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军事民主与中国无关

发生在泰国那个具有军事民主传统国家的政变，据悉引起了不少中国人的关注，且这种关注多与中国能否发生泰式政变的提问或疑问有关。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可笑的牵强附会，正如许多人一直期望中国出现俄罗斯式的“企业变革”——不管谁来不公正地占有，先私有化再说，等等。于是众多的草民成了“权贵私有化”的终极受害者，也成了毛泽东的所谓平均主义在底层社会复活的原因。

中国的军队无政变可能并不在于“党指挥枪”控制原则的毫不妥协性，而在于军队本身“社会化”程度已经很高，成了一个新的交易场所。江泽民时代急令军队停止经商可算做他唯一的治绩，虽然大有剜肉补疮之意，总算忍让了军队内官位倒卖的现象。换言之，军队已经成了大大小小的权贵资产阶级寻找后代出路的目标，军队也就与社会强势集团形成了利益联盟。

一、权资盛宴：榨干共产党最后一滴油

就目前的情况下，来自于经济革命的“政变”已经没有发生的可能，因为以低价吞噬国有资产的那帮新权贵资产阶级正乐享于目前缺陷丛丛的政治统治：

（一）他们被赋予一种民意代表的身份，甚至超过本来效用就成问题的法律去践踏民众。其政治后果，仍然由现有的名义意识形态负责。

（二）正像有些聪明的中国战略专家不希望美国一夜崩亡那样，他们绝不希望共产党一夜崩亡，他们希望利用共产党的壳子，榨干共产党的最后一滴油。以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搭便车者（free riders）尚能从共产党这套制度中进行大量的贴现活动。

（三）共产党缘于财政收入、经济发展这类半宗教化的概念或次品级意识形态，还有求于他们。这样的“有求”不只是给予他们民意代表的资格，也不是为他们的企业罩上保护色（如“纪委重点保护企业”云云），而是，许多中共相当级别官员为他们卖命的时候，也成了他们的挡箭牌。

反腐败，先杀的是共产党中高级干部的人头；不杀头，至少也是进监入狱，而所谓的企业家却可高枕无忧。对于那些因腐败而“牺牲”的共产党员，在经济发展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中他们成为了另类的烈士。换言之，经济改革仍然具有传统革命的性质，它需要“脑袋掖在裤腰袋上”的改版形革命精神。这个改版就是：“把脑袋拴在企业家的钱袋上。”

二、外资入股银行与“未观测金融”的迷雾

在军事政变几无可能的情况下，“金融异变”就成了天然的替代品。当然，“金融异变”并不一定要颠覆现行政治制度而更多地以传统经济危机的形式出现。至于其最终的社会结果的实然状态，谁也无法下断言。

“金融异变”趋近条件现已具备，只是在什么程度上构成一场重大危机而已。但是，我完全有理由判断导致中国社会发生全面变化的“金融异变”正在来临。作为一位“资深金融分析人士”（如2003年8月18日茅于轼先生写给我信中说：“你有银行工作经验，你可能是国内第一位提出金融危机的警告的人，对金融的研究你可具有比较优势。”），我认为自己不是在“拉大玄（悬）”，其第一原理由是：外资象征入股银行有“战略性图谋”，这种“图谋”与中国庞大的未观测金融有“神秘的逻辑关系”。

中国的金融业无法对国内开放，倾向于让外资持股，以求在国内市场造势，但这与根本上转变经营方式无关。比如它们从来不支持外资可能带给国内的技术外溢效应，如此，所谓的未观测金融自然庞大且实际地存在。既然有十分庞大的未观测金融即原来所说的民间借贷或地下金融存在，那么制定利率的基础肯定是不真实。

一个高度市场化的金融体，制定利率的基础不真实，也肯定无法如格林斯潘操纵美联储那样，十周内三次降息，终把亚洲金融危机的浪潮扫在了西海岸之外。

外资入股中国银行并非单纯的风险投资行为，而是在耐心地等待时机，在大危机时期迫使原来的大股东“哀求”无形资产甚高的小股东进行扩股“拯救”。中国“民族银行业”易手于“洋人”只是时间和时机问题了。因为除了让“洋人”经营银行业，再从中拿到高额税收以顶抵呆帐外,再无别的办法。并且，日益膨胀的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让“国富”成为一个现实，与此相对是否关心“民穷”则不在长远考虑之内。再直白地说，国富民穷的现状使国家靠财政发行（货币）以聚财的方式成为“老古董”。

