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突尼斯和埃及的抗议浪潮中，军队拒绝镇压抗议民众。这和21年前中国的六四构成鲜明对比。于是引出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今后，假如有百万中国人走上街头，中共的军队是否还会开枪？
一直有人批评说，八九民运败就败在学生对中共有幻想，而最大的幻想莫过于以为军队不会向民众开枪。此话有理，但不全面。首先，当时的人们并非糊涂到以为“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要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民众自发地去拦阻而不是欢迎军队进城呢？民众也不是不担心解放军会镇压民运，所以他们才夜以继日地向军人宣传喊话，要求或鼓动军人拒绝执行戒严令。
批评中国人对共产党抱幻想的人，照例称赞东欧人对共产党不抱幻想。可是，如果说最大的幻想就是以为军队不会开枪，那么东欧人恰恰是抱有“幻想”的。手无寸铁的东欧人走上街头，他们当然不是去迎接子弹，他们是通过展现真正的人民的意志，打动当局及其军队中多数人的天良，分化瓦解专制统治集团；而东欧的共产党当局——只除了罗马尼亚——果然没有下镇压令，其军队也确实没有向民众开枪。
由此可见，以为共产党的军队不会向民众开枪并不一定是幻想。如果共产党的几百万现代装备的军队始终铁板一块，唯命是从，党中央命令他们向示威民众开枪，他们就向示威民众开枪，那么共产政权的崩溃将是很难想象的——除非出了戈尔巴乔夫。
我以为，笼统地问军队会不会向民众开枪是没有意义的。一方面，专制政权就是靠着枪杆子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另一方面，专制政权之所以会垮台，就因为在一定情况下，镇压机器会失灵，枪杆子会不听使唤，拒绝镇压人民。所以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得军队不再向民众开枪。
大体上说，要防止专制者动用军队向人民开枪，需要做到以下两点：其一是，抗争者的口号要提得能打动人心，能引起尽可能广泛的共鸣，包括在军人中，乃至在统治集团上层都能引起某种共鸣。其二是，抗争要具有足够大的规模。
据说在1998年印尼政局巨变之前，印尼人有种说法：“十个人上街，政府不理你；一百个人上街，政府就抓你；十万个人上街，政府就来和你谈判了。”这种说法说的就是规模问题。道理很简单，如果参加抗争的人太少，政府可以不理你，或者只消动用警察就够了，只有当抗争具有相当规模，政府单靠警察已经无法对付，它才会动用军队。动用军队固然是最狠的一招，但对统治者来说，也是最后的一招，也是最冒险的一招。一旦军队拒绝镇压，专制者就穷途末路了。
回到开头说的假如有百万国人走上街头，共产党的军队会不会开枪，那么，首先的问题是，怎样才会有百万国人走上街头？
我们知道，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是由一个小贩自焚引起的。这说明，在突尼斯，广大民众早就对专制统治十分不满，很多人早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只是缺少一个共同号令。小贩自焚本是偶发事件，但它通过网络的迅速传播，无形中变成了一个信号，变成了一个动员令。于是你也上街我也上街，街头上就汇集起相当规模的抗议大军。
在中国，不满情绪也非常普遍，象小贩自焚一类的导火线更是层出不穷，但是在中国，却没有发生类似的革命。其间原因何在？
其实，在中国也发生过由偶发事件引起大规模抗议的事件，例如重庆的达州事件、贵州的瓮安事件和湖北的石首事件。假如中国是个小国，这些事件很可能已经点燃起一场革命了。只是由于中国太大，群体事件虽然接二连三，但总是分散的，此方起彼已伏，锣齐鼓不齐，因此专制者就可以分而治之。由此可见，要想在中国爆发类似于茉莉花革命的运动，我们就必须想办法造成全国性的同步行动，至少也要在北京等关键地区形成大规模抗争。
可是，要形成大规模抗争谈何容易。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里告诉我们，假如一项目标——例如民主——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按理说，大家就都愿意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集体抗争。但问题是，正因为民主一旦实现，人人有份，没参加过抗争的人也照样有份，因此很多人就会抱着搭便车的心理，宁可不参加抗争而坐享其成。奥尔森还指出，集团大小和组织成本成正比；集团的规模越大，其成员要进行集体行动就越困难。
奥尔森所说的组织成本，主要是指组织集体行动所需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然而对于在专制社会中争取自由民主的抗争而言，最大的成本是遭受迫害－－坐牢、流血。参加抗争的人越少，遭迫害的可能性越大。参加抗争的人多了，遭迫害的可能性则有可能变小。
专制者深明此理，所以它总是采取枪打出头鸟，把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的策略。因为它知道，如果它未能及时地打击“出头鸟”，那么就可能会有大量民众跟进；而一旦反对运动从萌芽变成了大树，它再去镇压恐怕就力不从心了。
俗话说“聚众闹事”。聚不起众就闹不起事。在理论上，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大家都上街，我们就可能成事。可问题是，我怎么能预先知道有多少人会上街呢？如果我上了而别人不上，如果到头来上街的人太少，那不但成不了事，而且还使自己陷入极大的风险，白白地做了牺牲。假如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出头的椽子先烂，不敢为天下先，大家抱观望态度，都要等着别人上了自己才肯上，那么到头来就没有多少人上，就很难形成大规模的抗争；而那些带头站出来的“一小撮”势必会遭到迫害。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一般人不敢站出来的畏惧心理，于是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要克服这种恶性循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尽量减少迈出第一步的风险。
像“到广场散步”和“白衣行动”一类方案就有这个好处。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号召大家在某一天到广场散步。到了那一天，我就可以到广场去。如果到广场的人有成千上万，我们就可以相机行事，把它转变成一场集会抗议。如果到广场的人很少，我们就放弃闹事的计划，把它当作真的散步。这样政府抓不住任何把柄，我们就可以全身而退。事实上，这些年的一些群体事件，很多参与者就是以“围观”的名义参与的（例如网上的流行语“我是打酱油的”——“我是打酱油的……我是路过的……我只是看看而已。”）
中国的民主运动需要许许多多有现实可行性的计划和策略，并努力使这些计划和策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这样我们才能成功地发起运动并使运动取得成功。
最后还要说的是，也许在眼下的中国，指望着爆发茉莉花革命还不大现实。但我们不能消极等待。眼下我们就有很多事可做；事实上也一直有很多人在做着。伟大事件都是在暗中准备好的。我们应该抓紧现在。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