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一旦中国转进了新航道，人们蓦然回首，一位先驱赫然在目：陈子明。他奉献上自己的全部生命与心血，在中国这艘航船上，镌刻上了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
陈子明势将长存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史上。
正如他的合作伙伴王军涛所说：“我和子明做的事情，是全世界的反对运动，除了打游击和武装革命没干过之外，我们全干了。我们读了学位，我们办了学校，我们打了选战，我打的是北大的选战，他是中国科学院当选（代表）的。我们办了刊物，我们办了研究所，我们办了民间智库。就是你能想到的，我们全都做过。”
在中国，创造政治
所有上述陈子明们所做的事情，一言以蔽之，就是从没有政治的地方创造出政治来。
在陈子明投身政治活动之初，中国社会，尽管政治口号震耳欲聋，铺天盖地，但严格说来，并不存在真正的“政治”。那里存在的，只有统治。当年，中国政治对于国民是封锁的，政治精英或党政官员垄断了政治活动空间，严格禁止其他人染指政治活动。政治领域对广大的其他社会成员来说是封闭的。信息封锁，国民缺乏任何自主表达自己权利和利益的空间。他们每个人的位置和人生道路，他们的命运，早被统治当局规定好了。像一群庞大的无个性的蓝蚂蚁，各就各位，无魂无欲，无声无息，随波逐流。全国只存在唯一大脑，所有国民，只是服从其命令的螺丝钉和驯服工具。虽然“政治挂帅”被叫得价天响，它表明的，却是政治仅仅被高高挂在“帅”府。而帅府之外的中国社会，政治阙如。
于是，陈子明，成了中国当代政治的一位创始人。
如何使真正的中国政治诞生？那是当年中国先知先觉仁人志士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作为开创者，陈子明们所做的，是在极端艰困危险的条件下，顽强地抗拒自身被溶化到党-国体系内；竭尽全力在体系外撑起一个舞台，发出不同的声音，开辟一条新路，竖起自由的旗帜。虽然受到重重打压，仍屡仆屡起，从无到有，并率先打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旗帜，发展出可见可闻可触的公开的制衡性政治力量。
要言之，陈子明刘晓波们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创造“政治”。这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功勋。
马克斯. 韦伯曾指出：“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种性质是绝对重要的：热情(Leidenschaft)﹑责任感(Verantwortungsgefuhl)﹑判断力(Augenma-β)。”陈子明其人，非常典型地凸显了职业政治家的这三项人格特征。
就热情而言，从1975年介入政治以后，四十年如一日，陈子明对中国民主转型的不倦热情，终生贯注，在弥留前的病榻上亦未曾稍减。
在当代中国，因基本正义感而一时冲动卷入某事件的“政治票友”，历来不乏其人；但往往闪如流星，转瞬即逝。但是像陈子明那样，场场从不缺席，多朝元老，百折不挠；历代中坚，坚韧不拔，负责到底，绝不因风云转换而在其政治生涯宣布“缺席权”。其责任感，卓然醒目，夺人眼球。陈子明从一开初就是依据责任伦理的准则而行动——作为一位中国1949年之后破土而出的第一代职业政治活动家，他清醒地意识到对自己行动的可预见的后果负有完整的责任。这在其同代人中罕有其匹。
他从不因为自己政治目标的纯正高尚而不计得失，不顾后果。他会在行动前谨慎评估政治行为的后果，预见风险之大小，预估行动的代价，从而决定应否行动以及如何行动的方略。行动之后，绝不会自我豁免其应当承担的巨大责任。
政治责任、政治过程、政治手段、政治代价，这些都是他念兹在兹深以为重的东西。
他很早就直觉地意识到心志伦理(Gesinnungsethik)和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的深邃对立。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绝不因为自己的目标是正当的，就把其后果交付命运、交付上苍，如遵循心志伦理准则而行动者所做的那样。他殚精竭虑要估算后果，要对自己行动的可预见后果负起全责。因此，责任伦理已成了子明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和浑然不觉的本能了。
此外，子明从来未曾有过中国文化中士大夫清流回避政治的那种“洁癖“。众所周知，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特别是在“清流”的士大夫传统中，有一种视政治为“肮脏”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实际上，以政治为志业，与其他职业场，如学术、商业、艺术……一样，都有肮脏的人和事，也都有干净的人和事。职业并不是肮脏的构成要素。子明一开始就把这点想得很透彻，并且身体力行，坦荡透明，以自己的行为方式来扫除雾霾，净化中国的政治空间。
质言之，陈子明是红色中国时代第一位自觉的反对派职业政治家。
如何创造政治？
在早岁的1976年四五运动中，在1980年高校竞选运动和民刊运动中，在1986年学潮中，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中，在1990年代的体制外民主活动中，在21世纪初以“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政治反对派”的身份进行的自由主义理论阐释活动中，他都出色地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
