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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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埃及离我很远，遥远得如同另一个世界。以前只在书本里读过有关埃及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没见到过任何一个埃及人。
直到上周六下午乘坐灰狗巴士赶到旧金山，参加在市立总图书馆举办的“程宝林文学创作三十周年研讨会”。当我路过市政中心广场的时候，看到了一群阿拉伯姑娘，头扎淡黄色头巾，围成一个圈翩跹起舞、拍手、唱歌，一派欢庆气氛。另有一些阿拉伯小伙子三三两两地四处走动，有的挥舞着国旗，有的高举着同时写有英文和阿拉伯文的标语牌“埃及自由了！”，有的高举起一幅画像，上面是一张近期在媒体上频频露面、绷得紧紧的脸庞，脸下方是一个大大的“NO”——这不就是近来在埃及民众大规模的示威之下，上周五仓皇下台的那个穆巴拉克吗？
不用说，眼前是一大群埃及人。他们，在异国他乡庆祝自己国家历史性的一刻。他们的喜悦感染了我，让我的内心被一种既奇异又美妙的感觉浸透，一种目睹历史、参与历史的感受。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心，跟万里之外那个遥远的北非大国靠得很近，很近。
我停住了脚步，广场上人头攒动，音乐喷泉的旋律在广场上空回荡着。一个眉清目朗的埃及小伙子在向路人派发传单，我顺手接过了一张，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2011埃及，数千万人历史性地站立了！”。习惯性地道了声谢，觉得还不够，我又笑着对他加了一句“祝贺你们！”。灿烂的阳光像鲤鱼般洒在这群埃及青年男女喜乐的面容上，欢快地跳跃着。这个早春午后已将我掳获。
过去的几个礼拜，电视、报纸和网络上的新闻，继突尼斯之后铺天盖地地报道埃及的局势。埃及各大城市的中心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集会抗议的场面，连续占据着各种媒体的头版要闻。荷枪实弹的军警严阵以待，与示威的人群陷入僵持状态，首都开罗甚至一度坦克开上了街。危局一触即发。
情势的突变出人意外。当示威进行到第18天，这个数十年来依靠军警统治表面上看起来固若金汤的政权，让人难以置信地在人民力量面前，轰然倒下。穆巴拉克下台的消息公布后几分钟，尼罗河大桥上的汽车纷纷响号，开罗的解放广场上欢声雷动，喜出望外的人们奔走相告，“他走了！他走了！终于结束了！”——民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一个时代结束了。古老的埃及，开启了历史的新页。
不少密切留意埃及局势进展的西方媒体惊讶得目瞪口呆。上周五，英国一家媒体其中一篇报道的标题赫然是，“我们错了！”。文中说，西方许多资深的国际政治分析家这回都跌了眼镜，原以为埃及的军政当局会强力镇压，把示威民众赶跑，谁知最终被赶跑的，竟是铁腕掌权长达三十年的独裁者。仅仅十八天！看得出来，它难掩内心的喜悦——这恐怕是西方世界长期以来推行“自由民主”价值观最迅捷的成果了。世界各国睁大了眼睛，注视着这个非洲的文明古国。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有幸目睹历史性事件发生的机会是很少的。现在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埃及人民已经发出了声音，他们的声音被听见了，埃及将从此改变。……埃及曾经在超过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中发挥过关键作用。但在过去几个星期，当埃及人民要求普遍的权利时，他们推进历史的车轮向前的步伐快得令人目眩。我们看到母亲和父亲肩上背着自己的孩子，向他们展示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模样。”。
在电视上看到奥巴马的声明，这位出身非洲裔的美国总统的讲话动人而又诚恳，“美国将继续是埃及的朋友和合作伙伴。我们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帮助，并要求和期待可信的向民主的过渡。”也许，埃及人民“他们的声音被听见了”、埃及“向民主的过渡”，怕是很久很久以前早就已经注定的吧？圣经上记载：“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申命记》）”奥巴马先生，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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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中央公园内有一座高大的巨型石碑，来自埃及，叫做“方尖碑”。它是以整块的花岗岩雕刻而成的，外形呈尖顶方柱状，由下而上逐渐地缩小，顶端形似金字塔的尖部。当旭日东升照到方尖碑的尖端时，它就像耀眼的太阳一样闪闪发光，让游客仰望着的双眼眩目、惊叹。
这块方尖碑已经矗立在那儿将近一个半世纪了。早在1869年，为纪念苏伊士运河开通，当时的埃及总督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了美国。它的年岁嘛，更久远也更令人咂舌——距今已经四千多年了！远古时代的法老们，在大赦之年或炫耀军事胜利时，总要建造一座方尖碑，在它的四面刻上象形文字，成对地竖立在神庙塔门前的两旁。随着岁月的流逝，纽约的这块方尖碑逐渐变得古旧、龟裂和剥损，尤其是那上面的象形文字，几乎已经被磨掉了。这，让埃及古文物最高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为之心痛不已，他曾致函纽约市市长，“我对它的严重损害感到无比难过，我们希望能挽救它遭受毁灭的命运。”
