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中国共产党应当向国民党学习，这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长期的教化是，国民党因腐败又专制而被人民所唾弃的。共产党是先进的革命党，他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转变为新中国。难道一个先进的政党，一个胜利了的政党，值得向一个腐败的政党、一个失败了的政党学习吗？
国共两党的争斗交恶自1927年始长达六十余年。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两党斗争史。它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国民的思想与心理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
两党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共方面的说辞，是一场神圣的革命。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此革命赴汤蹈火，献出生命。滔滔鲜血流成河。胜利，对于中共，来之不易。
但是，今天，我们来好好体味两党之争，不过是两大集团，两大党派，为争夺国家权力的生死搏斗。中共夺得国家权力，凭借这个权力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乃是革命中付出无数头颅和鲜血的报酬。就在中共庆祝90周年举办的大型文艺演出中，重点演唱了《打天下坐天下》一曲，它典型而通俗的告诉人们，中共“革命”的实质是“改朝换代”，而不是使中国获得新生，使人民主宰这个国家。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一胜一败的格局由此而定。
但是，海峡两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2009年，我说过一句话，失败者成了胜利者。而昔日的胜利者今日却陷于风雨飘摇之中。
历史诚告中共：共产党应当向国民党学习。
学习什么呢？
学习“三民主义”。七十多年前，中共自称自己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注意：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有本质的区别）毛誓言，本党愿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只是政权到手之后，背弃了初衷，急忙搞了社会主义。结果很糟。至上世纪80年代初，另择新路，中共的政权才得以维持。但中共的党章，国家的宪法，依然遵马克思主义为党国之指导。中共在此止步不前。可是，马列主义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是暴力，是专制，是消灭自由思想，消灭自由经济，与资本主义文明对着干。所以，马克思主义那个专政学说，那个灭资学说，实在是误国主义，害国主义，是违背中国人民意愿和中国实际的空想主义。上世纪80年代初期，部分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如有限地开放自由经济，才给中国注入了活力，才使中共今天有充裕的财力大力“维稳”，挽救岌岌可危的一党统治。
中共应当有一个新的觉悟，放弃马列主义，举起三民主义的旗帜。
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就民族独立的任务而言，于上世纪40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已经完成。但民族主义中的民族统一的大任尚未完成。统一的困难恐怕主要来自中共方面。民族主义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各民族一律享有民族自决权，共同组成平等、自由、统一的民族国家，这意味着从此结束中央集权制。
中共如果实行民权主义，就不会长期坚持早已腐朽了的一党专政。孙中山将民权主义的实施分为三个步骤：军政，训政，宪政。军政、训政是实现宪政的过渡阶段，时间都很短。孙中山将军政限定为三年，而训政仅六年为限。训政不能仅理解为一党执政，是政府派员到各地协助、训练人民自治，待各地自治政府成立便是宪政的开始。但只有当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人民依宪法行使自己权力之时，宪政大业才告成功。中共党内外有识之士，一直呼吁：何时宪政大开张，不就是迫切要求落实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方面，孙中山指出，其基本任务是政府与人民共同协力，满足国民食衣住行四大需要，使民足食，裕衣，乐居，利行。此外，政府还经营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药卫生等公共事业，这实际上是政府承担社会保障事业。
进入新世纪后，中共才将民生作为一个明确的口号，纳入执政实践。几十年的执政中，沉湎于阶级斗争，醉心于特权享受，对于民生少有关注，甚至弃若敝屣，可检讨自省的，对人民欠账的，实在太多。如果执政伊始就关注民生，不搞共产，不搞折腾，不至于举国贫穷，人祸横行。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特别强调：“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宣言》对“平均地权”的解释是：盖酿成经济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为此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自此次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
