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海外民运

毛泽东早在1954年曾专门讲话评价辛亥革命。他按照马克思理论的历史发展阶段，把辛亥革命说成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地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归入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三次大革命之一。前两次革命分别是奴隶制代替原始社会的革命和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革命。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说“辛亥革命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不成了。”不过他也指出辛亥革命最后失败了。孙中山本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承认辛亥革命的成功“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他承认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专制阶级妥协，与帝国主义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

按照毛泽东的解释是，辛亥革命，不过是中国国家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一系列革命当中的一个开头，最后完成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还需要一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1949年中共建立新国家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成功，进而开始了所谓社会主义革命。

辛亥革命、中华民国

不同于上述阶级分析的历史研究在看中国辛亥革命，以及后来反传统的激进主义革命的时候，以一贯之地认为1911年开始的民族主义革命以及后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方向都是朝建立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的不同努力。

海外华人学者有把邓小平后来搞市场经济改革也看作近代中国自强和现代化的最新努力。美国历史学者周瑞锡也认为辛亥革命，国民党革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20世纪中国为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革命努力。

淡化阶级分析为台海两岸共同庆祝辛亥革命百年创造了条件，但仍然无法绕开辛亥革命同政治正统性的敏感问题 。中国大陆通过纪念辛亥革命强调民族复兴和统一，但对台湾来说，纪念辛亥革命不可回避中华民国的正统性问题，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国的直接后果是成立了中华民国。

台湾仍然称孙中山为“国父”，中国大陆并没有尊称孙中山为国父的说法。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极左时期被称为“救星”）被称作“共和国缔造者”。过去大陆官方强调1949年后建立的新国家的创始人的时候，都会说国家缔造者和革命先烈这类带阶级性的集体名词。

植根于本土的革命

辛亥革命被周瑞锡归为所谓的“突发革命”，同中共后来领导的“持久革命”相对。前者多为否定性，没有统一理论，对革命后新政权没有清晰的设想。他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进步，社会倒退。

周瑞锡说辛亥革命有进步的、民主共和的一面，但还要封建主义的一面。许多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后新的上流社会和 特权阶层取代了满清贵族，中国上流社会和下层民众的矛盾仍然没有得到缓解。

通过对辛亥革命的研究，美国学者周瑞锡认为革命的起源在中国国内，而不应该是海外的革命者，引发革命的根本原因植根于中国国内，而海外的革命者充其量只能利用国内的形势发挥作用。

海外政治反对

这点总结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目前流亡在海外的中国政治反对力量，他们的亲西方和宣扬普世价值被中国当局利用来指其用自由民主的教条在中国造成社会动荡和社会倒退，并以苏联解体和俄罗斯为教训，对国内民众警示海外反对力量的危险。

辛亥革命前夕满清的“新政”激化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而辛亥革命除去凌驾于各民族之上的帝国皇权，中国的社会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也有观点认为，仍然做出超越民族姿态的中共政权在下一场革命中被推翻，中国的民族矛盾必然进一步激化。

辛亥革命中掌握权力的保守势力加入才致使促成满清垮台。在中国政治最近几次动荡中，也都有执政党内部和外部反对势力的互动和配合。例如海外民运势力将体制内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理想化。有评论说，这是中国海外民运的政治策略，即借美化赵紫阳这类所谓的党内进步势力，向体制内发出信号，分化利用中共内部势力，达到推翻中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