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民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事件，在中国大陆如雨后春笋般的遍及城乡各地，“维权”已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中—件备受关注的头等大事。同时也就成了使执政当局的衮衮诸公常常坐卧不宁的一块“心病”。今年2月22日《了望周刊》上刊出了对中共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委副主任陈冀平的专访。陈冀平先生竟称：“从国际形势看，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愈演愈烈，打着维权的旗号借机插手人民内部矛盾，蓄意制造各种事端”。因此陈冀平的最后结论便是，中国国内不安定的局面是由“西方敌对势力”的“挑唆”造成的。
陈公仆这种倒打—耙的“战略战术”，真不愧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高招。自从毛泽东夺鼎当权以后，几十年来官方一贯的思维都可归结为这样—个公式：一切成绩都是“我党”的功劳，任何错误、灾难都是帝国主义和国内阶级敌人造成的。例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一方面在国内大搞土改、镇反，滥杀无辜，造成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另一方面又对外屈从于苏俄斯大林的压力而师出无名地卷入韩战，招至人力、物力的重大损失。再加上盲目的一切都去向苏联学习，大搞违反客观规律的计划经济，终致生产效率低下，国内物质极端匮乏。然而他们对此不但不反思，不认错，却把造成的这一切灾害的罪责归之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好像都是“洋鬼子”惹的祸。而到了五十年代末，老毛脑袋又突然发热，异想天开，搞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最终造成三年大饥荒，活活锇死几千万人。也从不认真检查一下自身胡搞乱干。反而一方面怪罪老天，胡诌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什么“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外，又外加一个“苏修逼还贷款”的“外因”。好像饿死的几千万中国人的亡灵莫怨我党国，应去找老天爷和俄国人算账才对。——这种—贯文过饰非，诿过于人（乃至诿过于“天”）的作法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一脉相承。一言以蔽之就是：成绩都属“伟光正”，罪过全归“帝修反”，有时还外加“老天爷”。陈冀平公仆大人的高论不过就是这本“老皇历”的2011年的新版本而已。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近年来中国大陆风起云涌的维权活动，其起因和根源与任何外国没有—丁点关系。更不是什么西方“敌对势力”的什么理论、价值观“煽动”得起来的。说得通俗、直白点，就是有人把你的饭碗给夺走了，把你的衣物给抢去了，把你的房子给折掉了，把你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强占了。一句话，叫人家没法话下去了。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发出一种本能的反抗，这种反对和抗争就叫“维权”，即维护自身应有的合法权利。这既是出于人求生的本能，也是人世间天经地义的道理。就如同一个婴幼儿你夺走了他正在吸吮的奶瓶，他也会哭闹一样。然而我们这位身居高位的陈冀平大官人，却把这说成是什么“西方敌对势力”，“借机插手人民内部矛盾，蓄意制造各种事端”。这种不顾起码常识，不讲基本道理，指鹿为马的胡说八道，即使奸相赵高复生也会自叹不如的。
在此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陈冀平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究竟是谁与谁的一些什么样的矛盾。总体而言就是各地的贪官污吏与奸商恶富相互勾结，对当地的农民、工人、农民工、居民进行各种形式的“合法”加非法的抢劫掠夺。例如强迫折迁，强制征地，强迫工人下岗，把国有资产“转制”为官员私人所有，以超强度劳动的血汗工厂管理方法与最廉价的工资对员工进行剥削压榨，甚至还拖欠扣发工资，以及为了追逐最大的利润而大肆破坏资源，污染环境，使当地成为不适宜人居的地带……如此等等，一句话就是只要他们能发财，哪管你百姓死与活，更不顾子孙后代还有没有明天，这些丧天害理，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竟被陈冀平称作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真不知陈大人是如何定义这个“人民内部”的？而人民群众为了自身的生存与活命，理所当然的与贪官恶富进行抗争，却被陈冀平说成是“西方敌对势力打着维权的旗号借机插手人民内部矛盾，蓄意制造各种事端”。莫非贪官污吏奸商恶富的种种恶行，是“西方敌对势力”插手支使和“煽动”起来的吗？足见陈冀平的偏见比无知还更不顾事实，还更加肆意信口开河！
