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到广州前，还没有听说过刘士辉这个名字，那时是去年4月初。流浪过那么多地方后，我常常感慨，在持不同政见者中，老乡太少了。流浪到广州后，朋友们问我，好像刘士辉也是你们内蒙古的，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了。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哦，我的老乡，老乡……但似乎我的运气不佳，在广州待了3天，始终没见到刘士辉，我这个老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不好意思向朋友打听，但是脑子里一直翻腾着。我又要离开广州这个城市了，又要像飘萍般浮游了，什么时候能见到他呢？我的这个老乡。
 
近一个月后，我再次来到广州，这次终于在一次饭局上见到了士辉。第一次见到士辉，我有点吃惊——他太瘦了。我知道他是赤峰人，赤峰在内蒙古东北部。在我的感觉里，他应该是个彪形大汉，怎么说都是东北地区的嘛。谁知道他比我还瘦，用以前有人形容我的话来说就是“瘦得像一双站立的筷子”，哈哈。见到老乡，我本以为我会激动，可是我没有，因为士辉看起来让我有种距离感，他礼节性地打个招呼，便不再言语。哦，这又是个内向的人，我很无奈也很烦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和士辉，内向对内向，只好大眼瞪小眼了。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内向的人，总是希望和外向的人交往，我希望他们能感染我让我能走出相对的自我封闭，尽管见到过那么多的苦难，受这些苦难影响，我曾再次抑郁，可我不想被这种东西毁了。但是士辉似乎比我还要内向？很不舒服的一种感觉。但奇怪的是，饭后士辉主动提出要和我合影。尽管感觉怪怪的，尽管我很不喜欢甚至讨厌照相，但是我还是和士辉合影了。这是一个了解他的开始，我想。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想了解士辉很艰难，因为我们的饭局中，常常他是缺席的，常常他即使在也是在谈一些案子的情况。这，让我感到扫兴！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说什么，也是谈一些我接触过的案子。我们接触的黑暗还少吗？干嘛还要谈这些破事？干嘛不能让我们愉快些，谈些高兴的事情？忘记这些压在我们心头的犹如坟墓般的重负？于是，我对士辉的了解便很少了，少到我感觉我写这出这篇文章的苍白。

可是，我必须写，写我的兄弟，写出我的兄弟遭受的磨难，写出我们的苦痛与屈辱。因为，这不是我们个人的遭遇，而是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共同的遭遇。写出来，并不是要铭记在心，让它成为支撑我们活下去的仇恨，并不是！仇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只能带来仇恨。而仇恨，它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米奇尼克语说：我们一定要避免狂热、仇恨、暴力和不容忍。因为独裁终会终结，人性不会终结。之所以写出来，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在中国，有着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群良知未被泯灭、希望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为这个国家和苟且在这个国家的底层民众担忧的人们，尽管遭遇了重重苦难，但依然痴心不改。伟大，我们从来没这么想过，但是做人的责任，从来没有消失。
 
通过几次他自己的简单介绍和别的朋友的消息得知，士辉是因为给法轮功学员辩护而惹恼了广州当局，在百般刁难后使他做不成律师的。在一次饭局后，士辉梗着脖子说了一句：“我和我前妻离婚，在某种程度上讲，和他们不无关系。”当然，我明白他说这个“他们”指的是谁/。恐吓、威胁乃至绑架，这些成为我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也必须在历次的惊恐中慢慢成为内心愈益强大的人，以应对这种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的亲人，他们（她们）受不了。这些年来，我们的亲人给我们的压力常常让我们无法回避，也无法不痛苦，这种坚持真的太难了。士辉在前妻与他离婚后，继续着，这大概是那些人最不愿意见到的结果。有时我在想，这是一种愚蠢还是一种迫不得已？难道他们不知道这种动作只能带来更大的抵触心理吗？真正的理想者，常常不为任何外来的压力而动摇而转变，最多是策略的转变而已。

