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一方面人们对于改革有着迫切的希望，但在另一方面，许多重要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又是相对迟缓的。就是说，在改革的需求和改革的实际进程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反差。
这个反差来自什么地方？我认为，这个反差是与我们对社会危机的判断、与我们已经形成的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有直接关系的。因此，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也许需要我们认真反思这个关于稳定问题的思维定势。
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过分严重，使得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重，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稳定”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凡是可能影响“稳定”的事情都要暂停，社会中哪怕鸡毛蒜皮的冲突和矛盾都要上升到“稳定”和安定团结的高度。“影响稳定”成了无法担当的政治责任，在民众那里，“稳定”成为一种无需论证的话语。
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一些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有效推进，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说法，如果市场经济也有好市场和坏市场之分，那么，走向坏的市场经济的那些因素不但没有减弱，甚至有的方面还在强化。更重要的是，在经济领域之外，“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使得整个管理层谨小慎微，畏首畏尾。
这样一来，许多事情，特别是重要的改革举措被延误。在改革的过程中，时机和顺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事情，在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会说很多条件还不具备，能拖就再拖一拖。实际上却是把这个问题拖到了解决条件更不好的时候。我觉得，在中国的改革中，很多状况都如此。事实上，越拖到后来，我们就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更大的代价。比如现在当我们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有人会觉得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会有一定的困难和风险，可以往后放一放，但放到什么时候？也许多年以后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感觉：这件事还不如在2007年就解决了，2007年做这件事的条件应该比现在还要好。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社会现在要重新思考的重要问题，就是稳定的问题，要形成关于稳定问题的新思维，并在这个前提下，用坚定的自信来推进改革，造就社会的活力。
客观地说，“稳定压倒一切”思维定势的形成，不是没有原因的。比如当苏东剧变的后果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对危机和不稳定的担心也成为一片阴霾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改革进入利益重新分配的时期，某些改革措施实际上异化成了掠夺财富的战争，社会矛盾在不断增加或显现。于是，社会中也开始形成一种危机式思维。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就有研究报告称，10年之内，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危机，甚至还非常明确地说，还有7年。我知道，这些学者也是好意，是想促使政府正视某些问题，尽快采取措施解决，但这样的结论无疑强化了对危机可能性的过分估计。另外还有一个所谓2000－3000美元是矛盾多发期的说法。其实，在国际学术界这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说法。不错，在有的国家的确存在类似的现象，但如果分析其原因就能发现，那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民主和参与的要求就会增强。但在我国，近些年来尽管经济发展很快，类似的逻辑并没有出现。一些社会矛盾增加，与其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我们工作中某些迟滞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要重新看待和认识与稳定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首先，是对于社会稳定要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对此，我一直有三句话。第一句，经济快速发展；第二句，政治基本稳定；第三句话，社会矛盾突出。我们应当正视这个现实，但对这些社会矛盾的性质与特点，要有恰如其分的把握，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对其性质估计过分严重。我认为对于这个社会当中的大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基于这一点，我想用“秩序问题”来代替“稳定问题”，我们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新秩序。
我曾在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当前的社会矛盾确实是增加的，但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实的社会抗拒形式，可能不是民众造反，而是破坏社会治安。10年的时间过去了，可以说，这个判断大体得到了印证。
为什么在社会矛盾不断显现的今天，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我觉得，我们必须重视中国社会结构弹性这个重要的、但又往往被人们忽略的因素。不能否认，我们这个社会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在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时刻化险为夷。这里所说的严重危机包括19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1960－19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动荡。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迅速增长，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社会结构的弹性。但在我们的社会中，过去一直有一个倾向，就是对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往往过分地高估，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本身的弹性却往往过分低估。
仔细分析，这种弹性的来源是多方面的。第一，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得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处理社会代价的空间。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为什么没有造成社会的严重动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个因素现在也仍然存在。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将矛盾或危机分散化的效应。过去各种矛盾都是直接面对政府，现在不一样了，劳资冲突是面对资方的，小区维权是面对开发商或物业公司的，即使涉及政府，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连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涉及不到。第三，经济的发展为解决和缓解许多问题提供了条件。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增多了机会。这些机会的增加，增强了社会的自愈能力。第四，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就目前的社会情况来看，政府的手中还拥有相当的资源。这种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将之用于救急，用于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第五，在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出更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这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第六，精英的联盟及其定型社会力量的形成。整个1990年代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体制对社会精英进行了成功的吸纳。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一种结构背景下，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是很难发生的。第七，“市场主义话语”的形成。在这种市场主义话语中，金钱和财富被视为最终的价值和标准，并将是否能够获得金钱与财富看作是个人能力的结果。在这样的一种话语环境中，尽管一些人感受到社会不公，但大多会将自己所处的不利境遇，看作是自己个人能力不济的结果。这样的一种话语环境无疑可以有效地消解社会不满和抗拒意识。第八，改革开放的30年中，政府在处理各种危机和矛盾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虽然这个经验不能过分地高估，但是现在的政府处理一些问题上还是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这一点我们应当肯定。
上述判断并不意味着否认当今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对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定位。在最近几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往往是主要的原因。而这些矛盾和冲突基本都是因利益的问题而引起的，或者说是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大约5年前，我也曾经提出过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进入利益和利益博弈的时代。这是我们理解上述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基本背景。现在我们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利益矛盾。而现在我们将其作为群体性事件加以防范和处理的，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利益博弈。当我们将这些利益博弈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时候，正常的利益博弈中断了，能够及早暴露社会问题的机制被消灭了，结果是问题的进一步严重化。必须看到，准确定位冲突的性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多少年来，我们往往将这样的冲突与矛盾人为地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当前我们社会中许多冲突的内容本身是很简单的，就是利益的问题，不存在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利益时代，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利益博弈是利益时代中的正常现象；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矛盾和冲突将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方式解决的，演变成足以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是很少的。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消灭这种现象，而是要为这种现象的发生设立规则，要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的方法。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
总之，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我们要准确地判断中国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地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在这个前提下，增强我们的自信心，一方面形成柔性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形成体制对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容纳能力，形成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化手段。另一方面，不能用这些冲突和矛盾来吓唬自己，而是应该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包括适时地推动一些关键环节的改革，而不是用旧的思维来延误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