《宣言》对“节制资本”的解释是：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中共如果实行孙中山所倡导的“平均地权”、 “节制资本”的方针，就可避免犯下消灭地主、消灭资本家的历史大错。地主、资本家这些乡绅和城市工商精英也可免遭灭顶之灾！
因为，“平均地权”只是对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实施限制政策。实施这个政策，第一，国家根据地主所报的地价征收土地税，用以改善民生事业之用；第二，国家根据地主所报地价可以收买其土地，用以分给少地农民耕种之用；第三，地价上涨后，其高涨部分归国家所有，供国民共享。平均地权的三项内容中，我们不难知道：国家不是无代价地一次性地粗暴地没收地主的土地，即不是像农民起义“打土豪、分田地”所做的那样。地主有地，农民缺地，国家承担两者利益调节者的职责，有偿地收买地主的土地分给需地的农民。此法解决了农民缺地的问题，同时，地主为满足农民土地之需要与向国家纳税亦作出了贡献。这个平均地权的改良方案使农民、地主与国家三方均得利益；地主的利益似乎有所损失，但比无条件加以没收却是大幸，比暴力剥夺大为文明了。
“节制资本”是同样的精神。国家承认资本家的正当权益，即承认资本的所有权及允许其合法经营。同时，国家征收其所得税使其利润中的一部分通过国家再分配为社会共享，达到利润不能为资本家独占的目的。国家还通过实行某些国民生计之产业私人资本不进入的政策，达到节制本国及外国资本的目的。这同样是国家、资本家和工人三者利益的调和。不是剥夺资本，消灭资本家，消灭这个阶级对于发展经济的积极作用。在这样的社会中，其经济生态是多元的，既有私人资本，又有国家资本，经济发展自然会充满活力与动力。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他自己声明，“也即中国式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节制”，但不是剥夺资本、消灭资本家；不但不消灭资本家，还要“发展十万大资本家”。他说：“民生主义并非均富主义”，社会主义若是“谓夺富者之财以济贫，如是谓之均，乃误会也。”这是孙中山十分重要的思想，可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毛是灭资，要资本主义断子绝孙。毛是“夺富者之财以济贫”，结果均贫，普遍的贫穷。孙中山早就指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误会。孙中山在百年之前就有如此卓识，可惜为中国人不知不理。面对毛氏社会主义三十年的大弯路，付出了大代价，在读到孙中山先生的这些卓见远识，令人倍感亲切，倍感珍贵。
可以设想，国民党如果不败退台湾，在大陆继续执政，会推行暴力土改，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地主、富农吗？会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剥夺资本，消灭资本精英吗？会发动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进行一场全歼性的迫害，以暴力驯服知识分子吗？会推行合作化、公社化，会掀起大跃进、共产风、瞎指挥的歪风吗？会发生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吗？会发生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吗？如果国民党不结束一党专政，肯定也会发生种种问题，出现种种矛盾，但如果它不抛弃三民主义，那么它绝不可能像毛极权统治那样，以党国为敌，内斗不息，弄得民不聊生，冤狱遍于国中。
近二十年来中共推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还不是走上了孙中山在百年前就指明的道路。如果说，中共过去是不自觉遵循孙中山三民主义之路，那么，从今天开始，就应当全面、自觉地走“三民主义”之路。
在当前，中共特别要学习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的勇气，引导国家走上民主宪政的普世大道。
推行市场经济20年来，由于权力体制不变：一党专政，中央集权，以官为本，民权旁落，诱使权贵资本主义滋生，近十年更是膨胀凝聚成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压迫、凌夺中国的弱势群体。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严重失衡，社会贫富两极凸显与对立，使各种社会问题成堆。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日趋尖锐，社会骚乱此起彼伏，民变风潮四处涌动，中共当局犹如坐在火山口上，惶惶而不可终日。面对“太平盛世”，中共不惜动用巨大的财力与人力，封杀异见，打压民众，以保江山，但终究不是安国治邦之良策，反会引发更激烈更大规模的冲突。明智之举是向国民党学习，开放报禁党禁，让新的政党脱颖而出，还政于民，多党竞选，真正实现主权在民，使国家政权实现和平交替，建立宪政民主的新秩序。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共当局应顺民意，合潮流，向当年蒋经国那样，当机立断，结束中共六十余年的一党专政，使中国汇合到全球化的民主大潮中去，使中共与国民党在全新的政治舞台上亮相，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
历史给中共的选择时机，恐怕不会太久了。
2011年7月1日
