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每天晚间我都盯着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唯恐这无常的天气有变。我们有位难友徐珏女士正忍受着癌症化疗,她执意要同去扫墓。我们只能答应她。但愿那天的天气能好一点。
今天晴空无云、无风,气温回升到了5°。我们一行六人进入北大校门后径直往未名湖走去。当年司徒雷登先生创建的燕大校园模样依旧,真不能不令人折服,尤其是雪后的校园景色更是迷人,空气清新得吸进去舍不得呼出!
遗憾的是,越是走近未名湖,湖边小路上的积雪变得越来越厚,我们只能互相搀扶着走,生怕摔跤,一步一步挨近墓地……,终于见到了那座小山坡了,整个墓地被积雪覆盖着,上山的那几层石阶上积雪足有几寸厚。我们一边艰难地往上爬,一边心里暗暗埋怨。为什么北大校方在斯诺先生的忌日还不把他的墓地清扫一下呢?
走近墓地略得宽慰的是,不知是谁,已经在我们之前把一束红玫瑰放在了墓前,那星星点点花瓣,洒落在墓碑前的雪地上,看上去格外耀眼。
今天墓地很清静,湖边也没有“陌生人”游荡,大概是因为下了雪,天气冷,走路不方便。我们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两条条幅,把它们挂到石碑上。然后照例献上由六朵红玫瑰四朵白玫瑰扎成的一束鲜花,鞠躬行礼,合影留念。
终于到了离开的时候了,大家都依依不舍,更不忍心回头再去望一眼那座孤寂的墓碑。
历史总是捉弄人。司徒雷登、埃德加•斯诺,两个痴迷于中国的美国人,一位曾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一位则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过两年多。尽管他们在世时思想观点迥异,但他们对身后的选择竟如此相似,都把自己的一半留在了中国。据史料记载,埃德加•斯诺在他生命终结的时候对“毛泽东的中国”已有微词,他不能不怀疑“文革”造成的后果。可惜,他死得太早了,没有看到中国此后的那场劫难。
离开斯诺墓地的心情与步履都是沉重的,一想起一位90岁的老人——路易丝•惠勒•斯诺夫人,我的心好像停在了十一年前。由于语言障碍,一般我总是每年为斯诺先生扫墓后给她写信,寄上墓地照片。起初几年,为减少友人翻译之累,我们通信的内容比较简短,但自从她数年前痛失爱子克里斯托弗之后,我们两个备受丧子之痛的母亲之间的心就贴得更紧了。我们互相诉说着,互相安慰着……
去年年底前我返京后,从好几位海外友人来电和来信中获悉,在我和我丈夫在人间蒸发期间,斯诺夫人忧心如焚,一位高龄的母亲给中国驻瑞士使馆致函,要求恢复我俩的自由。这个大国使馆居然傲慢无礼到不予理睬的地步。
这位善良、正直的老人,她为刘晓波这位知识分子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兴奋,她从网上看到可以报名申请去奥斯陆参加颁奖典礼,她按程序报了名,可是直到颁奖仪式结束都了无下文。老人的失望心情可想而知,她告诉友人:“我想去参加不为别的,只想为天安门母亲去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
老人的心愿未能满足。这将是她晚年余生的憾事。我无力弥补,只能提笔以信函相慰。
2011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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