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已经过去二十二年了。这二十二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有人说,“六四”已经过去,不会再发生了。对此我不敢苟同。
一个历史事件是否会重演,关键因素在于导致那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否已经变化。
当年爆发八九民运,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文革”结束之后,党内外,全国各界的反思结果几乎一致地指向政治体制和个人崇拜,因此民主化本来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八十年代的十年,尽管社会上关于民主的呼声不断,但是当局的政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在“四项基本原则”的限制下,人民对于民主的愿望屡屡挫败,这种挫败感积累的结果,终于在1989年爆发出来.
第二,1987年的价格闯关试验失败以后,党内以李鹏为代表的保守派提出“治理整顿”,实际上是想使得改革停顿,让中国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轨道上,改革是否能够继续下去,成为全国,尤其是知识界,包括大学生们的焦虑重点;为了防止改革倒退,学生们决定放手一搏.
第三,中国的经济改革,从起步阶段就具有了扩大社会差距,增加社会不公的特点,这样的模式发展到八十年代后半期,导致了官倒横行的现象,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引起社会上的极大反弹。
综合以上三点,学生们提出“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推进改革”三大主张,迅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这样的支持,不仅仅是因为学生们的勇气感染了民众,主要还是因为上述三大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临界点。
回过头来看这三个引发了八九民运的根本矛盾,二十二年来,有任何的改善吗?答案很清楚,当然是没有。
民怨积深
二十二年来,中共日益沦为没有理想的利益集团,他们利用谎言和暴力继续抗拒民主,在言论管制和对待异议人士等政策方面,比八十年代的中共都大为倒退。从刘晓波到艾未未,只要提出民主要求,哪怕是温和的言论也会被处以重刑。与此同时,人民对于民主的愿望并未消退,近年来网络上民意越来越活跃就是证明。也就是说,民众的民运诉求与当局的抗拒民主的矛盾更加深化。
二十二年来,腐败现象不仅没有遏制,而且进一步体制化,甚至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人民对于官员腐败的痛恨比八十年代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连带还出现了集体性的“仇富”现象,社会不公不仅造成阶级对立,撕裂社会,而且成为激进革命主张的温床。
二十二年来,经济改革虽然继续发展,但是已经到了瓶颈,权贵集团最近几年提出“国进民退”,再次预示了改革停滞甚至后退的可能性;薄熙来在重庆大搞“红色政治”,让“文革”的阴影悄悄出现,已经开始在中国社会造成不安。
显然,二十二年来,当初造成八九民运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积累越深。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八九民运就再也不会发生了呢?
最近中东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不是社会稳定的绝对保障。那些以为中国现在维持了经济增长,因此社会就会稳定发展,中共的统治就不会遇到挑战的人,应当要有跌破眼镜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