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项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郑青原的“四论”题目是《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显然是要对五中全会这个重大决策作出进一步的论证和解读。文章劈头第一句就是：“如果用一个词概括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话说得颇有气势，但通读全文，却令人大失所望。除了空洞的豪言壮语，就是陈腐的旧词滥调。而在这些话语的掩盖下，埋藏着反对进一步改革的用心。
论述改革，首先要对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郑青原说：“改革开放一直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是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仿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始终是高歌猛进，主导着当代中国的发展。事实却大谬不然。如果说在八十年代，尽管1987年初出现过几个月反改革的噪音，但总的看来，还可以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主旋律；那么，经过1989年的大镇压，改革的旋律就戛然而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把改革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走资派还在走”等等反对改革的疯狂叫嚣。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找回了改革的合法性。但是，由他本人倡导、并经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却被党的领导集团有意无意地撤出议事日程。于是，改革开放开始进入了一个跛足前进的阶段。由于政治体制没有进行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改革，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得以任意介入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把经济体制改革引上邪路。一些既有权、又贵显的官僚因此可以上下其手，以权谋私，肆意地掠夺改革的成果，结果培育出两个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同它深相勾结并依附于它的豪强资产阶级。
十多年来，随着这两个剥削阶级的迅速壮大，他们对国家资财和民众财富的掠夺更加肆无忌惮，改革的空间遭到严重的压缩。他们不但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加强了控制和压迫，强化了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专制性，而且在经济领域也结成了反改革的“神圣同盟”。从六七年前陈良宇、黄菊等人对国务院的指责攻讦，到去年某地产大鳄扬言对地产业进行调控是“破坏市场规律”，都反映出这两个剥削阶级出于阶级本能对完善市场经济的抗拒和抵制。
国务院为发展民有经济、削弱垄断经济对市场经济的破坏而发布的两个“36条”，可以说是改革反改革较量的测试剂。2005年的“36条”，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进入被国有经济垄断的领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强化市场经济的重大举措。民营企业虽然起初深受鼓舞，跃跃欲试，但面对“两门现象”——看得见、进不去的“玻璃门”和进去了又被弹出来的“弹簧门”，却深感畏怯。据浙江省工商联去年6月进行的专项问卷调查，对“36条”的实施情况感到满意的人，只有3.3%。许多调查对象认为，某些垄断行业和管理部门，往往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抬高准入门槛，限制和阻碍民营企业进入。所以文件发布五年，收效甚微。以（至）致去年5月，又发布了一个“新36条”，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但七八个月过去了，进展又如何？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在不久前介绍，迄今为止，只有银监会和医疗两个行业出台了相关的配套措施；其他重要行业，如金融、石油、电信、电力、市政公用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等，都还看不到有什么大的动静。这两个“36条”的遭遇说明，由于触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任何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都会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以至于像两个“36条”这样带有方针性的至关重要的改革措施，都难以贯彻落实。
近几年来，改革与反改革的对抗，还突出地反映在房地产业的猖狂上，具体表现为垄断与竞争的博弈和限制与反限制的较量。这个行业初起时，是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比较活跃的成分出现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下海者和创业者，充满了自由竞争的精神。他们投（入）身市场经济，在竞争的惊涛骇浪里，经受着优胜劣汰的考验。但这个行业的“中国特色”，却使它不断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倾斜，成为与政治权力相互渗透、紧密结合的垄断行业。
同其他行业相比，房地产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和土地密切相关。土地是房地产业最主要的资源，而土地则是由官僚掌握的。不论是城市的国有土地，还是农村的集体所有土地，要投入房地产业，都须经过一定政权机关的审批。这就必然导致政治权力对房地产业的侵入，和这个行业对政治权力的依赖。几年下来，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和房地产业结成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地方的权贵和从事房地产业的豪强，都可以通过加快开发房地产来攫取各自的利益。从地方政府来说，这是他们升官发财的捷径，不但寄托着GDP和政绩，把土地收益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经手其事者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地产豪强则因已经让地方权贵先获得好处，就可以依靠政治权力的庇护而抬高房价，谋取暴利。这是一出权力和资本深相勾结、剥削民众的丑剧，权贵和豪强利益均沾、弹冠相庆的盛宴。房地产业的这种垄断形式，是政治权力不受制约的专制体制下所特有的，堪称“中国特色”，它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
