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是文史专家雷颐集大成的一部文史精选，其中基于他几十年学习、研究历史所养成的“历史性思维”，冷静客观地分析了辛亥革命之所以突然爆发的复杂原因，从而得出环环相扣的学术论断：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
“抽心一烂”的末世专制
满清王朝回光返照式的“同治中兴”，直接归功于曾国藩等人拼死镇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进而初步开启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然而，正当曾国藩竭诚报国并且功成名就的时候，他的亲随幕僚赵烈文却预言了满清王朝的历史宿命：“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关于赵烈文这番话，雷颐给出的解释是：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赵烈文估计，今后会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50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当对晚清这段历史了解越来越细、越来越深时，重读此事，不能不佩服赵烈文眼光的老辣。
事实上，赵烈文眼光的老辣，仅仅限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正统儒教汤武革命、改朝换代式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循环，也就是雷颐所说的纵向维度的“历史性思维”，却严重缺乏既全球化又现代化的开放思维。他说出这番话的时间是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元1867年7月21日。一年之后，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平生第一次觐见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同治皇帝。直到此时他才初步意识到，满清王朝其实早已经“抽心一烂”。只是这种“抽心一烂”并不是赵烈文所说的“主威”弱化的“根本颠仆”；反而正是这种“主威素重，风气未开”的皇权专制体系，通过“逆淘汰”的统治权术和用人制度，直接扼杀了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以至于整个朝廷连一名足以力挽狂澜的皇室成员和忠良大臣，都找不到了。
尽管如此，曾国藩、赵烈文以及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等人，依然把维护专制统治的希望，一相情愿地寄托在超稳定的传统农耕文明，尤其是正统儒教神道设教、愚民自愚的天人合一、政教合一、家国合一、忠孝合一的惯性思维，以及与其相配套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等级森严、高度僵化的“主威素重，风气未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在9年前的1858年10月8日，就在写给恩格斯的书信中以既全球化又现代化的开放眼光，把中国的满清政府和日本的将军幕府在西方炮舰打击下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形容为“门户开放”。在他看来，除欧洲以外，“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
马克思的预言很快在中国的近邻日本得到落实。1868年4月6日，日本明治天皇亲率文武百官在京都御所紫宸殿，向天地神明郑重宣誓道：“我国即将进行前所未有之变革，故朕躬身先众而行，向天地神明宣誓，定斯国是，立万民保全之道。盼众卿亦念兹在兹，同心戮力。”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改革开放，由此正式启动。但是，一直以天朝上国、老大自居的中国统治者，即使因为两次鸦片战争而付出割地赔款的沉痛代价，也依然不愿意主动放弃“主威素重，风气未开”的皇权专制体系。1889年2月，18岁的光绪皇帝于大婚之后开始名义上的亲政，朝廷大权依然把持在幕后训政的慈禧手中。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在1894年7月25日爆发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被后来居上的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满清王朝的制造革命
1894年9月下旬，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书信中认为，刚刚发生的中国与蕞尔小国日本之间的甲午战争，将成为中国近现代化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社会“被迫欧化”的改革开放，是“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是全球化的人类共同体中值得肯定的一种文明进步。但是，正如马克思1858年既全球化又现代化的改革开放预言，在中国社会基本落空一样，恩格斯所说的“被迫欧化”，在中国社会同样没有顺利展开。当一部分朝廷大臣以战争失败为借口，请求慈禧太后中止为操办60大寿而挪用巨额军费扩建颐和园时，慈禧太后表现出的依然是“主威素重，风气未开”的精神面貌和思维惯性；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的闭关自守、全盘排外的原始落后思维和狭隘顽固心态：“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慈禧太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898年也就是旧历戊戌年6月，光绪皇帝按照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实行维新变法。被恭亲王奕斥为“广东小人”的康有为急功近利而且利令智昏，竟然与谭嗣同等人密谋采取武装包围颐和园的方式，发动一场废掉慈禧太后的宫廷政变。64岁的慈禧抢先一步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光绪并且诛杀谭嗣同等人，再一次用血的教训向世人宣示：“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1906年9月1日，满清王朝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对于朝廷这种顺应民意之举，善良的国人表现出的是万众欢腾的热烈情绪。一些大城市的政、学、绅、商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地集会演讲以示庆贺。人们自发撰写的《欢迎立宪歌》，表现出对于朝廷的尊崇拥戴和对于革命党的坚决反对：“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
然而，满清王朝并不珍视这种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9月6日，朝廷颁布改革官制上谕。11月6日，朝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由于此前一直在形式上予以维持的满汉平衡被粗暴打破，使得国人对于朝廷是否拥有立宪诚意表示怀疑，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说是“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政界之难望，今可断绝”。远在日本东京的梁启超，在写给康有为的书信中不得不沮丧地承认说：“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1907年初，梁启超在公开发表于《新民丛报》的《现政府与革命党》中，进一步写道：“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满清朝廷认为，日本宪法强调“君主大权”最合己意。也就是说，以日本为“典范”的意义主要在于“皇权”依然至高无上。在1908年公布的《宪法大纲》中，“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相应地大大缩水，从而遭到立宪派人士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公开指责其为“假立宪”、“伪立宪”。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立宪派连续发动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朝廷就是不肯妥协，反而越来越激烈地采取镇压手段。于是，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随着立宪派人士对于满清朝廷的立宪诚意丧失耐心和信心，1911年规模不大的一场官逼民反的武昌起义，便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官逼民反加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距离赵烈文预言的50年还提前了6年时间。
按照雷颐的说法，“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颇有人对清政府的“新政”、“立宪”被辛亥革命“打断”而深感遗憾。但是，发动辛亥革命的革命党最后能够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的帝王专制，自然有许多深刻的原因；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掌握改革开放主动权的满清朝廷，不愿意主动放弃“主威素重，风气未开”的极权专制体系；从而通过一系列失信于民甚至于官逼民反的劣质暴政，直接“制造”了想通过汤武革命而一举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应当说，满清王朝官逼民反的劣质暴政，是辛亥革命的第一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