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9日参加“锵锵”节目谈郭美美话题，我犯了一回众怒，播出翌日，朋友密集转告：老兄你惹事儿了。关键一，不提红十字会；关键二，指围攻涉嫌“文革”遗风，总之，犯了众怒了。友人急劝我出面说清，我于是仿佛看见人群围拢来。播出去的节目，事后再辩，有用吗？“众怒”的要害不是“怒”，而是“众”——某人对我有怒，别吱声，今众人对我有怒，傲然不应可就不好了。
我确实鲜少上网，也不戴“围脖”，那天到录播室这才听说炫富一案。窦文涛先说及群众愤怒的重点是在红十字会，问我怎么看。我说：我对炫富毫无兴趣，或可谈谈事件背后的现代传播；红十字会更不想谈，因我从不相信官家，尤其是冠冕堂皇，挪了国际牌子和道德名义的机构……“锵锵”的节目通常对已在热议的网络事件与公众意见，不再复议，而在事件背后试着寻找若干可议之点，展开谈话。所以略一开场，即转入微博之类极易使某人曝光也便引致围攻的话题。这时——也可说临时——我忽而想起“文革”。原话怎样说的，因我不收看电视，此刻不很记得了。
一场关于郭美美事件的谈话节目，不谈炫富，不谈红十字会，反而议论现代传播的双面刃、又扯到“文革”遗风，关注此案的群众看了，当然会愤怒，至少，难以接受。内陆电视不可能公开转播，“锵锵”虽不过是娱乐性质的聊天，也多少属于明面媒体的舆论，谁不愿从中得到若干正面回应呢？所以翌日当我得知部分网民的愤怒，明白我的说话与此案的语境，发生错位了，如通常所说：“伤害了群众的感情”。
为什么我对炫富不感兴趣？这好比我对餐馆里一桌桌过于铺张的剩菜，无话可说。穷了几十几百年的国民，一朝富了，你拦不住有人要来招摇，一如饥饿的记忆潜伏及今，管不住众人点菜时，狠狠报复那粮票油票的年代，总之，都是对匮乏记忆的集体性心理报复，兼以自我放纵。时隔几十年，上几代记忆还会有作用么？这就是集体潜意识，不但隔代遗传，且会铸成集体基因，传给对历史几乎无知，也毫无兴趣的下代：某些下代眼瞧上代的寒碜劲儿，得了钱，就会本能地报复。
为什么我不愿谈红十字会？因为不相信，一如今日的大学，无非官场，无非官僚。我的不相信，还包括对历来监督它、改变它的所有可能，深刻地不相信。今岁，我所辞职的大学迎来校庆，好几家媒体要我说几句，我谢绝了：有何可说？说什么？说了而即使是发表了又有什么用？此所以近年除了上“锵锵”，我不再接受其他电视台采访，也不再公开谈论教育问题，深在理由，都是不信任、无所谈。我知道，不相信，不说，已在下风，已是下策。可是网民也从来处于下风，从来只有下策，如今有了“围脖”，惟整天调弄巴掌里那枚小手机——幸亏还有手机。
所以在公众舆论止于手机的目前，我忽然扯到“文革”遗风，实属错位。我为此难过，同情于网民的愤怒。这是需要捍卫的愤怒，一如我们不得不握紧手机，表达一点正义、表达一点愤怒——虽然仅只是表达，仅止于愤怒——的私人权利。
我愿以这篇小文先来说明我何以不谈炫富、不谈红十字会。下一回，我愿说说何以坐在演播室的一瞬，忽而念及“文革”的群众。李承鹏先生对我的驳斥，我读见了。他说得对：“文革”的自上而下闹，不可与今日公民意识、公众舆论相混淆。我因此欣悦“文革”已被今天的年轻人看清。但愤怒网民的年龄恐怕多半七零后，对“文革”的祸源虽有认知，毕竟不曾亲历“文革”的祸象：历史，是由无数细节所编织。我将说一点“文革”的小故事，是的，自上而下，结果呢，变成自下而上、上下不分的闹剧、悲剧和惨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