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环球时报》今天头版宣布“中国人对越南反感加深”，并发布社评《用两手准备回应越南挑衅》。文中强调：“当前南海之乱，最大的乱源是越南。中国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政策，最大挑战者也是越南。针对越南，中国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是以谈判促和平解决争端，二是以非和平手段回应它的挑衅，用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各种手段遏制它的野心，使其对南海问题保持必要清醒。”
这份中国“鹰派”报纸建议：“中国应清楚地告诉越南，下一次中方的回击，将顺势夺回越南非法侵占的岛屿，如果越南想在南海制造一场战争，中方坚决奉陪，中国完全有力量打垮越南前来攻击的海军舰队，中国不会因为考虑‘国际影响’而对其手软。”
南海问题显然已经成为中国媒体热点，编辑们围绕“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外交口径，分析局势、抨击邻国。周末出版的《经济观察报》即用两个整版摘录学者们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建言，摘要如下：“如果中国要采取行动，应该利用这三年的时间，在美国不予以干涉的前提下，趁越南新锐军备尚未形成战斗力的空隙期，施加压力”。
二
南方媒体今天发布本省最高领导人访欧归来后的最新指示——“加强社会建设为广东当务之急”。根据这篇广东省委机关报头版重点呈现的通稿，汪洋在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时，强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省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在社会建设上还有很多薄弱环节，如果不注意解决这方面的突出问题，就会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会影响广东的长远发展。”
上周四，《南方都市报》也已经从长篇调研稿中撷取最后一段作为重点，在内版播报了广州市长万庆良谈完“数字家庭提升生活品质”之后的社会管理心得：“高度重视维稳工作，吸取增城新塘镇‘6？11’事件的经验教训，切实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维护好群众利益，增强广大居民、特别是外来人口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不过，在《瞭望》看来，事情还不是简单地用一句“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可以对付。这份中共中央机关刊周末载文，集合分析增城和此前的潮州古巷冲突，开门见山：“在一些东南沿海乡镇，外来工与本地人发生群体性摩擦、冲突的频率明显加快。在这些发达乡镇，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公共福利差距，一些地方政府和本地居民对外来工的制度歧视、意识歧视、管理歧视和生活歧视，使一些‘外地人’开始萌发群体性对立情绪。”
据其分析，这些摩擦、冲突，“无直接利益”的特性更加明显：“参与冲突者，跟受害当事人毫无关系；有人明确表示：本来不关我事，就是想泄愤，至于以什么为借口已经无所谓了。甚至，一些事件起因的当事人出来辟谣，证明自己没有被打死打伤，反而也遭到闹事者的围攻、打骂”。
在列举本地人“令人眼红的优越生活”和外来工“无家无恒产”之间的族群鸿沟后，文章更描述了长三角、珠三角发达乡镇的一幕经典情景：“外来工们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出来找‘热闹’……直接参与与本地人的摩擦冲突，或者围观、掠阵的人员中，年轻人是主流，刺激、好玩、兴奋、泄愤，是他们的群体性心态。有外来工告诉记者，看到有纠纷、有人聚集，就很兴奋，上街看打砸、看烧车很过瘾，‘因为平时太无聊了，难得有如此劲爆的场面，感觉像拍电视剧一样，很兴奋，也很好玩。’”
对已经不再为《南方周末》工作的评论员笑蜀来说，选择在《东方早报》发表《新塘镇之乱是未来社会危机的预警》，或许更能畅所欲言。在6月17日所刊的文章中，笑蜀首先说明，最近确有两篇旧文在微博上被反复提到，“一篇是独立学者莫之许2006年的旧文《即将到来的城市内战》；一篇是我2007年的旧文《我所恐惧的城乡战争》。人们旧话重提，显然是因为刚刚发生的潮州之乱和新塘之乱。它们都带有族群冲突的特征，即外来民工与城市土著居民冲突的特征，似乎被知识界如莫之许和我之类的乌鸦嘴不幸言中。”紧接着，笑蜀认定其间最有价值的断言就是“经济收缩必然引爆流民危机”，因为增城新塘之乱正是源自牛仔裤生产线停工一半。
这篇得到凤凰网重点推介的文章认为过去20年的中国盛世只不过是“以巨大社会风险来换取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都以天价维稳强行压制下去，不使其有任何露头的机会。”而现在，一旦经济上出现短板，千千万万“充满挫败感”的失业农民工，马上就会汇入到流民、游民队伍之中，“在此意义上，新塘之乱毋宁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一次预警。”
