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代人的历史记忆中，有些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事情虽然只知道一鳞半爪，但是感受特别深刻。在1980年代初期，我读到美国记者塔德·舒尔茨写的《“布拉格之春”前后》，书中写到1968年8月21日清晨苏联坦克包围了布拉格电台大楼，几百名捷克青年正在以自己的身体阻挡坦克继续前进，在7点35分的时候，女播音员说：“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播音员的声音，不要相信他们的话！”这位记者说他感动得快要落泪，而他女同事的热泪早已簌簌而下。这种感受成了一代人的情感洗礼，多少年来的风雨磨洗不掉，东欧的前世今生就这样潜伏和流动在我们的血液中。
20年来，在中国一直关注和研究东欧各国政治转型的人恐怕不会太多，因为热点总会转移，敏感度总会有变化。但是，只要是真正的关注，必定带有延续性。构成这种关注的核心理由是什么？或者说，作为从1980年代末走到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重大的理由应该对东欧社会的变化保持关注？这种关注不是仅仅从被允许传播的国际新闻中获悉某种信息，而是怀有某种坚定的信念或焦灼的希望而深入了解、刻苦研究。这种关注既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呼唤：对青春时期理想的承诺，更是对下一代的未来的承诺；对反思当下的呼唤，对实现政治正义伦理的呼唤，更是对道路选择的呼唤。
20年弹指一挥间，东欧的20年历程应如何认识，东欧各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异同点应如何分辨，金雁教授的新著《从“东欧”到“新欧洲”》对此作了很好的梳理和具体的解读。可以说东欧是他山之石，也可以说东欧是他人的酒杯，总之都是冲着自己而来。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从《新饿乡纪程》、《十年沧桑》到《从“东欧”到“新欧洲”》，金雁对东欧问题的研究既有“纪程”（到处走、到处看）的特点，更有敏锐而深刻的思考与表述力度。写《新饿乡纪程》的时候，她说就是因为看到主流媒体对东欧巨变的报道不真实、不客观、不全面，而她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当地媒体的信息多元、报忧不报喜等特点很容易造成我们的有意性选择和误读。直到今天，还不能说这种情况有多少好转，或者说还不具备好转的前提—只要我们还是像王婆那样吆喝自家的货色，就无法允许客观地、真实地讲述他乡的故事。
不能说中国学者很少关心东欧问题，二十年来学界和国策班子的研讨、文章、讲话恐怕早可以汇编为厚厚的文集了。在前期，这些文字主要围绕着原因、特征、性质、教训等命题进行表述，近几年则是通过对东欧的问题和困境（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表述而回到对“中国模式”的证明。金雁在“前言”中说，国内的舆论多是以“巨变”如何糟糕为主调，反而到了人家走上正轨之后关注就少了很多，于是在民间就有了东欧“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说法。可见，在禁锢的舆论中要研究“他山之石”是何等的不容易。
人们不难发现，主流意识的“否定论”是双重的：首先是从“东欧巨变否定了什么”作为所有问题的切入点，突出地表达了巨大的敏感与警示性；然后就是对巨变本身的否定，以这种“否定论”论证“坚持论”。那么，在“否定”与“坚持”之间，对原因的探讨也就是对应变之计、坚持之策的申述。按照传统的思维与表述模式，任何变化不外是由内因和外因引起，前者是主要因素。内因也有两个层面，首先是作为“老大哥”的苏共自己变了，也放手让小兄弟们各自求变；其次是东欧各国政党自身的失误。外因当然就是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在这些论述中，最关键的核心概念异常凸显，在此已不必赘述。
与“否定论”相匹配的是“倒退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倒退论”的表述也是双重的：从社会主义道路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从社会民主党的共产党化倒退到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其实，“倒退”与“进步”根本不是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比如说，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后最先带来的是立宪会议的召开，后来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解散，作家高尔基愤怒斥责这是历史的倒退—“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应该承认的是，在主流意识中逐渐也有来自不同层面的声音。去年在北大召开了一个“中东欧转轨二十年：经验与教训”学术研讨会，显示出主流学界的某些发展变化，如研究课题的多样性、也有对政治转轨和民主化进程的关注等等。也有些研究是比较现实功利的，如有学者认为这些国家已经陆续加入欧盟，而欧盟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些国家加入欧盟可能会对中国有不利的影响，因此中东欧是值得研究的。
