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的《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以下简称”余文”）在谈到有关零八宪章的争议时，用”两条道路斗争史”归纳如下：
“关于零八宪章所引发的争论，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一百年前康（有为）梁（启超）与孙（文）章（太炎）之间就发生过，在胡适与左倾的民盟诸君之间也发生过。刘晓波的道路是康梁的道路，是胡适的道路，是改良的道路，是渐进的道路，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是文化启蒙与人格更新的道路；而与之对立的，则是孙章的道路，是左派的道路，是激进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是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道路。晚近一百年来，极其不幸的是，中国在多个历史转折关头都选择了后者，而抛弃了前者，从而酿成了不断地以更加严酷的专制取代不那么严酷的专制的悲剧。”
但余文除了对刘晓波和胡适的政治选择做了似曾相识的比照外，对此归纳基本没有提出什么根据，更没有任何论证，无论是对康梁—胡—刘”改良的道路”共性的概括，还是对康梁与孙章”改良与革命两条道路”对立的分类，都是一言以蔽之，令人难以信服。笔者在前文《”改良派”的道路就是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吗？》的质疑中已经说明：将康梁”改良的道路”概括为”非暴力的’和平演变’的道路”显然有违史实，将始终没放弃完全主张或支持使用暴力手段从政的康梁，与一贯主张并坚持”非暴力”原则且从未从政的刘晓波，都划为走一条路”改良派”，显然没有任何依据且自相矛盾。事实上，康梁和孙章在如何对待”后党”顽固派当权者方面，在如何对待阻扰其实现自己政治变革理念的统治者方面，并不存在”和平与暴力”的原则性对立，只有根据其不同政治理想、需要和力量对比，在不同的时期选择不同的和平或暴力主张的策略差别而已。
康梁”改良的道路”和孙章”革命的道路”的对立，其实也不在余文归纳的任何其它方面，而主要在文中丝毫没有涉及的两个方面：
一）是否反皇帝——民权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民主政体；
二）是否排满——民族革命，推翻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将其势力驱逐回其入主中原前的东北满洲。
康梁和孙章的争论，主要也都在这两方面，尤其是第一方面，此外还有其它一些无关紧要的相关或枝节问题。无论现在如何去看待和评价那时的争论，都与余文提及的”关于零八宪章所引发的争论”——”也有一些以未来中国的总统、总理、议长自居的’民运领袖’发表若干幸灾乐祸的言论，污蔑零八宪章是向中共’献媚'”，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毫无相似之处。余文声称”关于零八宪章所引发的争论，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一百年前康（有为）梁（启超）与孙（文）章（太炎）之间就发生过”，不知从何谈起。
康梁虽然被公认为中国的”立宪派”之祖，但从来就没有提出过类似于宪章一类的文件，他们关于”君主立宪”的主张，一直是作为反对”共和革命”和”民主立宪”的宣传提出来的，就如康有为《大同书》中提出的”大同社会”一样，只是属于对未来政治变革勾画的理想，真正作为”革命”替代选择的”改良”措施，则是游说甚至等待出现有实权的开明君主——如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德国威廉二世，首先实行”开明专制”下的变法维新，然后才能”立宪”.他们与”革命派”的争论主要在这两条道路的合理性、可行性和难易程度上。相关史实如下：
1）1898年的”戊戌变法”并未提出任何”立宪”的主张，康有为向光绪帝上奏《应诏统筹全局折》，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均属”开明专制”变法图强之道；而进呈《突厥削弱记序》、《法国革命记序》、《波兰分灭记序》等，说明不变法则衰败、遭人民革命和列强瓜分而丧权亡国的教训，实际上等于承认如内无革命之威胁、外无侵略之危险，就难以说服专制君主趋向开明。后人重提康当时提出的变法主张，很多是援引他在1911年汇集发表的《戊戌奏稿》一书，但据当代学者对照前清档案中的原件，发现其中有很多后来的篡改，尤其是”立宪法、开国会”的字句，在原件中无一存在。这是康在”勤王衣带诏”外，又一次作伪。另一方面，章太炎当时也属于”维新派”，到变法失败后才转向”革命派”并激烈反满。”改良派”与”革命派”此时各行其事，基本无暇争论。
2）1902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挑起了两派第一场大论战，他提出政治体制进化的”三阶段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罗列了中国”不可行革命”的四大理由：一是中国民众智慧不足以革命实行变法的条件——”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二是革命残酷——法国倡导革命而导致”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中国革命将”是使四万万同胞死其半也”；三是革命亡国——”内乱相残，必至令外人得利也”；四是满汉同种、大清举世无双、皇帝圣明而有天命——”汉人爰者匹夫可以为宰相”，”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清朝为”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各国所未有也，亦可谓古今至仁之政矣”，光绪帝”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革命派”纷纷发表文章反驳，其中以章太炎次年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最为雄辩著名。例如，章针对”皇帝圣仁英武”驳斥道：”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自身难保，何谈立宪？何况”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因为在专制下”立宪”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上有一人雄才大略，下有万民齐心拥护，因此有二难；而革命的发生就在于百姓已找到齐心拥护者，”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因此只有一难。”载湉一人之才略，则天下信其最绌矣”，已成为”保皇党”的无解难题；但谁敢肯定”革命党”中就一定没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呢？在华盛顿、拿破仑不因革命而出名前，”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其它驳论，不必一一赘述。
3）1906年初，梁启超先后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并合刊出版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对”革命派”展开全面反击，引发了两派第二场大论战。他进一步发挥了康有为的”三阶段论”，认定中国当时”与其共和（民主），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其主要论点，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相率以要求立宪” “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将导致镇压以至革命；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五是”种族革命实不可以达政治革命之目的”；六是”革命绝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等等。由张继和章太炎相继担任主编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连续发表文章逐一批驳梁的论点，尤其是针对他提出只能根据专制政府开明可行程度要求立宪，反驳说：”即以君主立宪而论，亦由国民革命之结果。未有国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宪者也。政府怵于国民之革命而让步焉。君权民权，相与调剂，乃为君主立宪。若该报专望政府开明专制，而国民舍劝告以外无他事，则其结果只能成野蛮专制政体，若望君主立宪，真羝羊生乳之类耳”，而清政府”所处之地位，只能与国民为敌，不能与国民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诸政府，而未望之於国民。国民既能改革矣，则民权立宪当然之结果也”.
