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观历史，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历史事实：1979年1月18日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其实是中国社会从极其短暂的思想解放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政教合一、精神奴役的专制轨道的分水岭。
一、指鹿为马的亡党亡国
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下篇），最初发表于2008年的《财经》第17期。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场白中写道：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常出现‘皇帝的新衣’那种故事，反复上演‘指鹿为马’那样的闹剧，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定是生活在迷信、愚昧、思想专制统治之中。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取得了重大胜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报告就生动说明了这一点。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P112）
与这篇文章一起收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的《耀邦同志第一次面对被拆迁群众》，发表于2010年1月7日的《南方周末》。其中写道：
“‘祖国’一语，在多国词语中都有这样的含义，即祖辈们世代居住的土地。‘国家’和‘祖国’不同，‘国家’是拥有固定领土和固定人群的权力组织形式。‘政府’又和‘国家’不同，‘政府’则是国家执行公权力的社会公共事务机构。毛泽东同志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不能说就没有中国！……‘祖国’和‘政府’的关系，也即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一样，都是主仆关系。”（P173）
“祖国”顾名思义就是祖祖辈辈一直生存的国家。而现代议会国家与合法政府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相当于董事会的议会与相当于总经理的政府机构之间意思自治、相互平等的宪政契约关系，而不是什么“主仆关系”。无论是议会组成人员还是政府首脑的更换，都不会影响一个主权国家的和谐稳定。胡德平似乎是对于等级森严、身份歧视的主仆关系非常热衷的一个人，他在该书第111页另有“权为民所赋的主仆意识”的说法。而在实际上，即使以胡德平所说的“主仆关系”来进行推论，更换甚至消灭作为“仆人”的执政党及其政府，也并不意味着作为“主人”的主权国家的更换灭亡。邓小平把“亡党”与“亡国”强行捆绑在一起，并且得到胡德平的正面肯定；恰恰证明化一国之公为一党之私的邓小平、胡德平，以及他们所归属的把持垄断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一直生活在“指鹿为马”的“皇帝的新衣”式的自相矛盾、价值混乱的“迷信、愚昧、思想专制统治之中”。
二、从思想解放到精神奴役
据参与会议的许多当事人回忆，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得很长，前后分为两段。第一段，1月18日正式开会，中间有1979年春节（1月28日）。休息几天后又于2月1日继续开，一直开到2月16日休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第二段，3月28日复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名称加上了“全国”，称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初步奠定独裁专制地位的邓小平，于3月30日代表中共中央到会发表长篇讲话，讲话稿是他委托胡乔木负责起草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是这次讲话，强行扭转了此前形成的为理论而理论、为真理而真理的超然务虚、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邓小平讲话后又分组讨论了3天，最后于4月3日结束。
为了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这里有必要抄录几段邓小平的讲话语录。关于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表示说：
“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在正面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后，邓小平以皇权时代专制皇帝的口吻，左右开弓地发布了口含天宪、以党代国、党在国上的精神奴役令：
“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党的‘十一大’制定的路线，也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对于实际情况认识的变化，由历届中央全会特别是三中全会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今后也还可能作某些必要的调整。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按照党的纪律，对于涉及‘十一大’路线一些提法的讨论，除了中央已经正式决定的以外，应该限于党的适当的会议，不应该超出这个范围。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
1981年，邓小平在为《邓小平文集》写作序言时表示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一个以儿子自居的个人，以及胡德平所说的以“奴仆”自居的执政党，有什么资格“不允许”整个国家及其全体国民意思自治地思想解放，而且不再坚持这个“儿子”以及这个“奴仆”的领导地位呢？人类文明历史上，哪有像这样的以“儿子”和“奴仆”自居的一个人及一群人，非要坚持自己领导“老子”和“主人”的独裁专政（即专制）的特权地位呢？宣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不正是胡德平所说“指鹿为马”的“皇帝的新衣”式的“迷信、愚昧、思想专制”的最佳表现吗？！