三、非FDI带来的市场虚大终会破灭

FDI是“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代称，而相对应的“非FDI”值则表明了一个国家接受境外“热钱”（Hot Money）的流量，后者的一个最直接效果就是巨额虚假外贸顺差的出现。

2005年末的中国贸易顺差额典型地说明了这个状态：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势头已定，另一方面徒然出现了101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种表面上令人不可思议的状况，又有2006年上半年数据官方公布的“非FDI资本项目回流量”为附证：1月份未公布，2月份20亿美元（后同），3月份45亿，4月份53亿，5月份120亿，6月份未公布。非FDI资本项目回流在造成了贸易顺差虚胖之“公开的秘密”背后是大量的假出口，即跨国公司采用进口往低初虚报、出口往高处虚报的方式，进行定价转移。定价转移是一种技术性避税手段，就目前中国的外汇管理水平来说，还远不足以对付。通俗地说，就像再残暴的城管也无法完全驱逐无照经营且流动的小商贩那样。

在基本失效的外汇管制机制下，“高出低进”的虚像结果使大量的美元（外汇）强制结汇，转换成人民币，如此，以人民币标示的内资资本大增。内资大增的直接结果是：（一）国内固定资产价格上升趋势强劲；（二）流动性过剩；（三）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由热钱而致的经济过热迫使习惯于依靠权威命令体制作最后决断的中共高层，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反腐”整肃；放下权争不论，可以说，北京的刘志华、上海的陈良宇、郑州王文超被查处，都可由此而做经济解读。

“非FDI——热钱——顺差”虚胖都可纳入技术性观测视野，但是国际资本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却是难以观测的，如此，对人民的预期升值管理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此种悖论情况下，另一个深层的悖论继续存在，它必将成为撒裂人民币即“金融政变”的最大动因之一，即：基于国内信贷资产质量的人民币币值趋向，是应该下贬的；而为应对国际社会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人民币反在升值。在关于人民币币值的整个测算机制中，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该利用外汇资产的高储备值去冲消国内信贷资产的不良部分。但是，那时：

（一）仍然担心外汇储备过低，导致归还外债能力降低的危状；
（二）担心在银行经营机制未发生彻底转变的情况下，过分“仁慈”的豁免之举会进一步刺激坏帐的形成。

在国家长期金融战略上论，人民币实际上逐渐走上了前苏联时期的本币高值之路，可以预见：一旦人民币与美元比价接近7.5比1与6.5比1这个值域，中国经济将陷入全面危机状态。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论来说，是由繁荣跌入萧条。今天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与前苏联迥然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中国没有经互会时代那样的“小兄弟”供本币高值情况下的外贸剥削（如卢币对东德马克的1比3.5之状）；（二）人民币的周边市场（如越南、北韩、港澳）规模过小，且无任何带来“技术外溢”的可能（如前苏联对东德精密机械技术的掠夺），更无大量初级资源供无限制地采购。

四、结语：压跨金融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江泽民集团在政治操作技术上采取了以“腐败换团结”的方式，结果导致非宪政框架下的地方权力的过滥，中央权威极度削弱。所以，胡温新政要拿出长达一届（5年）的时间来进行新集权，并且至今仍未完成，前揭所示三案的真实政治背景均为“收权”行为。

在纯粹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内，也不难发现：国家债务几乎全部集中在中央一级，地方处于“只分好处（如高速公路等设施），不担责任”的搭便车状态。后者之状在联邦制国体中是不可能的，而在中央集权的中国，中央也乐意以集中责任的方式全担债务责任；另一方面，分税制以来，国家税收部分处于强势，地方政府大多认为自己的暗贡献过多，国家债务集中于中央应视为一种补偿。

随着新集权政治的出现，明晰的分责制必然出现，于是，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成为必选之策。这个选择的理论诱导则是“地方政府发债有助于解决地方经济中的一些重大结构问题。”而本质上（原因之一）呢，是由于国家债务过高直接导致了国家信用的低级别状态，企业在国际上进行融资时必然付出更高的成本。

在这个责任分散的政策导向下，地方政府的金融权能加大，其结果必将是地方政府债务过滥并伴随着强行摊派行为。因为一个有效的地方金融权能监控体制，既便完全认同现体制的状况下，也要由三方力量构成：本地人大（议会）；代表民意的社会监督（如舆论）；上级政府。此中只有“上级政府”尚有效力，至于人大与社会舆论几乎不可能起作用。除非胡温新政下决心推动地方议会改造，比如真正认可独立候选人的出现，但就目前的情况看，还没有较为明确的信息。

地方政府的金融权能的扩张，正是压垮中国金融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6年9月28日写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