲申再祭》等文史作品，并在大陆及海外报刊发表时评、散文及撰写专栏。结集作品有《君子之交》（香港明报出版社）、《君子之交如水》（北京作家出版社）；与人合著或参与撰稿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等。编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记忆：往事未付红尘》。他是1957年“大右派”章乃器之子。
试探1957年4–6月间中国国际关系与整风转向之间的关联 （概要）
张轶东 Zhang Yidong
1． 從中美關係看
1957年四月間，臺灣代表宋宜山來北京與周恩來談判，有可能解決臺灣問題。但談判無結果。從1956年前蘇共20大後，中共兩次作過和美國接觸的試探。第一次是在1956年派藝術團去拉丁美洲國家訪問，希望得到美國邀請。但未成功。第二次是在1957年莫斯科世界青年聯歡節後，中國青年代表團邀請了二十多名美國青年訪問中國，並受到周恩來接見。但也沒有導至中美兩國政府的接觸。
以上三個嘗試，只要有一個成功，都會導致中共在一定程度上開明一些。整風不一定轉向為反右，反右也不一定擴大化。
2. 從中蘇關係看
蘇共20大以後，蘇共內部擁史達林和反史達林兩派之間的鬥爭仍很激裂，終於導致1957年六月全會關於馬林科夫，卡崗諾維奇和莫洛托夫反黨集團事件。
我懷疑莫洛托夫集團的伏洛希羅夫是否在會前“裏通中共”了!尤其是他當年四月份訪問中國，受到毛澤東非常態的熱情接待更值得注意。此事對整風的走向關係很大。
3. 我以為毛澤東和劉少奇等在整風中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不像是經過政治局批准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毛澤東要把原定1958年進行的整風提前在伏羅希洛夫訪華後立即進行，這是他有個人需要。毛澤東要大鳴大放，劉少奇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說明整風對他們兩方的壓力不是一樣的。整風中民主人士和知識份子對共產黨提出的意見，不利於毛澤東的少，有利於毛澤東的多(例如反對“一邊倒”)。
總之，在1957年4–6月間，中國的國際國內形勢撲朔迷離，瞬息萬變。整風開始後變數很大，前途存在多種可能。直到六月末，塵埃落定，才確定了整風轉向反右。
张轶东，1931年8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59年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文革期间曾因言获罪入狱九年。1981—1991年间为黑龙江省绥化师专(现绥化学院)外语系教师，讲师和副教授。1991年退休。有用中、英、俄三种文字著译多种。2007年出版新著《毛泽东的最后二十年》和回忆录《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
“反右坑儒”是毛泽东一贯的流氓术 (概要)
朱学渊 Zhu Xueyuan
“反右”，是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继续，宣称阴谋是‘阳谋’，无异于‘我是流氓，我怕谁？’‘反右’制造的恐惧无声的局面，为毛泽东为所欲为制造了机会。 “反右”左派很多在文革受害, 他们帮助共产党强化了 “党天下”，也为自己挖好了陷阱和坟墓。把流氓的恶行纪录下来，是使中华民族免受流氓侵害的功德。
朱学渊 一九四二年生于广西桂林，一九六五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曾于四川、南京等地任中学教师十余载。一九七八年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一九八三年于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曾于能源部属下的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一九八七年起经商。他以自然科学之学力，有志于人文科学的探索，从史料中星星寥寥的语言记载切入，洞察了许多人类科学的重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