返观历史，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1979年1月18日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其实是中国社会从极其短暂的思想解放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政教合一、精神奴役的专制轨道的一个分水岭。以一党之私的名义把持垄断国家政权的邓小平一派人，强制性地设置禁区枷锁的所谓“思想解放”，说到底只是继华国锋一派人明确而僵化的“两个凡是”之后，重新启动的新一轮更加宽松模糊也更加神秘阴险的思想禁锢和精神奴役。借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表现出的，其实是几千年来闭关自守、全盘排外的中国传统社会诸如“迷信的驯服工具”、“传统规则的奴隶”、“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之类的“消极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思维方式。与邓小平公然违反法律及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所发布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奴役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00多年前的1868年3月14日，日本明治天皇所颁布的以全球化眼光主动融入人类共同体的五条“御誓文”。
三、胡德平的政治辩护
按照胡德平的说法，理论工作务虚会最早是叶剑英在1978年9月提出的建议。这是因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虽然党内正确意见已占上风，但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仍然不乏其人，有的同志还在党内居于高位”。1979年1月18日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的当天，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与胡耀邦的谈话：“父亲谈了他最近几次讲话的一个内容，就是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年轻人似乎有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发展趋向，表现为离开宪法要求自由、民主；离开发展生产要求提高生活；离开整体利益要求个人利益；离开马列主义要求解放思想。他说他只要求把问题讲清楚，根本不要再为此抓人，点名批判。”（P117）
为了替胡耀邦进行政治辩护，胡德平随后写道：“耀邦同志1979年1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究竟脱稿说了些什么呢？好在党的文件上有准确的记录……他认为，有‘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他们吃了苦头的原因’，但也说了另外一种人的情况，并以‘民主个人主义’相称。这一称谓，毛主席在1949年也曾用过。耀邦同志说：‘但是否也有那么千分之一、万分之几的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当的。有的举大标语游行，提出‘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和外国人挂钩，一谈四个小时。对这种情况，怕是不要怕，也不要随便抓人……这些人的思想，是不是民主个人主义倾向？……主要表现有四条，一、离开宪法的基本原则、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讲民主自由。宪法的个别条文，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诸如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要搞社会主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等等，这些基本原则不能违背。这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要民主、自由，这就不对了……”
接下来，胡德平替胡耀邦提供了分明是屁股决定脑袋的政治辩护：“他这番话是在中央批准的会上公开讲的，先是先念同志、后是小平同志都予以称赞。以后讲的是四项基本原则，他这次先讲了三项基本原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却很少提，他讲得更多的是‘民主’‘法制’或‘人民民主专政’。这怎么能说耀邦同志是‘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可见当时绝不是什么思想解放过头了。历史新时期的新思想、新观念才刚刚开头，‘小荷才露尖尖角’。”（P126）
依据胡德平这种政治正确的屁股决定脑袋的辩护话语，本性善良、作风民主的胡耀邦与邓小平一派人的主要分歧，只在于要不要动用专政暴力抓人甚至于杀人，而不在于坚持与放弃以党代国、党在国上的违法执政。通读整部《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真正能够与全球化、普世性的宪政民主的现代政治文明沟通对接的，只有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作为附录的几句提问：“党怎么处理和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党在这个关系中应当处于一个什么地位？是在人民和国家之上，还是在国家和人民之中？”（153）
行文至此，我再一次联想到朱厚泽生前对于年轻人的真诚告诫：“我们这些老人（指倾向于政治改革者）的存在，给了你们年轻人希望（指党内高层还有改革力量），而事实上，没有这个希望。”从最得胡耀邦真传的胡德平身上可以明确看到，中共党内已经不再可能出现另一个胡耀邦。退一步说，即使中共党内再出现一个胡耀邦式的人物，而且不再把他排挤出局，他也不大可能像彼岸台湾的蒋经国那样，自觉自愿地顺应世界潮流和本国民意，积极主动地放弃反人权、反民主、反人类的“诸如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要搞社会主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所谓“基本原则”。以胡耀邦的政治传人自居的温家宝，几年来言不由衷、言行不一的一系列政治表现，所充分印证的正是这样一个极其冷酷的社会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