作为一位在无政治的极权社会中催生现代政治的陈子明，与民主社会的政治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其政治实践中的高度创造性。
在当代民主社会，有一套成熟稳定的程序，进入政治过程是有章可循有路可达的；而在极权社会，民间政治的诞生则是从无到有，有志者必须在漫漫的黑暗中摸索，无中生有，风险极大，身系囹圄乃至匮乏基本安全是是其生命的常态。其中的艰难困苦，酸甜苦辣，是正常社会的人难于想像的。
子明是在一个既不存在东欧和前苏联那样的宗教传统，又不存在两蒋时期尚有私有产权及某种程度的民间社会的条件，而是在铁桶一般的毛氏极权统治下，开始他最初的政治活动的。
那是一项随时会赔上生命的高风险抉择。
客观地说，陈子明面对的挑战要比前苏联、东欧和台湾的同道们严峻得多，困难得多。他需要在一条完全没有路的荆棘丛林中开辟出一条路来。这就要求他具备两方面的天赋：既是在一位前现代极权社会赋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先行者，又是一位现代社会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职业政治家。
子明及其同仁以高度的创意、精妙的政治技巧和卓越的商业才能创造了一种新的组合模式，开展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推动宪政的实践。在现代世界史上，堪比1956年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堪比19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签署群体，堪比1980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它虽被坦克所摧毁，但却载入了历史。
因此，就创造性而言，即使是与先期而行的各国政治异见者比较，子明也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考诸陈子明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破土而出，充任演讲者与谈判者“小平头”的角色，考诸他在1979年创办民刊《北京之春》的作用，考诸他在1980年高校竞选时预先与各高校同道的周密谨慎部署以及之后他作为社科院研究生院候选人参与政治竞选的成功实践，考诸他1981年与姜洪创立“就业研究组”继而在1983年发展成的“国情组”到“北京经济研究所”，直至终于成立实质独立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其前身为“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以及其衍生兄弟机构、“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等）的渐进式创造性，考诸他1989年发起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的力挽狂澜之举，考诸他出狱后参与发起的几次重要的知识界签名活动，考诸他与何家栋创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不难看出，中国近四十年来的转型及危难时期，自始至终，陈子明几乎每场必至，运筹帷幄，赢得了“多朝元老”的声誉，蜚声海内外。
上述这一切形形色色的政治行动，人们发现都有一个共同性的核心困难：在一个全权主义控制的社会中，组织如何可能？确切地说，体制外的公开组织何以可能？
只有想像力和创造性的实践智慧破土而出，才能打破禁局，在黑幕下划开口子。
而无论是国内或国外的先驱者的经验，都很难帮助人们解决这一难题。
年龄较大的中国人都记得，在毛时代，秘密组织、地下组织几乎都被强大的无孔不入的极权力量消灭了。那些组织者给一般民众留下的印象，只是布告栏里人格侮辱式的漫画般的勾勒宣判以及绝密档案里的永不见光的蛛丝马迹。它们如暗夜中的流星坠落，基本上不具有传承性和连续性。这是1978年之前无声的中国民间组织的总体图景。
其次，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奇迹般获得的突破及其公开经验，譬如，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七七宪章运动，以至更早的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等等……。这种在极权社会中获得的突破，产生的经验，几乎都是一次性的，不可复制的。一旦出现过波兰团结工会这种形态，由于其对其他共产政权的警戒效应，在极其敏感的且针对性极强的今天防范措施下，其他共产国家就很难再产生团结工会了；一旦捷克产生了七七宪章，匈牙利出现过裴多菲俱乐部，再复制它们就相当困难了；即使复制出来，其产生的影响及其寿命都不可能与母本同日而语了。简言之，这些都是在世界史上不可重复者，是一次性事件。
子明的创意是，从“不可能”中发现“可能。
鉴于上述原因，要在共产国家的体制之外成立自己的组织，每一次都必须创造，每一次都必须赋有在“不可能”空间中发现“可能”的想象力，每一次都必须具备“无中生有”的行动技巧。
“无中生有”这就是子明及其同仁所作的事。它需要非凡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历史创造力。但他们竟然做成了。虽然历经艰险曲折，虽然付出惨痛代价，毕竟，它们已经留在了中国现代史上。
我们回顾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