4）1908年8月27日，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及其附属文件《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并明定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将于1916年正式颁布宪法和进行第一次国会选举，1917年召开国会。该宪法大纲的内容以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为蓝本，但删去了其中限制君权的有关条款，由正文”君上大权” 14条和附录”臣民权利义务” 9条组成。”君上大权”规定：”一，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全权处置范围包括：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开闭、展停或解散议院，设置政府机构、任免官员和决定俸禄，统率军队和一切军事，宣战、议和、订立条约，派受使臣等对外事务，宣布戒严和以紧急诏令限制臣民自由，爵赏恩赦，总揽司法，行政命令等。”臣民权利义务”包括，合乎法令资格有当官和议员，在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非依法规定不受逮捕、监禁、处罚，可向法官起诉和只受司法机关审判，财产和居住无故不受侵扰等权利；纳税、当兵及遵守法律等义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宪法意义的文件，但对比当时颇受”立宪派”推崇的日本”明治宪法”，君权扩大而民权缩小，因此颁布后反而激起朝野普遍不满，连”立宪派”中的温和派也大失所望，称之为”伪立宪”，梁启超斥之为”吐饰耳目，敷衍门面”！从此以后，连在朝的”立宪派”与也与清廷渐行渐远，与”革命派”合作者甚至象章太炎那样的转向者越来越多，以至于三年后在武昌新军因士兵走火而引发的”辛亥革命”中，各地以武装起义响应的领袖人物往往以”立宪派”具多，连临危受命再任内阁总理大臣、在朝”立宪派”首领袁世凯也借机与”革命派”妥协合流，以其部将用武力威胁逼迫清帝退位。康梁与孙章之间的争论也就以后者在舆论上的胜利而告终。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余文所说的”关于零八宪章所引发的争论，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一百年前康（有为）梁（启超）与孙（文）章（太炎）之间就发生过”，显然与史实不符，而两个”宪章”及其所产生的反应和引发的事件也决然不同：
1）一百年前的那个《钦定宪法大纲》是由当朝统治者颁布的；《零八宪章》是由民间独立人士联署发表的，联署人因此受到统治当局的各种追究，从传讯、恐吓、骚扰到拘押。
2）《钦定宪法大纲》的内容完全是个”君主立宪”的”专制宪纲”，其”改良”程度比当时世界上一些”开明专制”的宪法还差得远，更不如现在”党主立宪”的《中国宪法》；《零八宪章》无疑是当代宪政民主理念的产物，正如很多国际媒体评价的，比《中国宪法》无疑有革命性的突破。
3）《钦定宪法大纲》遭到了对清廷持异议或反对的各派——从”革命派”到”改良派”主流普遍不满以至斥责；《零八宪章》得到对中国当局持异议或反对的各派——从”自由派”、”改革派”到”革命派”的普遍支持和赞扬。
4）《钦定宪法大纲》不但没有引发当时”改良派”和”革命派”——尤其是康梁与孙章之间的新争论，反而促进了他们的部分合流或转变；《零八宪章》引发了一些不同派别的个人争论，甚至被用于个别联署人之间的人身攻击。
总而言之，一百年前的那个《钦定宪法大纲》无论对”康梁的道路”是否有影响，但他们当时选择”开明专制”的道路则是始终未变的。因此，即使他们之中有人如康有为那样彻底的”保皇党”支持那种”专制立宪”，并因此被称之为向专制者”献媚”，也本是其道路选择的题中应有之意。向专制者”献媚”，本来就是所有选择”开明专制”者走”改良的道路”的必不可少一步，否则怎么可能获得专制者的信任，接受”改良”以至于事实上要削弱和限制专制权力的”立宪”呢？如上所述，”康梁的道路”在事实上也一直包括”献媚”这必不可少的一步，康梁对皇帝对专制者夸张而肉麻吹捧的言行在史料中比比皆是，说他们是”献媚”毫不过分，即使他们自己也从来没有说那就是”污蔑”.如果说谁的道路就是当年”康梁的道路”，那么就等于承认”献媚”是事实而非”污蔑”；如果说其”献媚”就是”污蔑”，那就不可能真在继承”康梁的道路”.由此可见，余文在这个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
换句话说，如果”康梁的道路”能算是余文说的”文化启蒙与人格更新的道路”，那也是面向上层以至君主、趋向入朝做官、以献媚而等待”明君”恩准的道路。因此，”康梁的道路”的当代继承者，显然是那些主张目前必须实行”开明专制”或”党主立宪”的”体制内改革派”，或者更是象康梁那样失势的所谓”新权威主义者”.《零八宪章》签署者的道路显然是因人而异，其中有人或许要继承”康梁的道路”，但根据余文介绍的”刘晓波的道路”，即使同样作为”文化启蒙与人格更新的道路”，也仍然是与前者完全不同的道路，那就是面向大众、安心在民间做独立人士、促进公民社会认同的道路，即作为”宪政民主”社会基础的道路——相对于前者，尽管也”是激进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
2008年1月6日
