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是一个政权合法性的依据，这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的常识。然而，这个世界屡屡上演出专制极权国家的民意测验中赞同率高及100%或至少95%以上的怪诞剧，也就是从至今已经看到的各国各民族对政权认同度来说，专制极权的统治社会是该国该民族认同度最高的，而民主国家民意认同度常常在能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就很让统治者举杯庆贺了。因此之故，极权统治者常常以自身民意认同率高过民主政体而显示自己优越与坚固，也因此，世界许多民主国家困惑于极权体制下民族认同的存在而将极权社会的变革视为艰难与可能导致社会动乱之引擎，进而将致力极权社会变革者视同为少数不安分份子。

从人类历史的常识来看，极权社会的罪恶路人皆知，然而现实中为什么极权统治下民意对现政权的认同反而高过民主社会中民意对民主体制的认同呢？是否极权体制下的民意都是造假呢？究竟如何认识一个社会的民意？或者一个社会怎样的民意才是真实的民意？对于这个反应政权合法性与社会根本性变革要素的“民意”问题，我们有必要有个客观的认识，以澄清现实中各种民意下的伪诈，让我们更清楚认识社会的变革之源。

我们应该能清楚记得，在伊拉克萨达姆统治时代，选举萨达姆为国家元首的投票率都是100%，而同样北韩现统治集团的选举也常常是100%，当然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在今年“茉莉花革命”成功以前的相当岁月中，国家元首选举的高票也让人咋舌。如此选举国家元首的高赞同率在民主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许多民主国家选举元首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就已经很好了，有的甚至仅仅百分之五十多点，还有的甚至达不到百分之五十，只是以法定相对多数票当选。可见民主国家选举领导人的民意赞同度要比那些专制极权国家选举领导人民意赞同度低得多。如果仅从民意与政权合法性关系来说，就投票率高低的表面判断，专制极权国家的元首民意基础要普遍比民主国家元首民意基础强得多，也就是说专制极权国家元首合法性要普遍强过民主国家元首。这个结论简直让人类发展的现代文明蒙羞，然而现实中明摆着的事实又让人不容否定。

如此吊诡的民意现象，让我们稍有现代社会常识的人都难以接受，于是大家纷纷认为专制极权国家的民意是假民意，是统治者编造出来的。当然专制极权国家显然不排除这种民意的编造，但是如果将专制极权国家的民意完全认为是专制极权统治者根据自身需要而编造的谎言，那显然就太肤浅了，太简单化了。如果真是如此，那事情反而变得容易、轻松了。问题是，事实上专制国家的民意绝不是简单的一个统治者编造的问题，应该说，在专制极权国家许多民意是真实的，是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民众的真实的认识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不得不深刻认识“民意”这个东西的必要。

说专制极权社会的民意调查是真实的，这让现代文明世界的很多人感情受伤，尤其对生活于专制极权社会中的那些先清醒过来的人，要承认这个现实简直是锥心刺骨的难受。然而只要我们稍微冷静一点，回顾一下几十年来我们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我们就不难看到这种所谓的民意确实就存在于我们身边。

我特别清楚地记得，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那是怎样的一个饥寒交迫的年代，冬天中孩子们手脚冻裂而流出的血与脓，至今让我思之而浑身起鸡皮疙瘩。然而那时这种状况却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饥饿同样是那个时代驱散不去的影子，当时中国农村绝大多数地方除了每年有半年时间吃杂粮外，还有半年只能每天吃两顿。我记得我们当地农村的孩子们常常在夜晚饥饿难挨时，父母就叫他们去喝一瓢凉水充饥。在如此可谓民不聊生的状况下，老百姓居然口头仍然赞颂着统治者，拥护着现政权，不仅如此，大家还经常宣讲着自己的幸福，描述着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受压迫与被剥削阶级兄弟的苦难，认为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那才真是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进而设想等待着自己前去拯救。

曾经上世纪七十年代风靡全国的《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的歌曲，其中唱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让那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革命洪流不可阻挡，台湾同胞必将和我们欢聚一堂，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让那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那种台湾人民生活于暗无天日而等待大陆同胞解放带去光辉的情怀，形象地再现出一个食不裹腹的弃儿热切期待对衣食丰足的财主的拯救的变态情怀。这种变态当然不是那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有景观，事实上一切在马列理论指导夺权的统治集团，都将民族苦难掩盖于阶级仇恨中，将国内的不幸掩盖于对世界其他资本主义社会灾难的虚拟与夸张下，通过各种虚假的宣教，将一个形同乞丐的民族注入拯救富豪的激情，来达到满足他们虚荣、狂妄与自大的效果。这种心态也形象地反应于前苏联早期，苏联人民在政治的鼓舞下，一则以追求实现“土豆加牛肉”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生活，一则却将早已视“土豆加牛肉”为需要救济阶层的资本主义为自己前去解放的对象。