纽约中央公园里的方尖碑使我联想到巍峨的金字塔，神秘的狮身人面像，可怖的木乃伊，和孕育了人类最古老文明之一的浩荡的尼罗河。它的老旧、磨损则让我想到一个令人痛心的命题——越古老的民族或文明，越落后。原因呢？不外乎这么几个：有人认为越是古老的民族、文明越容易为传统所累，历史包袱重，越容易固步自封，而不愿革故鼎新；有人认为因为它对自身古老文明的优越感，反而阻碍了它进一步的发展；有人认为是后代统治者的低劣残暴，破坏了古老文明美好典雅的遗迹；有人认为是因为现代文明理念在它们身上，遭遇了比较顽固的抵触、抗拒……
种种解释均言之有理、有据，没有人能简单回答。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民族或地域，在人类历史进程迈入到现代社会之后，都不约而同地都走向了衰落，甚至消亡，尤其是在政治文明领域的步伐，裹足不前。它们呼唤自由，却换来严密的社会控制；它们向往民主，却堕入暴政的万丈深渊。方尖碑，既是文明保存的象征，也是文明颓败的缩影。
那么，眼下的这场埃及百年巨变，会不会成为这个文明古国由此转入现代文明的契机呢？会不会，让古埃及文明的远年光华，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重新闪烁？再进一步，人类政治文明的光芒，能否就此渐次临照那些古老的土地，让那些积累了深沉历史力量的古文明，在新的世纪，重新散发出迷人的光泽？
只能谦卑地期待着。并且有理由这么期待。时光已来到当今这个信息畅通到无远弗届的时代，地球上那些古老的民族或文明，再也不应被现代文明所遗忘了。它们在与蒙昧与野蛮的抗争中，需要关注，需要扶持。
我真的很在意，身为同样来自文明古国的后人，我很在意方尖碑是否会遭受毁灭。我更担心的是，人们对它的漠不关心——它需要关注的目光，需要扶持的手臂。毕竟，古迹的魅力如同古文明，是永远不可能被新的东西所替代的。缺少了方尖碑的纽约中央公园，定然是浅薄而空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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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穆巴拉克的总统专机——不，一架普通的直升飞机，在距离开罗400公里的红海度假胜地夏姆锡克降落的那一刻，许多年长的埃及人会联想起1973年、时任空军司令的穆巴拉克亲驾战斗机轰炸以军的一幕。那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中。当年的穆巴拉克意气风发，他被委为“十月战争”的最高指挥官，参与了整个战争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指挥，重创在前三次中东战争中屡胜不败的以色列军，达到他个人军旅生涯的高峰。八年后，继任总统，开始执掌中东地区最显赫最令人生畏的权力。
30年后的今天，貌似强大的穆巴拉克帝国却走到了穷途末路。元首走下飞机的这一刻，没有鲜花、掌声、勋章和欢迎的人群。有的只是，瑞士外交部的声明：瑞士政府下令冻结一切属于穆巴拉克及其随从的资产；总检察长的公告：冻结穆巴拉克及其家人在国内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过渡政府的文告：禁止穆巴拉克及其家人离开埃及。当年的“中东雄师”在埃及国内军、政两界众叛亲离，惶惶不可终日。
穆巴拉克更没有想到，多年的盟友及靠山美国这次在他权位势危之际，竟然没有伸出援手。辞职下台的前一天，他在与一名以色列议员通电话时大发牢骚，指斥美国“不懂民主”，自己下台后国内骚乱不会停止。除了他以外，很多人对美国的态度也感到不解，不过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你们美国不是要在全世界输出民主吗，在独裁者下台之前、埃及民众的抗议怒潮持续进行的时候，你们对埃及局势的表态为何总是立场含糊、措辞暧昧？更想要问的是，矢志推广民主的你们美国，为什么要与一个独裁政权保持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铁杆盟友”关系？这，就是你们推销的“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吗？
美国人回答不出来。不但回答不了，而且还会面露窘相。美国不会不知道穆巴拉克政权暴虐的一面：在他统治的三十年当中，埃及经济长期低迷，民生日渐凋敝，在贫穷线徘徊的人口，高达四成；而穆巴拉克家族聚敛的财富，却是天文数字，直追世界首富；更可怕的是，他倚重军队和警察系统有恃无恐地采取高压统治，人权不彰，腐败丛生，压制媒体，言论自由被打压；他将因前总统遇刺于1981年颁布的临时性的紧急状态法案，硬是不顾各界的批评反对持续实施至今；他将对其执政集团进行监察或批评的记者、牧师、活动家和普通民众，扔进监牢，酷刑相加。
明明知道穆巴拉克是一个现代版的暴君，却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豁免债务，培训军官，提供军援，待之以国家元首礼仪，这不是一句外交辞令“稳定中东局势”就能搪塞得过去的。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任内一面提出“建立民主制度的大中东计划”，一面却又支持埃及、约旦、巴林、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地方的中东独裁者。以前的支持和如今的谴责将美国的自相矛盾凸显无遗。面对质问，当然回答不出，而且面露窘相。