无论如何，不能再让“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成为我们的东欧消息树。
“东欧”与“新欧洲”
在该书的“前言”中，作者首先对我们习用的“东欧”概念作出解释：作为地理概念的“东欧”本来指俄罗斯，但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原来地理意义上的中欧各国被归入“东欧”，因此它是一个充满“冷战”色彩的概念。我的理解是，从转型过程的角度说，必须讲“东欧”；而谈到加入欧盟后，则谈“新欧洲”为宜。
金雁对东欧转型的看法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真实的“东欧”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转型，无论是成功还是曲折，都是来自内在动力，既不是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也不是外来力量强加的，与1948年之后的强制“苏联化”不同。而“新欧洲”的景象则是从整体上看，这些国家的转型基本完成，尤其是已经于2004年加入欧盟的国家，尽管在追赶和融入老欧洲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反复和小曲折，并且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但是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决心。
应该说，这两点看法作为金雁对“东欧”和“新欧洲”的基本认知和评价，更多具有历史学表述的特征。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中，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都必须从现实观察和文献研究中才能梳理清楚和进行判断，在这里就更多需要进行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分析。尤其重要的是与中国的社会转型进行比较，才能更清楚地看到真实的“东欧”转型究竟是怎么回事。该书中有秦晖撰写的“东欧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章就是集中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东欧与中国在处置国有资产问题上的比较就很值得国人思考：除了前东德和捷克以外，其他各国的私有化过程都很缓慢、交易费用很大；反观我们很多地方的国有企业转轨，几乎是一夜之间“全卖光”、“全送光”，可见我们是只卖不说（“私有化”不能说）或多卖少说，而他们是说得猛，卖得慢。这两种结果当然是高下立判：人家是社会各阶层投入利益博弈、讨价还价，无论好坏总是自己力争而来，而我们则是一纸命令之下，工人走人、资产改姓、土地易主。
由此，作者总结出“中东欧与中国的三大区别”：一、改革方向的真正差异主要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二、中国人原来太惨了，改革总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只是得利多少），而东欧人原来也不错，改革带来了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有人得利有人损）；三、东欧实现了民主化，而中国没有。那么，这三种重大区别意味着什么？作者认为意味着在东欧解决了合法性的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起点公正、代理公正、协商公正。这就是真实的东欧转型中的代价与结果。
至于“新欧洲”的景况，金雁分别从政治冷漠化与传统政党危机、网络政治的强势、“福利国家”的问题、新的民粹主义的崛起等角度进行了论述，“总之，新欧洲国家既有西欧的问题，又有自己的问题，……既有过去的难题，又有未来的困境。新欧洲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这并非一劳永逸，她注定仍将在摸索中行进”。除了这些方面的问题，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巴富瓦尔在其《从“休克”到重建：东欧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欧洲化》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特别指出，“欧洲化一词所代表的进路适用于理解东欧的转型，也就是说它同西欧的各种分析思潮是吻合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成果，开辟了将东欧和西欧的各种不同变革过程进行比较的广阔领域”。这也可以看作是“新欧洲”在理论研究上带来的新景观。
“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
在东欧政治史上，“墙”是一个无比坚硬和影响深远的概念，也是人类政治史上最具物质性的极权政治概念。该书中的“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一章介绍了柏林墙的来龙去脉，也分析了各种相关论述。