邓小平在中国发动的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实质上是极权国家政治权力收缩的过程，意识形态弱化的过程，也就是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党-国”体制到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的过程。即，政府向社会放权。政企分开：政府将经营权、决策权、人事权下放给企业，将大部分经济权力下放给社会。其次是中央政府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在干部管理、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方面，在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方面，在税收、财政和金融方面，改革开放后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大大增加。最后，政府对公民的管理逐渐放松，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有所增大。
这一放权过程产生了日益强大的内部张力，原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中共全权控制的社会结构已经难以承受这一沉重压力了。于是，这一张力促使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80年代后中国的民间社会开始复活。
而民间社会的复活及其迅速膨胀，是以民间组织的出现为主要标志的。
不难理解的是，处于这种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向后极权主义（Post- Totalitarianism）进而再向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转型的历史阶段，中国大陆民间组织的破土而出，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历史过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破土而出的各类组织，如我们大家所经历过的或观察到的，常常带有原“党国”体制的胎印，从而呈现出多元混杂、非驴非马的过渡形态。并且各自生长的故事也异彩纷呈，少有雷同。倘若仔细辨析，可以发现，各种组织社团与体制的亲疏、远近是各各不同的。
如果我们把当年各社团组织对于党-国体制的依附性与独立性伸展为一道光谱，体制在左侧，非体制在右侧。人们可以发现这是一条很长的光谱。也就是说，各种社团的形态千差万别，多元纷呈。
这里的所谓组织，不包括企业（私营、外资、合资、国营），是不以营利为目标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有点类似于国际上的所谓NGO（非政府组织）。基本上是指民间的服务性组织，它们较少或基本上不享有国家的经费资助，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有偿性服务，或通过有关的国内外的基金会或民营企业支援而运转.譬如，环保组织、家庭教会、商会、工会、农会、消费者协会、运输户协会、店主协会……等等。八十年代后期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在文化系统、知识界内的一些创造性的组织与交往合作方式，如：研究所、编委会、杂志、报纸、书院、中心、函授大学……等等。
在这些公开化组织中，陈子明主持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及其衍生物，何以脱颖而出？
检测上述各社团组织对于体制的依附性与独立性的长长光谱，不难发现，排列在光谱最右边的，正是子明他们的社团。
因此，独立性民间性，这是子明他们团队最显眼也是最危险的招牌。
何以至此？答案就存在于其诞生发展过程的那些具体而有创意的故事之中。
其中的关键词是：“挂靠”。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词。
何谓“挂靠”？何谓“挂靠单位”？
在当代中国，所谓“挂靠”，名义上，它是中国体制内单位的向外延伸，是在“党-国”内难于自主生存的组织通过注册为某一体制性单位的下属机构的名义而获得生存权。实际上，它却正是对中国特色的“单位制”的一种弱化方式。
如所周知，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制度下的所谓“单位”（工厂、学校、机关等），并不像现代社会的公司、企业，它并非一种纯粹的经济组织、并非主要追求盈利的群体。它其实是中国国家政权体系的延伸。中国当时所有在职人员必定在某一单位控制之下，从他（她）的经济、政治、道德训导、到教育、文化，直至每一职工及其家属的生、老、病、死，无所不包，无所不管。单位是代表国家机器监控个人及其家庭的细胞组织，是政权的执行机构之一。在毛时代，国家是唯一雇主，单位是其分支机构。某人若被开除出单位，就意味着丧失生计，甚至饿死。因此，单位对个人具有极其强大的控制力。中共的政治监控体系在城镇主要就表现为单位制这一庞大网路。在毛时代，中共绝对不能允许有其他组织与个人独立、自外于单位制的天罗地网之外。
所谓“挂靠”，就是把一个原本不可能合法批准的组织或社团纳入到一个正规单位之下，名义上是把另一个合法的、可靠性较大的国有企业认作是自己的上级单位。实质上，是一个非正统组织被荫庇在一张红色保护性大伞之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社经所经由挂靠过程获得的高度独立性，如所周知，陈子明的夫人王之虹女士起了关键的作用（各种的曲折和甘苦请见王之虹文）。陈王伉俪，高度契合，作为夫妻，作为工作伴侣，在几十年的风雨中，已经完全一体化了，堪称中国知识群体中的绝配。
