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历史，太近了容易在情绪上出偏差，而太远了又容易在细节上出问题。在六四屠杀过去二十年之际出版的《天安门对峙》一书可以说兼具了不远不近的长处。
这本书算不上是整个天安门事件的历史，因为政府那面的决策记录至今仍然多数停留在传说与猜测上，也许其中几个最主要的人物已经将最主要的细节——比如他们做决定时的动机——带进了坟墓，而比学生人数多许多倍的普通民众的参与和组织只留下了一点零星的、多数是侧面的记录。Eddie Cheng二十万字的《天安门对峙》（原著为英文 Stand Off At Tiananmen）告诉世人的是发生在示威学生中间的详细的故事。该书追溯了那次震撼世界的从学生示威演变至人民起义的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一批突然之间被推到国家乃至国际舞台中心的年轻的大学生领袖们——如何以激情开始，以想象力为号召，以勇气同时又带着过分的固执己见而将示威运动变成对天安门广场长期的占领，却在真正的镇压到来时溃不成军。
《天安门对峙》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与故事，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场历史转折点上的宏大的悲剧。人们看到，一个在试图推动改革的专制政权是如何无法摆脱自身意识形态、语言、行为方式的窠臼，是如何在居高临下的慈祥统治者与面目狰狞的暴君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摇摆抉择，而最终在无法和平控制局面的时候又是如何大开杀戒。人们也看到，这些同样的窠臼又是如何制约着抗议者的一方，使得政府对立面的领袖们摇摆在激动得近于语无伦次的青年鼓动家与试图建立起以小范围的自封社会精英为基础的权力谋略家这两种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之间。
事实上，在示威的领袖中间也有一些长期在推动建立民主制度的活跃分子和领袖人物。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这次运动之前已经吃过了共产党长期的苦头，甚至还有些人为进行政治抗议而坐过牢。《天安门对峙》选择了其中一些有影响的人——比如北京大学的胡平、王军涛、刘钢——进行介绍。可叹的是，他们对广场上的示威学生只具非常有限的影响。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混合气氛，既有狂欢节般的兴奋，也有飓风临近前的惊恐，而兴奋与惊恐的交集在年轻的示威者的心中提升为一种悲壮的使命感，促使他们在想象中去迎接甚至拥抱那种过去只停留在传说中的伟大而血腥的时刻。他们不允许那些因在政治上伤痕累累而变得小心谨慎的人来夺走他们的这份荣光。他们将自己的领导机构称作“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一个充满了战争年代的军事化涵义的名字。在这样的结构中，民主制度——学生示威者们声称要争取的目标——根本无从谈起。
伟大的军事家威灵顿公爵说过，英国的民主制度是在伊顿中学的球场上训练出来的。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制度的成功秘诀，在于有规则的竞争与对抗。这种习惯，是从小就在学校和社区中培养出来的。在美国经常能看到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者们会咬牙切齿地发誓说：“下次选举一定要将这个（些）狗娘养的赶走！”于是，他们在游行之后回到自己的社区，或是建立起一个委员会，或是加入到“狗娘养”的对手的阵营那里，去筹款、去拉票、去动员、去组织那些无数回合而往往是平淡甚至无聊的竞选辩论。人们的共识是，无论那些个“狗娘养的”多么令人憎恨，人们尊重他（她）的任期与职务，因为那是民主竞争的结果。
谁也不能说，发动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民主制度的建立要艰难何其一百倍。建立民主制度需要勇气与牺牲精神，但更需要自我克制与尊重他人。前一种素质并不见得不能在专制及其追随者身上看到，而后一种素质则为民主的拥趸所专有。《天安门对峙》中所描写的对峙，令人们看到了天安门广场悲剧的内在原因：一个完全不懂得需要克制与尊重人民的专制政府在面对一群渴求自由却完全没有受过真正民主教育的年轻人无休无止的挑战时，最后只有失控垮台与血腥镇压两种选择。政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从那以后，中国现行体制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就被排除出了发展的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