应该说中国自从中共建政起，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到户，民众不仅日常生活于一种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状态，还出现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而且还有不间歇的阶级斗争基础上的各种运动，在这种可谓民无宁日、朝难保夕的情况下，老百姓居然很少有对当时统治者的埋怨，不仅如此，而且忠字舞还跳遍全国、赞美歌还响彻全民。至今看来那一切是何其愚蠢与可笑之举，但是谁能否认当时普通民众不是真诚相信自己的幸福与统治者的伟大？不是真诚相信世界许多生活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苦难与期待自己去解放呢？谁能否认当时人们不是真诚拥护与歌颂那个统治制度与统治者呢？虽然我们难说当时是百分之百的民众歌颂，但不可否认绝大多数民众是认同当时统治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还使得今天的某些统治者羡慕以致称赞古巴与朝鲜统治的成功。

这种一则是每日维艰的生活，一则是歌功颂德的赞美的背离吊诡的现象居然就发生在并不久远的历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意？如果说这是某个民族的某个时期的病态反应，那也许并不奇怪，然而，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当代近百年来的历史上，世界几乎所有极权专制社会都无不表现出这种精神与现实的颠倒错乱现象。这样民众现实的苦难与民意的背离状况，就不是个特例，而是值得很好研究的普遍性问题。

今天，我们从世界已经从极权专制奴役下挣脱出来的民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那个极权统治时代人们认同政权的反省与惊诧。如东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剧变之后，那些曾经热情讴歌当时社会主义光辉的民族，普遍视那个时期为一场恶梦，而今天突尼斯、埃及等国，在挣脱了独裁统治后，虽然面临着各种困扰，但人民却再也不希望回到过去了。这些昔日的东欧与今日的北非，他们普遍将曾经高票选举统治者视为时代的耻辱与不幸。这种清醒者的痛固然让人警醒，然而人类为什么会生活于那种迷茫之中，而人类居然还有一些民族依然处于这种恶梦而不自醒状态？究竟是什么使他们当时的真实民意变成了未来的羞愧？

要想认清极权专制下民意与现实的背离状况，就得分析如何产生与如何表达民意的问题。首先，民意产生于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而这种感受的苦与乐却取决于对同类横向的比较。在一个世界其他同类苦难任由统治者渲染与编造的时代，一般民众自己切身再苦难总也不及故事虚构与想象的苦难。在这种现实艰难与虚拟苦难的比较中，现实不幸永远超越不了虚构苦难，因而对现实的满意是比较的必然结果。其次，真实世界阶级斗争的构造，使社会总有那么一小撮人成为专政对象，这一撮受到极致性迫害的参照作用，使社会制造出了浓重的警惕不成为一小撮的恐惧情绪，那小撮不断冲破人生灾难的极限的参照，使现实中大部分人积累了庆幸没有成为小撮人的满足。这样社会受难的总是一小撮，而大多数没有受难的就只能表达满意。这种通过制造敌人，营造社会恐惧气氛，进而使人潜意识地转化成不可表达不满的习惯，促成了极权残酷下民意的高度认同。再次，极权专制具有天然的封锁信息、简化思想的意向，将民众愚弄欺骗是他们本能的选择。在这种封锁下，民众自身思维能力与选择能力会大大退化，普通民众丧失辨别是非的功能，对现实的依从成为他们本能的选择，这样也使极权专制下民意认同度提高。

以上三方面是极权专制社会驾驭民意的根本，而这三方面在民主社会却是不可能的，所以形成的状况就是民主社会民意对现统治的认同度要远远低于极权专制民意对现政权的认同度。

由极权专制社会制造高民意认同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没有充分信息共享与言论自由的社会，在民众精神受到统治者控制，民众没有免于恐惧自由的社会，民意的表达都会是病态的，无论多高的民意认同，那都是统治集团欺诈的结果。所以，在今天各国统治者普遍将民意作为掌握政权的合法基础时，我们一定要看清怎样的民意是健康的、真正的民意，而怎么的民意是病态的、被欺诈的民意。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