这同样是《经济观察报》之视角。以“新塘的淡季”命题，这份周报在引用《人民日报》此前那篇呼吁“不同人群和谐共处”的评论时，亦分析认为“该起聚众滋事事件与当地经济状况、用工矛盾与村级管理等问题密切相关”：“淡季持续了快两个月。年轻的工人从早8点到晚11点的工作中突然‘解放’出来，在炎热的夏天里无所事事。如果要为这种愁闷的情绪找一个出口，很大几率就是与治安队之间的摩擦。”
为什么是治安队？《东方早报》在昨天尝试给出答案。客观上，在增城事件中，这份上海报纸担当了过去原本常由《南方都市报》们扮演的异地监督角色（曾有业界传闻称，这其实源自上海宣传官员对广东的报复性部署）。
该报多达三个整版的组合报道，以“棍棒下20年的治安积怨”点明增城打砸烧事件之弊。在详解“大敦村8万外地人长期遭受当地40人治保队粗暴执法与乱罚款”，以及“事发当晚治保队长被指叫嚣‘打死一个外地人也就50万’激发怨气”时，编辑们给出摘要：“‘治保队’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外地人老板交着巨额房租与治保费，打工仔为当地带来了人口红利，但在他们眼中，治保队员‘就是一群挥舞棍棒的土匪’，治安队还制定了一套‘大敦村规则’，并借故疯狂地敛财。政府在抓‘造谣者’与打砸烧嫌犯；民众却在热论打砸烧背后的原因。不过，答案似乎并不复杂，大敦村的外地人与部分本地人一致认为：治保队，太不得人心了。”
在附加的三位学者访谈中，《东方早报》重点记录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桑玉成观点，“不能认为外来人口就要惹事”：“社会管理最重要的思路，恰恰不是需要政府把社会管全，而是需要政府扶持社会自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以不断提高社会的自治能力，使国民共同承担维系良好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责任。”
同于昨日就增城骚乱发表观点的还有《环球时报》，明示“户籍福利，发达城镇应坚决稀释”。在举例说明“一年分几十万”的户籍人口福利后，文章沿用《瞭望》的判断，承认“让外来人口‘融入’当地已成为伪命题，因为外来人口已经在那里成为主体”，然后强调“这样的二元结构已经成为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的‘定时炸弹’，成为中国社会当前追求公平浪潮最先遭遇的突出围堰”。根据这份近来时常切入内政话题的报纸所言，虽然打破沿海城镇二元结构有一定社会风险，“但不做调整，未来的社会风险只会更大”，当地政府应抓紧试点形成政策，“主动建立一个与国家改革方向相一致的社会新管理形态，而非原地打转的一次次爆裂。”
可惜，事发当地官方的一个户籍善后政策也正引发争议。《增城日报》周日刊出警方公告，呼吁市民积极提供此次聚集滋事事件的犯罪线索，其中明确写到，“举报者为外来务工人员，成绩突出的，可获‘优秀外来工’称号，给予迁入增城户口。”《新京报》昨即刊文点评，“户籍制度门槛本身就是激化社会矛盾的潜在因素之一，在一些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关系不太和谐的地方，用户籍奖励举报者无疑有‘伤口撒盐’的效果，如果还想将之用于‘化解’矛盾，恰恰是南辕北辙。”
一番报道讨论之后，户籍改革的老话题也重新找到支撑点。《京华时报》今正发表头条时评，吁请“户籍不应成为制约外来者砝码”：“我们应当朝着撤掉樊篱而努力，逐步削减户籍在社会管理中的权重，而代之以新型的社会管理方法；逐步减少户籍上附着的利益，而代之以新型的调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利益激励机制。”
三
腾讯《今日话题》在编者按中说，当“乳业大炮”王丁棉在某会议上喊出“这是全球最差的牛奶标准，是世界乳业之耻！”的时候，人们还是被震住了。
的确是被震住了。前天和昨天，中国媒体广泛引用这位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对乳业新国标的抨击，而内蒙古奶协秘书长那达木德则作为另一方代表出现，作为卫生部修改牛奶标准的专家组成员，他认为中国奶业的现状要取决于国情，要“考虑到农民散养奶牛的环境现状”。
今日《京华时报》再向“乳业大炮”提供发言机会，由其反击称，“国情说”完全站不住脚，新国标的制定甚至会导致多年前备受争议的“禁鲜令”死灰复燃。这位巴氏奶的支持者再度指控，乳业标准中“一边倒的声音”，是由于被伊利、蒙牛以及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等所左右。而根据这份北京媒体的补充，“中国常温奶阵营以伊利、蒙牛为代表；而与常温奶相对应的是低温巴氏奶，则以三元、光明为代表企业。”
中国乳企的公众形象之不堪，恐怕只有中国男足可以相比，伊利、蒙牛更是众矢之的。一个可以说明媒体“敬而远之”的细节是，当网易需要在新闻首页刊登伊利针对董事长潘刚被举报后的自辩时，专门在标题前加上了罕见的“推广”标签，以示与其编辑立场“划清界限”。
卫生部同样是千夫所指，他们至今还需要面对“黑名单”余波。昨日其网站发布声明，强调媒体近日报道称中国“食品添加剂六成无法检测”不够准确，称现有的2314种食品添加剂均有相应的检测方法，对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残留量的检测管理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并希望社会各界在食品安全标准问题上“提出建设性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