中国共产党应当向国民党学习，这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长期的教化是，国民党因腐败又专制而被人民所唾弃的。共产党是先进的革命党，他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转变为新中国。难道一个先进的政党，一个胜利了的政党，值得向一个腐败的政党、一个失败了的政党学习吗？
国共两党的争斗交恶自1927年始长达六十余年。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两党斗争史。它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国民的思想与心理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
两党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共方面的说辞，是一场神圣的革命。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此革命赴汤蹈火，献出生命。滔滔鲜血流成河。胜利，对于中共，来之不易。
但是，今天，我们来好好体味两党之争，不过是两大集团，两大党派，为争夺国家权力的生死搏斗。中共夺得国家权力，凭借这个权力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乃是革命中付出无数头颅和鲜血的报酬。就在中共庆祝90周年举办的大型文艺演出中，重点演唱了《打天下坐天下》一曲，它典型而通俗的告诉人们，中共“革命”的实质是“改朝换代”，而不是使中国获得新生，使人民主宰这个国家。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一胜一败的格局由此而定。
但是，海峡两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2009年，我说过一句话，失败者成了胜利者。而昔日的胜利者今日却陷于风雨飘摇之中。
历史诚告中共：共产党应当向国民党学习。
学习什么呢？
学习“三民主义”。七十多年前，中共自称自己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注意：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有本质的区别）毛誓言，本党愿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只是政权到手之后，背弃了初衷，急忙搞了社会主义。结果很糟。至上世纪80年代初，另择新路，中共的政权才得以维持。但中共的党章，国家的宪法，依然遵马克思主义为党国之指导。中共在此止步不前。可是，马列主义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是暴力，是专制，是消灭自由思想，消灭自由经济，与资本主义文明对着干。所以，马克思主义那个专政学说，那个灭资学说，实在是误国主义，害国主义，是违背中国人民意愿和中国实际的空想主义。上世纪80年代初期，部分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如有限地开放自由经济，才给中国注入了活力，才使中共今天有充裕的财力大力“维稳”，挽救岌岌可危的一党统治。
中共应当有一个新的觉悟，放弃马列主义，举起三民主义的旗帜。
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就民族独立的任务而言，于上世纪40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已经完成。但民族主义中的民族统一的大任尚未完成。统一的困难恐怕主要来自中共方面。民族主义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各民族一律享有民族自决权，共同组成平等、自由、统一的民族国家，这意味着从此结束中央集权制。
中共如果实行民权主义，就不会长期坚持早已腐朽了的一党专政。孙中山将民权主义的实施分为三个步骤：军政，训政，宪政。军政、训政是实现宪政的过渡阶段，时间都很短。孙中山将军政限定为三年，而训政仅六年为限。训政不能仅理解为一党执政，是政府派员到各地协助、训练人民自治，待各地自治政府成立便是宪政的开始。但只有当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人民依宪法行使自己权力之时，宪政大业才告成功。中共党内外有识之士，一直呼吁：何时宪政大开张，不就是迫切要求落实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方面，孙中山指出，其基本任务是政府与人民共同协力，满足国民食衣住行四大需要，使民足食，裕衣，乐居，利行。此外，政府还经营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药卫生等公共事业，这实际上是政府承担社会保障事业。
进入新世纪后，中共才将民生作为一个明确的口号，纳入执政实践。几十年的执政中，沉湎于阶级斗争，醉心于特权享受，对于民生少有关注，甚至弃若敝屣，可检讨自省的，对人民欠账的，实在太多。如果执政伊始就关注民生，不搞共产，不搞折腾，不至于举国贫穷，人祸横行。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特别强调：“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宣言》对“平均地权”的解释是：盖酿成经济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为此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自此次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