如此，所谓“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所谓“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就是这样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不起眼的挂靠过程，在一些非正统的社团之中及之间，逐步生长起来的。而八十年代的“挂靠单位”这一郊外草地，在静悄悄之中，确实繁衍出了众多奇花异草，成为当年社会中最富于生气的因素。
（注：当时还有种种不同的挂靠方式。譬如笔者在华东理工大学创办一所文化研究所，就处于该光谱的中间色彩段。它挂靠在该校，成为一所赋有相对自主性的机构，在研究人员招聘，研究课题的确立以及研究经费的使用上，我都具有自主权。不久，我们又创办并主编上海《思想家》杂志，并挂靠在研究所，这一挂靠关系就更加松散了。此外，还有当年挂靠在首都钢铁公司名下的关于法制方面的研究所，记得有张显扬、张宗厚等学者参与，等等，也大体属于光谱这一中间段……。总之，当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社经所：自主性的诞生
然而，环顾全国，比较各类的以挂靠为生的社团，林林总总，在我看来，陈子明王军涛及其同仁所创建的社经所是走得最远的，独立性是最强的，管理是相当专业的，实际操作上也是最有效率的。其中原因恐怕有三：第一，财政独立，第二，相对于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流行的时髦思潮，他们有意识地发掘和坚守并不趋新的自由主义主流，第三，奉献和牺牲精神。
自己给自己当老板，这是社经所团体生气勃勃，自主自立的基本条件。他们实现了自我筹资、自由选题、自主发表，为具有独立意识的学者提供从资料、经费到报刊发表、出书的一条龙服务。建立了一个分工合作、资源分享、统一调配（例如以畅销书的利润补贴可能赔本的学术书），以强大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综合体.在系统各经营机构之上设立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基金会。由于有了一定的财政保障，因此在从事各项学术、社会乃至政治活动时就显得游刃有余，不受掣肘。
中国知识界对于自由主义重新召唤，虽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蔚成规模，但其实在八十年代已经初露端倪，而社经所团体则是重要阵地之一。九十年代海内外的自由派人物中，不少人或深或浅与社经所团体发生过联系。实质上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六四事件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精神关联。
社经所团体是多年有心改造中国的一批理想主义者的组合。正如陈子华女士所说：“当局将社经所视为’三朝元老’也并不奇怪，因为社经所团体的成员几乎参与了中国1976〞1989年间各个阶段及各种形式的民运活动和民间活动，包括四五运动、北京之春运动（民主墙和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丛书热、书院热、研讨会热、民办研究所热、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造势、80年代的历次学潮以及八九民运.”这使它坚韧不拔，历久弥新，屡仆屡起。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努力是，社经所团体活动并不限于京城一隅，而是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全国各地。
社经所旗下设有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和北方财贸金融函授学院两所民办大学。在1989年学运前夕，他们把这个研究所变成北京社会与经济研究基金会，同时筹备延安发展基金会，设有社会学部、经济学部、政治学部和心理学部，并在延安、山东兖州和蛇口设有三个实验基地，进行社会实践和培训。
当时，远在上海的笔者，也应邀担任了他们团体——社科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几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和小型学术沙龙。
事实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民间社会，社经所已经具有全国性的影响了。
简言之，社经所团体的同仁创造的这种组合模式，用子明的话说，它是“以政治为灵魂、以文化为形态、以经营为后盾、有独立意识和既定目标的自觉的民间团体。”这一独立的民间研究所的组合模式倘能存活、发育起来，对于公共空间的出现，对于民间社会的生长，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果更进一步生长，在适当的社会氛围下，它会演变成准政党式的胚胎。
然而，命运之神骤然在一夜之间掐断了这一勃勃朝气的生命体。正当社经所团体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1989年“六、四”凌晨的铁甲轰鸣给它画上了血色的句号。
囹圄研究院：思想家的诞生
六四之后，子明以秦城监狱为他的研究院，开始了他生命的第二乐章。
子明在狱中经多年博览群书，沉思冥想，淬火精修，孜孜致力于写作。最终结集为煌煌十二卷巨著，一举而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位接通地气的独特的思想家。