美国人的无言以对还有其他的原因：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心安理得地认为，穆斯林主导的社会由于错综复杂的宗教情结、以及军警和情报部门强大的影响力，无法实行民主，也不愿推行多元化的社会政治体制。他们还天真地以为，穆巴拉克式的独裁强人统治，或许真的有助于稳定动荡不安的中东局势呢。倘若这种政权更迭的话，换上极端的伊斯兰教派上台掌权，那麻烦可就大啦。更重要的是，只要这些主政者能够保证美国的石油供应，只要他们别对以色列强硬，别对美国偏袒以色列的做法有所不满，美国人同意他们维持现状。至于民主不民主，暂时先放到一边吧。
这样做的结果如何？令人遗憾。在这样的思维主导下，长期以来在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形成了一种颇有“成效”的暴政专制模式——让人觉得，一种稳固的专制统治形式似乎已经落地生根，并将长期维持下去。这种模式，让统治集团自鸣得意，让御用文人大肆吹捧，让中东地区在二战后世界不同地区掀起的一波波民主化浪潮面前，岿然不动。这种所谓的“阿拉伯模式”，在曾被派驻黎巴嫩多年的《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看来，却很不以为然，他对之有个形象的比喻，叫“水沟油”体制——这些中东产油国的庞大石油收益成了专制政权、皇权的资本，他们一方面用金钱收买人民，不要意图改变现状；另一方面则建立起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将任何异议及反对者镇压下去。
可是你知道水沟油再怎么美味也是有害健康的。在乌云密布的死寂之中，总有未曾绝望的人心在隐隐地萌动，在长年的暗夜里，渴望着拨云见日的那一刻。时光来到2010年岁末，突尼斯一个无照小贩的自焚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怒火，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走向广场，从一个国家波及到另一个国家——突尼斯、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巴林、利比亚、约旦、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发出同样的声音：“受够了！”，千千万万只鸡蛋撞上坚硬的高墙，人们用胸腔的力气在呼喊：“自由！自由！”，埃及年轻一代的喊声更是直截了当——“穆巴拉克下台！”
穆巴拉克，这个曾经受到万民仰慕的英雄人物，被前总统萨达特称赞为“我们祖国人民的灵魂的代表”，在这个时候成了一个邪恶的符号。千千万万个埃及人向他、他的家族和他的裙带集团发出了毁灭性怒吼，数千年前古埃及坚韧、乐观的民族精神重新焕发，并且，带给21世纪人类最激动人心的革命篇章。他的下台，让埃及民众在从30年暴政的噩梦中惊醒过来之后，不禁扪心自问：灿烂的尼罗河文明，绚丽的古埃及文化，究竟中了什么邪，会一头跌进这种残暴、腐败、僵化、政治管制空前严密的罪恶渊薮之中？在一个以人民喜欢热闹、聊天、聚会和表情丰富、诙谐幽默而闻名的国家，究竟造了什么孽，让人民像那个沉默寡言、面容绷紧的现代法老一样变得寂默而又抑郁？
亲美的穆巴拉克被人民赶下台，为中东地区腐败的强人政治敲响了丧钟，也为美国迄今为止的中东政策敲响了警钟——美国对阿拉伯威权统治者的妥协、纵容和支持，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不仅如此，还会引起这些国家在信息时代迅速成长的公民社会的敌意，甚至于，滋生美国所不愿意见到的极端主义。美国人势必要回顾检讨自己的来时路，在内心和自己进行一番辩驳：如何在实现美国的外交目标——实现中东和平、驻军波斯湾、保证石油市场及反恐合作上，与推广自己提倡的民主人权价值观方面，取得一个平衡点？换句话说，如何能做到同时兼顾自己的现实利益与价值理念？更进一步，如何展开富有成效的宗教对话乃至文化对话？是否应将目光放长远，而不是只盯着眼前，从而致力于推出中东地区长久的和平政策？
我在一台专用售报机面前投币，买了份当天的《华盛顿邮报》，刚翻到评论版就被一篇评论吸引住了。文章的作者，是美国前一任国务卿赖斯。她回忆起自己于2005年访问埃及时在开罗一所大学的演讲，曾经这么反省过，“我们应该展望每个政府都能尊重公民意愿的未来——因为民主的理想是普世的。六十年来，我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中东以牺牲民主为代价寻求这个地区的稳定。但结果是鸡飞蛋打，我们既没有推进民主，也没有赢得区域稳定。”
今天，重归学者身份的赖斯已经彻悟，“暂时的动荡不安要远远胜于建立在专制基础上的虚假的稳定，美国应当支持民主政府……相信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怀有的民主理念，将比一时的动荡更加持久、更加有着积极的意义。”