陈冀平的偏见当然不是由于无知，而是由于其在充当既得利益集团的发言人不得不这么说。在这些既得利益者们看来，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掠夺，对环境资源的破坏，都是为了所谓“国家民族的利益”，甚至还“代表”着什么“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所以才会气壮如牛的宣称“没有强折迁就没有新中国”、“不搞折迁你们吃什么？”一类强盗逻辑的歪理邪说。当然这类歪理，这些强盗逻辑也非始自今日，而是“源远流长”的。从当年搞所谓的“土改”，到对什么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是明火执杖的对民众合法的私有财产进行抢劫与掠夺。当年是以所谓“革命”的名义抢劫地主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以及所谓的“浮财”（即—切值钱或有用的东西）。然后还鼓励痞子们去霸占地主的妻女，去人家小姐、少奶的“牙床上滚一滚”（毛泽东语）。以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名义，把一切大小私营工厂、企业、作坊、商店的财产，化为“公有”，实则是“党有”，——党的官员所有。完了还要把这些私有财产者的主人（即地主、资本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当年这一切都是以所谓“对敌斗争”，处理“敌我矛盾”的名义进行的。
然而几十年后，当这场“对敌斗争”直“斗”得民穷财尽，饿殍遍野，无法再“斗”下去以后，好像是风水轮流转，便开始了所谓的改革开放。这次的“改革”就是把原先在名义上还是“国有”的资产，通过“改制”一夜之间变成了美其名曰“股份制”实则为官员的私有财产。昨天还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书记，厂长，一眨眼就成了总裁，总经理、老板。昨天在名义上还是“领导阶级”还是“工厂主人”的工人，今天就成了“下岗”、“待业”一无所有的、名符其实的无产者。工人的维权就是这样的被“逼上了梁山”。这难道是“西方敌对势力插手”造成的吗？这样的“人民内部矛盾”，实则是官员要发横财，逼得工人生活无着而造成的矛盾。而强折迁、强征地所造成的规模大小不一的民众的抗议，抗争，维权，也都是当地官员与开发奸商，为了得暴利，发横财，对民众的合法财产进行巧取豪夺，而造成的所谓“人民内部矛盾”。这种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当年以“革命”的名义剥夺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只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实质上都是官员对民众的掠夺。只不过—个是以“革命”的名义，外加血腥的镇压，雷历风行的加以实施。另一个则是以“改革”、“建设”、“发展”等动听的词句，软硬兼施，迫使你就范而已。
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当年的地主、资本家们除了任人宰割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维权”之举，但仍被官方无中生有的将其定为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国内的代理人。在他们已被彻底打垮多年以后，仍然如是加以“定性”。并以此作为把他们长期定为政治贱民的根据。而今天我们堂堂的国家的主人翁工人、农民等劳苦群众，在他们的财产、乃至生存权利受到官员、恶富恣意侵犯而被迫维护自身权利之时，忽然又从天外飞来了一顶“西方敌对势力”的大帽子。并称此“敌对势力”（也就是当年说的“帝国主义”）正在“插手”他们的维权活动并“制造事端”。只要不是傻瓜都会明白这位高官的“弦外之音”。无非就是说你们如不再乖乖听话，任人宰割，那么你们的一切维权活动，就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是什么？你们自己考虑吧！
一个被纳税人养活的官员，竟敢如此傲慢地对待和恫吓自己国家的主人，这在任何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里都是不可想象的怪事，只有我们“伟大的共和国”才会有如此的“特色”！
这让我不禁想起老毛当年有一条“语录”称：“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今天看起来，如果不知道欺压中国工人、农民及劳苦大众的“敌对势力”在哪里？肯定不在国外，更不在西方，就在国内。国内的贪官污吏，奸商恶富，才是真正欺压中国民众的敌对势力！
2011年3月8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