子明早在1989年之前，就着有《西方文官系统》，《职位分类与人事管理》，《现代政治学导论》。出狱之后，他愈加勤奋，又撰写了《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阴阳界——陈子明王之虹书简》，《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三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等；译著有《波普》，并主编过《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青年理论家文稿》辑刊等。
益显精彩的是，在狱中及出狱后的十几年，子明以王思睿、喻希来、吴紫辰、沉延生、华伟、于鸣超、丁超、何明虹、王子雍、陈大白、高健杰、洪民、董罗民、郭奈仁、余韧、之民等笔名，发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论文和译文百余篇。子明以此为机缘参与了中国的思想争锋。他对新左派、新毛派、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威权主义等左右翼反宪政思潮展开学术论战。在此后的十几年中，就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史、文明与文化理论、宪政民主道路、国家治理模式等，他写了几百万字。这些呕心沥血的论著，几乎篇篇耐读。其中，没有玄妙空蹈脱离具体场景的冥思苦想，而是充盈了实践家生命体验的悟性和学问家广采众长的渊博。
我这里要特别指出，作为一位有高度自我期许的成熟反对派，陈子明的这些著作，并不仅仅是对现实政治的负面的批判性论述，其更大量的内容，是对改造中国的正面的建设性规划。他自己前半生的丰富的组织和管理的经验，揉合并参照了世界各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路径，提出了很多深思熟虑的国家大政方针的设想。翻检他的篇章目录，阅读他的一篇篇论文，不少篇章，俨然似在野党的竞选政纲。
比如，他对“州政中国”的探索，就深具独创性和某种可行性。他依据自己对中国行政区划的长期研究和当代中国实际状况的调研，提出以“州”为中国地方自治的单元。事实上综合和修正了孙中山等政治家一直到学者吴国光等关于“县政中国”的主张，吸取了其合理的设想，同时根据现代中国行政区划管理结构沿革的实际，做了一些实际可行的调整，从而深具启发性和建设性。
1976年发生在北京的“四五运动”，是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而陈子明对该事件的长篇研究，可以断言，是“四五运动”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文本。这不仅是在于他正是那场运动的演讲者“主犯——小平头”，同时也是广场民众与当局谈判的惟一代表，而且事后相近调查和访问了双方的在场者。因而，子明具有历史观察者与历史当事人的双重身份。更重要的是，在这两重身份的不断转换与对话中，他获得了一个特殊的、他人无法替代的角色，同时也使这一研究具有了惟一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对于在中国本土是否可以挖掘出民主的资源，子明做了相当深入的梳理，对有关的众多思想理论他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评估，得出了他自己的谨慎的结论，指出“其一，在中国本土虽然不乏潜在的民主资源，但毕竟没有原发自生出根深叶茂的民主大树，没有形成源远流长的民主传统；其二，如果要向中国移植民主，通过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不难发现有助于民主发育成长的本土思想和制度的资源。然而，近来有些学者强调’本土资源’，并不是要帮助’民主在中国’的实现，而是要培育’中国特色’的’另类民主’。”（陈子明何家栋《民主在中国的本土资源》）在学理上，这一结论有相当的根据；在实践上，它也带有某种引领性的功能。
子明的研究涉猎的范围有很多，而且绝非浅尝辄止。譬如，对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民族民主主义的研究，对中国几部宪草宪法的比较研究，对中国革命及其反对派的研究，都是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品格并且富于深刻的洞见。所有这些，是子明的珍贵思想遗产，值得我们仔细梳理和探讨的。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在此一一述评，希望将来有机会做一个全面的研读和评论。
殉道者的精神遗产
陈子明的逝世，是中国重要的当代事件。
作为一位创造者，他参与创造了当代中国的真正政治。
作为一位组织者，他组建了社经所及其衍生组织等多个政治性和文化学术的独立社团。
作为一位思想者，他在牢狱中以及牢狱前后的十二卷著作，将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一位殉道者，他以受刑入狱而为中国现代最重大的事件1989年民主运动的道义辩护，彰显了为民族承担大苦难的崇高德性，从而升华至中华道统的“立功立言立德”的不朽境界。
他的离去，是中国宪政事业的损失，是中国自由思想界的损失，更是中国精神领域的损失。
他的政治事功及其思想，已经进入了历史中国，同时，必将进入未来中国。
在转型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基本形态中，人们会发现先驱陈子明无所不在的踪影。他将成为塑造未来中国制度形态的建国之父之一而身列庙堂。他的精神遗产，将辉耀悠远绵长的中国文明。
（本文于2015年5月应邀为《殉道者——缅怀陈子明》 撰写于大华府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