赖斯曾经痛苦的反省，和今天的彻悟，让我的心头微微一震。谁说自大的美国人，从来不晓得自我反省？我相信，今天这场变革所展现出来的信息时代的力量，和普通人心的力量，应更能触动美国人深自反省。而这样的反省，在我看来，不仅仅属于美国人，也不仅仅属于埃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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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变革上承突尼斯，下启也门、约旦、巴林、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等国，这股形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阿拉伯世界民主浪潮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媒体将之冠名为“中东波”。这一名词，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上个世纪末那场蔚为壮观的民主化浪潮——1989至1991年的“苏东波”，即，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剧变。当时的西方社会欢呼雀跃，社会上弥漫着喜庆的氛围，因着目睹了划时代的场景一幕接着一幕：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东欧变革，华沙条约组织解散。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获胜而划上句号。目睹此情此景，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一本书里，以自信且肯定的语调，直截了当地向世界宣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上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更是历史自身的终结：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并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这就是“历史终结论”。福山出版这本著作的时间，是1992年。可是，一九九零年代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让福山下的结论颇有些尴尬，它所呈现出来的，似乎是一幅并非“历史走向终结”的画面：在欧洲，持续十年的巴尔干危机，最终以科索沃战争收场，数十万人在内战和种族迫害中丧命；在非洲，卢旺达大屠杀惨绝人寰，逾百万人遭到有组织的大屠杀、流离失所、霍乱、痢疾；在亚洲，印尼排华暴动震惊世界，数千名居于印尼的华人惨遭杀害、强奸、打砸抢烧……在沉重的现实面前，福山的观点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反驳、批评和嘲弄，甚至被人宣告破产，这其中包括他攻读博士时的导师之一、哈佛大学的政治学系教授亨廷顿。在1996年问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这位学者对他昔日的学生毫不留情面，他针锋相对地反驳道：
“历史非但没有终结，我们即将步入文明的冲突。”他的理由是，“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主要是不同文明的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的冲突。世界变小了，不同文化的接触会产生磨擦，而文化差异是不易改变的，对相同文化的喜爱和对异类的憎恶是人的天性，因此，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未来趋势是，西方大国主导的时代在终结，新兴大国反西方并偏爱自己的文化规范，以内部文化价值作为个人和政治认同日渐重要。在不同文明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因此也更重要了。”
亨廷顿的观点带有预言的味道，至于“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主要是不同文明的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的冲突。”的著名论断呢，其实，你知道的，他的潜台词显然是，“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并非历史的终结”。
不用说，西方的学术界乃至政界因为多半持有“西方中心论”的缘故，原本天然地倾向于福山的“自由、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已经获得胜利”的论述。但是， 2001年“九一一事件”的爆发、19个阿拉伯青年驾机冲撞世贸大厦的世纪劫难，加上其后美国发动的两场战争、及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情势，却印证了亨廷顿的“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主要是不同文明的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的冲突。”——恐怖主义威胁着美国和西方国家以至全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爆发了激烈冲突。于是，一个政治学中民主化领域的新名词应运而生，叫做“阿拉伯例外论”，就是说，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并不是阿拉伯国家的终极政治选择，阿拉伯世界的文化结构和国情民性独特于普世价值之外，是世界潮流的一个例外。这一“阿拉伯例外论”，也被一些经济新兴的威权政体国家引为己用了——它们宣称，自己，也是“例外”的。
看来还是当老师的棋高一着。21世纪的头十年，亨廷顿的学术锋头一时无两，甚至他的理论信用度被抬高到“亨廷顿一说话，全人类都倾听”的地步，他和他的著述在许多地方受到热情的赞赏，他的论文不时被人引用，他的书被摆放在书店的显眼位置。有人认为他为人们把握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一个准确的理论框架；有人认为他的理论可以帮助人类投入更多资源，到冲突上升的地方中去；而21世纪以来世界上新的冲突所带有的文化和宗教的色彩，也印证了他的理论；一些国家的政府则翻出他早年强调“权威主义”的论述，赞誉有加。
