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发表了一篇短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文章标题的两句话，既是茅先生对新左派鼓动的民粹主义的批判，也是茅先生本人的行动本身。
“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
茅先生“为富人说话”，是从近两年开始的，针对的是非理性仇富的民粹主义大潮。
众所周知，中共独裁政权所主导的跛足改革，造成了腐败泛滥、两极分化加剧、国有资产流失、自然资源枯竭、环保污染严重，以及看病难、上学贵、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引发出关于改革方向的第三次大讨论，从“郎旋风”到“物权法”的争论，至今仍然方兴未艾。但是，由于言论管制的限制和恐怖政治的威慑，争论的双方都不敢或不能触及最实质的制度性问题，而只能把富豪和当红经济学家当作改革原罪的替罪羊，对这两个群体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民粹主义讨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左派有机会打出社会公正的旗帜，用毛泽东遗产批判邓小平改革，用毛式语言煽动底层的仇富情绪，甚至公然号召新一轮的“打土豪、分田地”，很有点“经济文革”火药味。他们用所谓的“资本积累的原罪”和“权贵经济学”，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富人和主流经济学家一勺烩，无论是诚实致富的，还是靠特权和权钱交易暴富的；无论是致力于帮助穷人的经济学家，还是甘做“权贵辩护士”的经济学家。他们也把转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责任归罪于民营资本家，却轻易放过了背后的那只具有决定权并参与分赃的权力之手。
当“为穷人说话”变成“政治正确”，当“草根代言人”变成时髦的荣誉之时，民粹主义甚至发展为“穷就是硬道理”的蛮横：只要穷，我就有理，就可以骂大街。全不管自己为何穷，更不管中国式贫困的制度性根源，不在于资源有限和人口太多，而在于独裁制度带来的官权太强而民权太弱，也就是人权的极度匮乏。
茅于轼先生却敢于逆滔滔民粹主义潮流而动，不怕新左派的群起而攻之，不怕网络愤青的攻击和谩骂, 而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公开站出来为富人说话。茅先生说：“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文革时候。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他还说：“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
在六四仍然是官方禁忌的中国，敢于公开站出来为六四受难者和良心犯说话的著名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而茅先生正是这少之又少之一，他敢于在声援“天安门母亲”呼吁书上签名，也敢于为营救杜导斌而发声。
在民粹主义高涨的今日中国，茅先生公开为诚实致富的富人说话，同样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正如茅先生的夫子自道：“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的为富人说话。”“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他还说：“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
茅先生认为，造成今日中国社会公正奇缺的主要根源，是人权得不到制度性保障，而达到社会公正的“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这就是人权。”茅先生在《人权观念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一文中说：“当每个人都具有平等、自由的权利以后，财富的创造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第三者操心。这里用得着经济学里最起码的一条道理，即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能够创造财富。”“达到和谐的起码条件之一是对人权的保护。不谈人权，权势者能够欺侮平民百姓，想有和谐是南辕北辙。”
“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
也许，网络上那些攻击茅先生的愤青们，大概不了解茅先生如何“为穷人办事”,才会把茅先生看作“富人的代言人”。其实，茅先生“为穷人办事”远远早于他“为富人说话”。而且。茅先生为穷人办事的扶贫事业从未间断且越办越多。
早在1993年，茅先生将个人现金500元交给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教师雒玉鳌，尝试用民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救急解困、脱贫致富。茅先生规定扶贫基金用途主次：教育、医疗、生产。茅先生个人捐助20000多元之后，他的为人和社会知名度聚集起越来越多的不求回报的扶贫资金捐助者，使茅先生的小额贷款扶贫基金逐渐扩大。15年之后，茅先生的小额贷款扶贫点已经在三个地方成功运行，一个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资金130万元（1993年开始）；一个在山西永济，资金400万元（2006年开始）；一个在北京，资金25万元（2007年开始）；贷款回收率高达96％。
通过小额贷款扶贫，茅先生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从1999年开始，茅先生又进行著名的“天村”实验，也就是村民自治试验，以稳健的方式逐步建立基层农村的民主制度，推动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按照茅先生的说法，那就是“不仅是物质上的脱贫，精神改良可同步进行。”
与此同时，茅先生还想办法让农民有能力进入城市。为此，在2002年3月，他和几个朋友共同出资40万元，创办了北京富平家政学校，茅先生为最大股东。但在非典时期学校发生亏损，不得不向另外两位股东借款60万元。仅仅四年时间，这所“保姆学校”已经培养出上万名保姆，在北京的就业率百分之百。
现在，这所“保姆学校”已更名为“富平发展学院”。为了扩大扶贫的范围和规范化管理，茅先生已经把全部小额贷款项目交由富平发展学院管理，资金也由学校筹集，目前已经筹集了1000万元。所以，茅先生的扶贫事业才能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民间资本、政府扶贫办、国际资本都想投资。对茅先生来说，他开创的金融扶贫事业的最大隐忧是体制性障碍，即现行制度不允许合法注册，使小额扶贫贷款成为地下金融。
在我看来，那些攻击茅于轼先生的新左们恰恰相反，他们是“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 因为，在今日中国，为穷人说话容易，还能捞到站在弱者一边的道义美名；为富人办事有实惠，新左们在私下里见到富人，一脸谄媚。
为穷人办事无实惠，但持之以恒也能得到社会名誉的回报。茅于轼先生与新左们的区别在于：茅先生靠为穷人办实事赢得农民的信任和尊敬，也赢得了良好的民间声誉。而新左们靠嘴皮子为穷人代言，靠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个人的资产。或者说，新左们的路数与当局差不多——说的是社会主义，做的是资本主义。
2007年7月25日于北京家中（首发《观察》2007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