在经济领域，他们仗恃着不受任何约束的政治权力和雄厚的资本，垄断了房地产这个行业，排斥了自由竞争，阻碍、以至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健康发展；与此同时，为了掠取更多的财富，他们抬高地价房价，助长了通货膨胀和社会的紧张不安。在政治领域，权力和资本对房地产的控制和垄断，为地方政府的贪官污吏提供了权钱交易、中饱私囊的大好机会，大大加剧了党政机关的腐败，使得本来就已经十分严重的官民矛盾更加尖锐，官民冲突日益频繁。在社会领域，官商勾结，圈地拆迁，又没有给予应有的补偿，结果造成大量上访和群发性事件；对于受害民众的合理要求，这些权贵和豪强不但拒不接受，而且出动警察保安，进行暴力镇压。每年十余万起的群众维权事件，绝大部分都与房地产的占地拆迁有关。
极度垄断的房地产业，已经成为社会动乱的一大根源。新加坡的郑永年先生不久前在“21世纪”网上发表文章，认为房地产业“绑架了中国的整体经济”，“聚集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矛盾和问题”，的确是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但他认为这应该归罪于新自由主义，说是“新自由主义攻克了房地产领域”，这就值得商榷了。攻克房地产领域的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而是使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的专制体制。因此，如何把政治权力同房地产业纳入相关的法规制度，限制它同房地产业狼狈为奸，就成为改革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正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作为改革反改革的具体形式，限制和反限制的力量将会出现尖锐的冲突。
继去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等文件之后，今年1月21日，国务院又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征用国有土地的范围、程序、补偿及有关法律责任等，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如提出“先补偿后搬迁”的原则，征收部门和房屋被征收者必须签定补偿协议；一方没有履行协议时，另一方可以提起诉讼，等等。五天之后，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就落实地方政府的责任、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严格住房用地的供应管理、建立约谈问责机制等问题，提出约束性的规范。这两个文件体现着经济体制改革指导者的苦心，尽管其中有些内容不尽如人意，但如果能够切实贯彻，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规范房地产业的作用的。
然而，前景未可乐观。由于文件的贯彻必然会限制权贵同豪强的勾结，限制他们取得暴利的机会，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他们的抗拒。这里有一个十分现实的例子：近几年来，房地产业能迅速获得暴利的事实，使许多掌握着国有企业的权贵们看红了眼，他们拿着国家的投资和贷款，不集中精力去搞好本业，却投入房地产业去争地夺利。一百多家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通常简称“央企”），除了16家以房地产为主业外，还有78家经营其他行业的企业，也纷纷成立房地产公司。去年一些城市土地拍卖会上的“地王”，就有不少是国有企业属下的地产公司。为了纠正这个不良趋势，降低房地产业的热度，国资委在去年3月提出，78家主业不是房地产的央企，一律须退出房地产业。但直到去年年底，遵命退出者不到十分之一，还有71家央企旗下的200多家地产公司根本没有动静。这个事例，典型地表现出既得利益的权贵资产阶级对改革走向的抵制；没有足够强大的压力，他们绝对不会轻易地放弃继续掠取不义之财的机会。
1989年后，随着权贵、豪强两大剥削阶级的诞育和成长，他们越来越猖狂地阻挠着改革的进程，越来越嚣张地主导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在这几年改革与反改革的角力中，突显出反改革力量的强大和改革力量的脆弱。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的改革止步不前，固然反映了改革的反对者占尽优势；即使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因为遭遇着反改革势力的抗拒，而不得不步履艰难地彳亍前进。造成这种现象的总根源，是政治权力失去控制，上上下下，都可以滥用手中的权力，抗拒改革，谋取私利。因此，对权力进行严格的监督与约束，就成了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要加快改革攻坚步伐”的关键所在。这既是“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要义，也是“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可是，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到处都在滥用政治权力，而且愈演愈烈，严重地阻碍着体制改革的有序推进。
滥用政治权力的现象，最突出地表现在近几年的“维稳”上，中央机关和地方政府以“维稳”为借口，打压广大民众因个人权益被剥夺而奋起的抗争，严禁要求深化改革的呼声，甚至动用暴力和司法手段，镇压维护自己权利和呼求改革的人士。“维稳”保护了权贵豪强的既得利益，巩固了权力不受限制的专制体制，遏制了改革的推进。“稳定压倒一切”，也压倒了改革。所以，“当代中国的主旋律”，与其说是改革开放，不如说是在改革与反改革的博弈与较量中屡占上风的权贵和豪强合唱的维稳之歌。维稳之歌不但压倒了人民群众企求政治、社会、文化等体制改革的呼声，而且威胁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但是，为什么郑青原要宣扬“改革开放一直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呢？其目的无非是，以夸大改革的已有成绩来阻滞改革，抹杀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虽然他的文章里也有“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要继续发展，必须深化改革”、“不断深化改革”一类词句，但对改革进程的片面描画，却衬托出这些词句的言不由衷。
用空洞的夸耀来反对改革，用“主旋律”之类的谎话来掩盖反对改革的用心，这就是郑青原这篇“四论”的实质所在。
2011年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