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 Fenggang
*宗教学者:任命过程涉及技术问题*
不过,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却表示,中梵双边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冲突其实有其技术问题。杨凤岗说:“现在中国的很多教区没有主教,很需要主教,与此同时,(梵蒂冈)每次的审批过程都很烦琐,时间很长,所以这里有时候是技术上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有时候是政治上的原因。”
在去年11月梵蒂冈指责中国自行任命主教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随即对此做出回应,洪磊表示,中国天主教会根据几十年来的传统,以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推进主教选举和祝圣工作,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表现。洪磊强调,任何指责和干涉之类的行为,都是一种限制自由和不宽容的表现。
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在其2010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中,中国被列为八个在宗教自由问题上“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中其中的一个国家。美国国务院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只允许经由中国国家批准的五个“爱国宗教组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新教)可以登记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中国政府允许在已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和私人场所发展教徒;而公开发展教徒,在未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发展 教徒或由外国人发展教徒都是不被允许的。
*傅希秋牧师:中国没有普世宗教自由*
在谈到中国的宗教自由时,“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牧师表示,从普世宗教自由的意义来讲,中国是没有宗教自由的。他说,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是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在你心里你可以信什么,但是不能表达出来。
傅希秋说:“中国的宗教自由一直停留在有限的内心的宗教信仰自由上,而没有传播宗教的自由,也没有神职人员认定和选举的自由。中梵关系的恶化也彰显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宣告和国内政策之间前后矛盾的宗教政策,这就是,在国际上宣告它有宗教自由,但是在国内又完全是(执行)宗教迫害、宗教限制的政策。”
*中国宗教自由离宪章规定的还有很大距离*
不过,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教授却表示,中国的宗教自由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他说:“我相信去中国看的人都会说,现在中国人享受的宗教自由和20年前、30年前相比要多多了,但是与此同时和中国自己的宪法和联合国宪章所提出的宗教自由那样的标准(相比),中国显然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目前中国处在宗教自由在不断增长扩展的一个状况下。”
杨凤岗认为,每个国家在宗教自由上都有理想的原则,但是在实践中受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往往做不到完美。不过,杨凤岗强调,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的事情是完全孤立于这个世界之外的,如果中国能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正确对待国内外的批评和监督,那么中国的宗教自由一定会有更多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