2009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世界上不少地方的人们以各种形式向这一纪念日致意。英国作家弗雷德里克·泰勒为他初版于2006年的《柏林墙》撰写了“再版序”，一方面对20周年纪念日表示庆祝，另一方面表述了他从中获得的启示和忧虑：从新成立的“德国左翼党”（Die Linke）的现状联想到柏林墙，警惕地注意到柏林墙的顽固支持者又在粉墨登场。书中还记录了1963年6月26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柏林舍恩贝格市政厅前对将近50万西柏林人发表演讲的情景，肯尼迪说：“所有自由的人，无论生在何处，都是柏林的市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我骄傲地说：”我是一个柏林人。‘“最后这句名言在20世纪后来的日子中在世界各地被一再挪用，”今天我是一个××人“成为一种国际性声援的口号。遗憾的是，作者漏掉了肯尼迪在这次演讲中同样著名的另一段话：”自由困难重重，民主并不完美，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垒起一堵墙，把人民挡在其中，阻止他们逃离我们。“他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记者彼德·列宾拍摄的那张东德士兵跃过铁丝网的照片成为20世纪人类政治历史的重要见证之一。在所有关于这张照片的解说中，下面这段文字是最为简洁的：“1961年8月13日凌晨，在铁丝网网成的柏林墙即将封闭的一瞬间，一个参与围墙行动的东德士兵突然跳跃过铁丝网，投奔西德一方。”黎明时分，一条蜿蜒于街道、住宅区、花园，横贯164公里边界线上的铁丝网建成了。照片中的士兵是黎明中历史性的一跃。
而他的后继者们，只能选择跳楼、以重型机动车辆撞墙、翻墙、小汽车钻栏杆、开潜水艇、爬电缆卷筒、挖地下隧道、乘空中热气球等方式逃亡。有统计说，在柏林墙存在的28年岁月里，共有5043人成功越墙逃入西柏林，239人死亡，260人受伤。此外还有约六万人被指控为“企图判逃”而遭到为期平均十六个月的监禁。
2001年当我参观位于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Deutsches Museum）的时候，在这家号称世界最大的科技博物馆中看到一件很特殊的展品：前东德的一个家庭以一辆摩托车为基础建造的“小飞机”—有一对小翅膀，可以挤进三个人。说明牌上写着，它还未曾试飞就被邻居告发，主人被秘密警察抓走。不能说展出这件展品的用意不带有冷战时代的思维痕迹，但无可否认这是20世纪人类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一幕悲剧。
良知与牺牲精神
金雁以“前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作为全书的下篇，很值得中国知识分子反躬自省。在这部分作者一再引用了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的《欧洲精神：围绕切斯拉夫·米沃什，雅恩·帕托什卡和伊斯特万·毕波展开》一书中提供的材料，勾勒出一幅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群像。
关于个人良知的重要性，在捷克现象学哲学家帕托什卡（一译帕托契克）那里表现为在极权专制下对责任与牺牲所作的选择的内在驱动力。在捷克现象学家看来，内在良知越来越成为个人在蔑视人性、冷酷无情的权力宰制下维护生命意义和尊严的最后防线，因为所有外在的因素都可以成为逃避选择的理由—尽管常常不是借口，而是真实的理由。
这三位欧洲知识分子都是在个人良知的召唤下勇敢地选择了责任和牺牲的道路，在20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是中欧、西欧，还是东海、西海，人类有些共同的精神价值是相通的。帕托什卡说：“真正应该做到的是，在任何时候都活得有尊严，不胆怯，不退却。即使在某些时候会遭到镇压，也要义无反顾地讲真话。因为只有在经历了磨难以后，人们才会逐渐意识到，有些东西是值得为之受苦的”。
于是，受苦、牺牲这些概念和问题的无比沉重的真实性就摆在人们的面前。当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拒绝在一份所谓的忠诚声明上签名的时候，他说这场对抗是哲学的对抗，对阵的双方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他们生活的无意义，“如果你尊重自己，聆听自己的内心，就绝对不能与官僚机构妥协”。实际上，如果所有的概念中只能选择一个作为对“中欧思想”的概括的话，匈牙利人扬诺斯·基斯的选择是尊严这个概念，他对“应当抗议”的解释是“因为人的尊严受到侵犯。应当抗议，因为不作反抗将损害我们自身的尊严。应当抗议，这是为了将这种损害尊严的行为公之于世……”。作者在全书的最后写道，在匈牙利一所以伊斯特万·毕波命名的学校中张贴着这位思想家在上世纪30年代末写的《热爱自由者的十诫》，其第五条就是：“永远不要忘记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
可以说，这就是要面包、更要自由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