“赞赏亨廷顿”的人和政府没有预料得到，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刚刚拉开帷幕之际，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开花结果，埃及的莲花革命绽蕊结绣，中东地区上演了一台让人目不暇接的世纪大戏。阿拉伯世界的各国民众群起云涌，人们走上街头和广场，举起手臂和拳头，高呼口号和诉求，瞬间传遍全球的电视画面，传递出一个清晰的讯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才是人的天性，对同质文明的喜爱和依赖并不是人的天性。广场上万头攒动的场面告诉全世界：在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中，阿拉伯世界并不例外。人们用脚步和喉咙给独裁者上了生动的一课：暴政，不能长存于世。
和许许多多的同时代人一样，我在一个填鸭式的教育体制和人文环境之中成长，教科书里反反复复地要我记住“国情特殊论”，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对我谆谆教导“警惕西方价值观”，媒体上引用亨廷顿的观点告诉我，“转型国家应当强调权威主义，政治上的独裁才能确保这些国家成功度过转型期”。但是，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目睹了中东地区民众争取自由的群情汹涌，我看到了不屈不挠的人类抗争精神。不管是已经变革的突尼斯和埃及，还是此起彼伏起而抗争的其他国家，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就像破土而出的幼芽般生机勃勃，站出来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也在书写时代剧本的动人篇章。我的心被震撼，并且感动。
在旧金山市政大厅的广场上，看着眼前这群兴高采烈的埃及青年人，我的内心有种直观的震撼，并且，深深地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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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埃及人来说，这是近30年来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主化运动了。上一次，是1977年的“面包暴动”。当时的埃及政府当局计划取消对面粉、米和食油的津贴，触发数以十万计民众上街抗议，历时两天的抗议最终迫使政府让步，将取消津贴的计划搁置，不予实施。这一次，埃及民众将抗争提升到言论自由、民主政治层面，并且喊出前所未有的口号：“独裁者下台”、“埃及的未来由我们决定”——一场目标更大的民众运动，一项更加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
作为一个上个世纪70年代生人，在看过一九八零年代以来、许多亚洲国家民主转型后的艰难历程之后，我不会天真地以为埃及的威权政权倒台之后，前途将会一片光明。我看过韩国民主化之后的政商勾结、政坛贪腐丑闻不断；我看过台湾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党禁之后的黑金政治、族群对立；我看过泰国实行君主立宪之后军人干政的乱局频生；我看过菲律宾式的“低民主密度”……；如今我知道，知道那只不过是个艰难的起点。我也知道，变革后的埃及还有长路要走：自由公正的选举、政党政治、新闻自由、教育体系、司法独立、成熟的公民社会……这些都需要时间，需要开拓、摸索和不断的提升。但路再怎么崎岖漫长，前方总是令人期待和憧憬的。毕竟当人民起来告别暗夜迎来黎明之后，国家已获得新生。今天已创造了历史新纪元的文明古国啊，她的未来，必然同样值得世人引首以望。
我在2011年的春天来到旧金山，一个以多元文化和人文思潮闻名于世的海滨城市。街上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和海潮的气息。我行走在这块60多年前曾经签署了《联合国宪章》的地方，想起宪章序言里的一句话，“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心头涌动着一股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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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中心广场上的音乐喷泉涌动起来了，水花不时变换着各种形状上下翻腾，和着音乐的旋律起舞荡漾。街对面有教堂传出吟咏赞美诗的合唱声，那歌声忽高忽低，细听可辨，“求你灵来，赐我自由。主恩典何等美好，给我未来的盼望。”。在悠扬的歌声中，一群海鸥不知从哪飞来，聚集在广场的草坪上，轻闲自在地站立着，当它们发出嘎嘎的声音触我耳鼓的那一刻，我才猛然意识到，我该“出埃及”了。
春日午后的阳光热烈而又慷慨，使广场的地面上浮泛着一片明丽的红晕，好似云层在涌动。阳光笼罩下的市政中心广场，欢快得像是踮起足尖的舞者旋转。我将埃及小伙子递给我的传单放进背包，准备带回去，好好收藏起来。
写于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