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郑永年盛赞中国体制当场遭怒斥

但反对者却指责秋风“只是挥舞意识形态的大刀胡乱砍杀而已，这种人说白了，就是当代的十字军”，双方针锋相对。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我仔细研读了郑永年在上海论坛演讲的速记稿之后，发现秋风先生的言行虽然有不妥之处，如果能够在郑永年演讲结束之后，再表达自己的严厉批评，似乎更合乎礼仪。但是，他批评郑永年“撒谎”甚至是“变态”，却是有根有据的。比如说，郑永年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因为中国有最高领导人的定期卸任制，虽然没有西方的民主形式，但已有西方的制度形式。

郑永年说，阿拉伯世界尽管已经有了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但它基本上还是一个人在统治，一个人如果在台上呆二、三十年，谁也不会喜欢你，不管你做得有多么好，但中国却因为有高层领导的任期制，从而很好地避免了这个缺陷。对此，中选网上作者徐柯建新的文章反驳说，郑永年这是在撒谎，首先，中国没有发生茉莉花革命，恰恰是因为我们不像阿拉伯世界那样已经有了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而是公民社会的力量严重缺乏，容忍表达抗议的空间非常有限。就在不久之前，官方刚刚警告说，社会管理不能落入所谓“公民社会”的陷井，此举恰恰显示出，当权者非常明白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的发生，与西方模式的民主有很大关系。

其次，朝鲜最高权力是赤裸裸的父子相承，其极权的程度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但朝鲜为何也没有发生茉莉花革命呢？可见民众是否乐意接受其当前的统治者，并不是能否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唯一重要原因。第三，墨西哥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也只有4年，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墨西哥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也曾是威权主义专制这一历史事实，其社会抗争乃至革命也持续了几十年。由此可见，假如某个国家没有发生茉莉花革命，与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长短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并且也不意味着该国民众就乐于接受其非西方自由民主的现政权。而只是因为，民众根本就没有机会，也没有力量去反抗而已。在这里，郑永年将一个国家有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问题偷換成领导人任期长短的问题，这是他撒下的第一个弥天大谎。

郑永年先生又说，中国执政党不是一个家族性的政治，而是一个群众性政党。以前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消灭资本家的，但自从九十年代向私营企业开放之后，民营企业家也可以入党，甚至可以当干部、做官；而西方的多党制，一个党左一点，另一个党右一点，分别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据此，郑永年认为，中共的执政基础甚至要比很多西方类型的政党制度还要广泛得多。对此，徐柯建新的文章点评说，这个论证很有意思，我再给郑先生增加一点内容 ，几乎所有的儿童都要加入少先队，大多数的青少年也都是共青团员，依照这个逻辑，党国的基础其实要比郑永年想到的还要广泛得多。而且，只要执政党愿意，他这个基础还可以再扩大好几倍，比如，将党员扩充为两三个亿，那么执政党的基础大概就可以空前绝后了，完全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好几次了。

但是，党员的多少及其阶层成分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党国的性质，资本家能够入党不过是党国“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不过是不走极权主义、改走威权主义罢了，这有什么可骄傲的。威权主义者可以根据需要，引诱某些人入党，必要时甚至可以强迫入党。政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能够掌握国家社会权力的总是少数人，中国的党员越多，并不意味着党国权力的分享者也就越多。与此同时，威权主义之下，党员证向全民的开放与扩充并不意味着其合法性的增加，也不意味着执政者所代表的民意基础就越广泛，这只不过是执政集团的内部调整而已。或许有时候它意味着可以收取的党费更多，身不由己的人也更多呢，人格分裂的人更多，能够保持正常情感智慧的人更少呢。。

而自由民主之下的政党，无论其人数多少，也无论或左或右，他们要想取得某届政权，除了努力讨好民众以外，别无他途。由此可见，一个政党，倾向于自由民主与否，与其党员多少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反观我们这里，一个人并不需要多大的智慧就能搞清楚，党国究竟是哪些人在统治，不过是几十个、至多上百个高官政要的家庭而已。其家族政治性质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到底是哪一个更加显著呢？在这里，郑永年将政权基础的合法性问题偷換为执政党党员的阶层问题，这是他撒下的又一个弥天大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