第一次直接对士辉的性格的了解，是我们在“福州三网民案件”时。去7月，我们在福州的如家酒店被福州国保分割开来，我被阻拦在大厅，士辉等人被阻拦在六楼走廊。听朋友们说，士辉在那个场景里，表现得较为激烈，用法律和福州的国保们吵的不可开交，边吵边用照相机照下这些人的野蛮粗暴举动。可是，法律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算什么，于是吵的结果就是士辉的相机被福州国保蛮横地夺过去摔坏了。还好，士辉没挨打。没挨打是好事，可是士辉此前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威胁过，去年12月10号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颁奖那天晚上，士辉还被广州国保用车带到很偏远的地方，扔在荒野里，遭了很大的罪。一个人，就算再平和，再冷静，也经不住三番五次的被折磨侮辱，如果此时还能平和冷静，不是素养好到极致就是窝囊废。士辉的素养还没到极致的地步，而他也不是个窝囊废，所以，他的愤怒是溢于言表的。士辉被广州国保扔到郊区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几个朋友去他的住所看他，他说：“这就是一帮子流氓。一开始还不承认自己是国保，后来被我说的承认了。有什么呀，还吓唬我，我才不会怕呢，心虚的是他们而不是我！”。士辉把自己在市区的房子卖了，在很偏远的郊区买了一套小产权房，这是抵制高房价的具体行为：进行土房运动！有朋友说，如果士辉不是住在那么偏远的地方，而是还住在市区，估计就不会有那些遭遇了。而我，则无法苟同于这种说法，我觉的，不管住在哪里，士辉都会有此遭遇。因为离开时，我所看到的那个身影，是一个倔强的身影。望着那个身影，我老想着，就这么下去，士辉会不会遭遇更恶劣的对待？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群没有任何底线的人，而士辉，太倔强了。

2月20号中午，士辉终于被打的很严重了，尽管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尽管他也有心理准备。士辉挨打后，更容易激动。在医院，我守着他，常常看见他眼睛里流露出想要表达一种愤怒的东西，这种东西让我感到有些担忧，担忧他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上会更加不冷静，而这种不冷静只会对他带来更大的伤害。因为，我们是弱势群体。事实上，我不愿意我们和国保中的某个具体个人发生尖锐的对抗，抛开我们和他们的对抗实力不成正比不说，就我和国保们的接触来看，有很多人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当我们把他们视为我们的具体敌对者时，我想我们是将矛盾的焦点转移了，不但于事无补解决不了事情，还会对我们带来更大的打击。我个人认为，士辉的这次挨打，可能也和他平时处理和国保的关系上有一定关联。只是，我不会怪罪士辉，这不是他的错，不是！

因为疏忽，我和朋友陪士辉在医院看病时把病历丢了。得知病历被偷后，士辉在医院当着很多人的面，责骂那些在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盯梢跟踪的国保：“你们在做走狗，知道吗？当几十年后，你们的后人知道你们做的事情时，会为你们感到耻辱的！”士辉的性格，此时更加鲜明了。现在，士辉失踪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们连一点消息都没有。，士辉的判给前妻的儿子给我打来电话：“叔叔，我爸呢？”那一瞬间，这几个字把我抽了一鞭子，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安慰孩子。可是，我知道这种安慰并不起任何作用。
 
在病历被偷后，士辉反复和我强调：这是一场阴谋，一场卑鄙到极致的阴谋。他们这是想要让我无法和他们打官司，可是我就是要打下去，我必须和他们打官司……，你把病历给我找回来，这是我和他们打官司的唯一证据！士辉的这种激动让我尴尬，毕竟病历是在我手上丢失的，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我害怕他就这样下去，会给他带去更大的麻烦。虽然“好汉不吃眼前亏”在某些人眼里显得那么世故油滑，但此时我宁愿士辉世故油滑些。

有一次聚餐，我给一个朋友倒茶，朋友开玩笑：“受宠若惊，受宠若惊。”让我奇怪的是，给士辉倒完后，从来不苟言笑慷慨激昂的他也同样来了这么一句，还让我有点无法适应。如果说，士辉的性格能转变成这样的话，对于他现在的失踪，我还不那么担心。可是，他会转变吗？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有一位前辈，曾坐过几次监狱。我在他的一篇文章里看到过他曾经因为倔强被打得打饭时都得爬着到饭桶前，这个场景，往往会让我在回想起来时都不寒而栗。如果士辉的性格一直不变，他将在里面受到什么样的虐待？我是个不喜欢和人谈家常里短的事情的人，只是我看着士辉那么瘦，身体那么差，需要人照顾啊，我是个男人，照顾人肯定没女性细心，而且我住的离他太远、不方便。于是我便希望和他谈谈今后如何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安稳地生活的事情。可是，我还没来得及谈，士辉就失踪了，直到现在……

士辉在去年12月10号被绑架后，他问绑架他的人，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你们绑架我干嘛？那些人回答：你有三寸不烂之舌。这句话，让我想起了韩寒的“你们怕什么”？我也曾被当地国保要求不得再写文章，因为他们也承认文章的力量。可是，这种力量到底在哪里？“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古话早就说明了要害的东西是什么，可是他们还是虚弱到如此地步，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一个正直的法律工作者狠下黑手。对此，我也只能说“叹为观止”了。

士辉的腿伤一直没好，连走路都十分困难，我真担心“被失踪”期间的他，再受到酷刑侍候。那么瘦弱的一个人，能承受多大的苦痛？

“叔叔，我爸呢？”这句话，一直刺激着我。我也不敢再给孩子打电话问一声，我怕听到电话那头更焦虑和绝望的声音，而且那个声音还是个孩子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