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今天，我们离开北京

万延海（2011年4月25日，美国Richmond）

（参与2011年4月25日讯）：一年前的今天，2010年4月25日，我非常镇静地处理了好多事情，包括银行事务、送客人、购买旅行用品、整理好各项可以随身携带的电子物品。下午2点多，我从医院接回可以出院、但还没有办理出院手续的女儿。不久，我们一家三口人就离开我们那个刚刚购买不久的小两居的屋子，离开北京。

江天勇律师的太太和女儿去送了我们。我把办公室和家里的钥匙交给了她们。这是我2003年底回到北京工作的六年多期间，一直伴随我或锁在保险柜里的物品。江律师他们在北京西郊开展一个新媒体和网络安全技术的培训，正在回北京的路上，我们没有来得及见面。

我们坐北京到天津的动车，很快到达，随后就打车去了天津机场，晚上乘坐飞机到达广州。我们的孩子得过急性喉炎，刚刚痊愈，所以我们不得不小心她的身体。我们原本第二天早晨就过关去香港，然后去泰国，再联系去第三国的安排。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确切要去那里。

到达广州后，我和太太都病倒了，而孩子却没有完全康复。我们住在友人家里。我们逃难的情形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开始讨论离开中国和去哪里的问题。

其实，我很早就想走了。在政府部门干涉下，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已经很难得到发展。2006年11月下旬爱知行全国输血感染者维权大会被取缔后，爱知行已经没有开过像样的会议了，对外的活动时常被取缔。2008年奥运会前后，机构处于不正常状态，被迫关闭北京办公室长达2个月。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庆典前夕，爱知行被迫关闭1个月。2008年，税务部门来查税，2009年，银行曾经冻结爱知行境外捐款。2009年1月份，爱知行召开机构年会，两名穿制服警察前来检查参会者身份证。

2010年1月中旬，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和北京市公安局联合查禁了爱知行16周年庆典活动。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在这样困难的国度，公民冒着极大的风险，全身心为民众健康和权益服务，政府非但无感激之意，反而是无休止的查禁、软禁和威胁。我意识到，我这一次在中国的时间已经到了。我的去意产生了。

我在中国最后的日子，可以说是非常难过的。我们不仅受到来自政府的打压和排挤，也受到一些国际观察家的非议。爱知行在广泛意义上的成功，成为我们在国际上发展的困难。2009年7月24日下午，在一次争执之后，我对前来爱知行访问的基金会官员表示，我们感谢基金会的慷慨支持，但爱知行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爱知行是一个在中国成立、为中国民众服务的民间组织，我们不接受基金会的指挥。我们随后失去了一年将近300万人民币的资金支持。

爱知行年检迟迟不予通过。3月18日，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年检检查，对我们使用“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名称于出版物等进行取证，认为这不是我们注册公司的名称。这自然让我想起2009年7月中旬公盟被北京市民政局宣布为非法社团而被取缔的惨象。

3月下旬，我要去印尼和香港参加国际男女同性恋人权委员会咨询会议和奥斯陆大学在香港的学术会议。单位银行也空荡荡。我联系了南京、杭州、广州的学校，准备出门久一点，给学生们讲讲课。

我们准备出去散散心。我们女儿刚刚获得身份证、港澳通行证和护照。我要带她去看看香港的迪斯尼乐园。我用里程给家人购买了南京去深圳的机票。3月19日晚上，我们离开北京，先去安徽老家。临出门前，我询问太太是否要带上护照，以防出现万一的情况。她笑话我，认为情况没有那么糟糕。我于是把装在身上的她和孩子的护照留在了家里，而只带了港澳通行证。

我到家后先去了南京给学生们讲课。随后又去了杭州，访问艾滋病组织联席会议秘书处，给一些学校学生讲课。然后，我乘坐飞机经香港飞往印尼泗水，参加国际男女同性恋人权委员会的会议。

3月25日，我正在印尼泗水开会。突然，我在北京的同事发来消息，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前来进行税务稽查，一定要我的同事当天就签字接受稽查通知。因为爱知行主管会计、法定代表人都出差在外，我们坚持后，税务局稽查人员表示可以在4月6日再来发布稽查通知。

我当时的心情可以说是糟透了。如果我们随身携带了所有人的护照，我或许当时就要和中国说再见了。

我真不想回去。除了无休止的骚扰、软禁、随意绑架外，我的工作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面对警察，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无法在暴力面前正常地工作。

我26日到达香港，随即去深圳，接太太和孩子。参加完香港会议后，3月30日晚，我去了华南理工大学讲课，给同学们讲同性恋和精神卫生的事情。讲课快要结束的时候，警察来了，我的讲座被迫提前结束。第二早晨，广州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前来旅店访问，告诫不要把爱知行的工作带到广州来，有事要汇报。下午，广州各个学校得到通知，各大单位不得邀请不同政见者万延海讲课。我印象中，我第一次被官方称之为“不同政见者”。

我在广州访问了一些媒体界的朋友，包括2009年底给爱知行颁奖的《南风窗》杂志社。

回到北京后，我立即召集了爱知行的理事会成员和股东们开会，对应工商和税务的检查，以及应对爱知行法定代表人不在办公室的情况，包括失去自由的情况。我也暗示大家，我在做离开或不在办公室的准备。

接待税务稽查人员和提交资料后，我开始准备出走的计划。我原定4月中旬去荷兰海牙开会，参加一个人权工作者的新媒体培训课程。我联系了荷兰使馆，希望使馆协助提供家人去荷兰签证。荷兰使馆和外交部支持我们的签证申请，但荷兰移民局提出一些技术问题，使得我们需要撤销签证申请，否则就要等待很久。

消防局、街道、物业、派出所纷纷拜访爱知行。消防局和街道消防员来到爱知行办公室，一分钟的时间都不呆，看一下掉头就走。

我和家人商量好，我先去欧洲几个月看一下情况。但欧洲的火山破坏了我的计划。总算找到可以去欧洲的航班。我4月21日傍晚在接到国保警察电话后，就提前离开了家门，晚上入住在天津。4月22日，我在天津机场等待去广州的航班，准备从那里出发去欧洲。但广州的大雨导致航班取消或延误。22日早晨，警车就停在院子里。下午，家人传来消息，女儿身体不舒服，担心急性喉炎再次发作。我于是回到北京。晚上，女儿住院。我们在医院里度过3个白天和夜晚。

4月23日，接到北京市国保警察数十个电话，我没有回话。下午，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来电话，紧急约见，取消了4月19日刚刚签署的一项与爱知行合作建立“爱知关怀基金”的协议书。国保电话估计是关于周末我参与召集的北京维权律师新媒体和网络安全的培训会议。我可没有兴趣再接受指令了。再见吧！

期间，北京外国记者俱乐部邀请我在五一前后去演讲，美国一个媒体访问团要访问爱知行研究所，由我负责接待。我都一一照常应答。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们可以去哪里。我也联系了自己熟悉的法国使馆和澳大利亚使馆的政务官，但全部联系不上。我不敢和美国使馆联系，担心节外生枝。

待续：

1、4月30日，我们离开广州来到香港

2、5月6日，我们离开香港来到美国洛杉矶

3、5月8日，我们来到费城

4、取得广泛成功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5、万延海是一个美籍华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