《宣言》对“节制资本”的解释是：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中共如果实行孙中山所倡导的“平均地权”、 “节制资本”的方针，就可避免犯下消灭地主、消灭资本家的历史大错。地主、资本家这些乡绅和城市工商精英也可免遭灭顶之灾！
因为，“平均地权”只是对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实施限制政策。实施这个政策，第一，国家根据地主所报的地价征收土地税，用以改善民生事业之用；第二，国家根据地主所报地价可以收买其土地，用以分给少地农民耕种之用；第三，地价上涨后，其高涨部分归国家所有，供国民共享。平均地权的三项内容中，我们不难知道：国家不是无代价地一次性地粗暴地没收地主的土地，即不是像农民起义“打土豪、分田地”所做的那样。地主有地，农民缺地，国家承担两者利益调节者的职责，有偿地收买地主的土地分给需地的农民。此法解决了农民缺地的问题，同时，地主为满足农民土地之需要与向国家纳税亦作出了贡献。这个平均地权的改良方案使农民、地主与国家三方均得利益；地主的利益似乎有所损失，但比无条件加以没收却是大幸，比暴力剥夺大为文明了。
“节制资本”是同样的精神。国家承认资本家的正当权益，即承认资本的所有权及允许其合法经营。同时，国家征收其所得税使其利润中的一部分通过国家再分配为社会共享，达到利润不能为资本家独占的目的。国家还通过实行某些国民生计之产业私人资本不进入的政策，达到节制本国及外国资本的目的。这同样是国家、资本家和工人三者利益的调和。不是剥夺资本，消灭资本家，消灭这个阶级对于发展经济的积极作用。在这样的社会中，其经济生态是多元的，既有私人资本，又有国家资本，经济发展自然会充满活力与动力。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他自己声明，“也即中国式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节制”，但不是剥夺资本、消灭资本家；不但不消灭资本家，还要“发展十万大资本家”。他说：“民生主义并非均富主义”，社会主义若是“谓夺富者之财以济贫，如是谓之均，乃误会也。”这是孙中山十分重要的思想，可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毛是灭资，要资本主义断子绝孙。毛是“夺富者之财以济贫”，结果均贫，普遍的贫穷。孙中山早就指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误会。孙中山在百年之前就有如此卓识，可惜为中国人不知不理。面对毛氏社会主义三十年的大弯路，付出了大代价，在读到孙中山先生的这些卓见远识，令人倍感亲切，倍感珍贵。
可以设想，国民党如果不败退台湾，在大陆继续执政，会推行暴力土改，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地主、富农吗？会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剥夺资本，消灭资本精英吗？会发动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进行一场全歼性的迫害，以暴力驯服知识分子吗？会推行合作化、公社化，会掀起大跃进、共产风、瞎指挥的歪风吗？会发生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吗？会发生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吗？如果国民党不结束一党专政，肯定也会发生种种问题，出现种种矛盾，但如果它不抛弃三民主义，那么它绝不可能像毛极权统治那样，以党国为敌，内斗不息，弄得民不聊生，冤狱遍于国中。
近二十年来中共推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还不是走上了孙中山在百年前就指明的道路。如果说，中共过去是不自觉遵循孙中山三民主义之路，那么，从今天开始，就应当全面、自觉地走“三民主义”之路。
在当前，中共特别要学习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的勇气，引导国家走上民主宪政的普世大道。
推行市场经济20年来，由于权力体制不变：一党专政，中央集权，以官为本，民权旁落，诱使权贵资本主义滋生，近十年更是膨胀凝聚成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压迫、凌夺中国的弱势群体。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严重失衡，社会贫富两极凸显与对立，使各种社会问题成堆。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日趋尖锐，社会骚乱此起彼伏，民变风潮四处涌动，中共当局犹如坐在火山口上，惶惶而不可终日。面对“太平盛世”，中共不惜动用巨大的财力与人力，封杀异见，打压民众，以保江山，但终究不是安国治邦之良策，反会引发更激烈更大规模的冲突。明智之举是向国民党学习，开放报禁党禁，让新的政党脱颖而出，还政于民，多党竞选，真正实现主权在民，使国家政权实现和平交替，建立宪政民主的新秩序。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共当局应顺民意，合潮流，向当年蒋经国那样，当机立断，结束中共六十余年的一党专政，使中国汇合到全球化的民主大潮中去，使中共与国民党在全新的政治舞台上亮相，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
历史给中共的选择时机，恐怕不会太久了。
2011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